发表日期 02/05/2006 更新日期 02/05/2006 13:17 TU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还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封信预示着毛泽东准备对高等教育和科技文化领域实行全面整顿,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大改造。这封信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五七指示”。
两年后,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提供了新经验”。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还传达了毛主席‘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這样做。”
文章发表后﹐各机关大学及研究单位纷纷到外省农村建立五七农场﹐将本单位的干部教师科研人员发配到此。如果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定程度上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話﹐“五七干校”則完全是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很多著名教授、高级工程师﹐重要科研部门的研究人员都被下放到农村﹐去做那些他们完全不熟悉且強度很高的劳动。他们中很多人在下放期间患病或感染了当地的流行病。如清华大学不少教师就在江西干校下放期间感染了血吸虫病﹐有些人因此一病不起。
中共49年掌权后一直对为他们上台立下笔墨功劳的知识分子不放心,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斯大林的一些政策后,毛泽东更是担忧中国也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吸取苏联的教訓﹐決定先把知识分子制服。其方式就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使其不能思想。文革期间各单位在执行最高指示时都生怕理解的不够透彻﹐执行得不够到位。很少有单位顾及到老弱病残。許多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老工程师或身体虛弱的人也都沒能够受到“除外”的待遇。
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政治学习则放在晚上下工后。
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包括各大学文革期间在湖南、江西、河南等地共设立了105个干校﹐下放干部达十万多人﹐各省的干校下放干部达数十万人。林彪事件后﹐中共开始调整干部政策。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最终取消。
在本次节目中就五七干校做见证的是李碧青女士。
李碧青女士是位妇科主治医生。文革期间和千万个家庭一样,她和丈夫一起下到了“五七干校”。
他们在干校期间不得请假回家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她回述说,刚满十岁的姐姐挑起了养家的重任,当弟弟病得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是姐姐一个人把弟弟送进医院接受开刀治疗的。
李碧青女士告诉本台说,李家的遭遇并不是最悲惨的,但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她永远也不想再经受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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