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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歌现象的抽丝剥茧

音频 03:40
RFI/Chine

“唱红歌”现象蔓延中国大陆,持续三年,终于因为“重庆事件”而停息下来,但人们不能不思考:什么是红?什么是红歌?“唱红歌”运动对不对?历史研究者余一中早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就撰写一万六千字的警世长文,于今年四月发表于《领导者》杂詓,接着又在互联网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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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余一中说,“红歌”里的“红”字具有政治象徵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俄国文化中关于红色的政治象徵意义。从此,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也象徵着阶级斗争、革命、起义和造反。中共建政后, “红”与“白”又分别代表了革命和不革命及反革命。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唱红歌的人们想走进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厦,结果却走进了一个精神与物质同样贫困的黑屋子。

余一中说, 2008年重庆当局提倡唱红歌的活动,说是针对近年来社会上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其实 这些现象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充分造成的。就拿成克杰、胡长清、文强之类的贪官来说,他们的贪污腐败、道德堕落不正是以往时代用政治代替道德而导致道德虚无,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尚未前进到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造成的吗?而社会下层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除了以上共同的原因外,又很大程度上源自权贵们的道德堕落,因为从秦始皇时代开始民众就是“以吏为师”的。俄国人也有一句谚语:“鱼从头上烂起。”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把谴责的火力集中在官场腐败、体制腐败上,笼统地谈什么“道德滑坡”,那就是有意地为腐败的官员和体制开脱罪责。

重庆的唱红策划者们一再辩解说:“唱红不是在搞运动”,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对搞运动非常厌恶,而邓小平早就讲过: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不能再搞运动了。重庆这场由地方领导人和党政机构倡议、发动的唱红歌的活动确实是一场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运动,他们在搞运动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运动了、折腾了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大量的所谓红歌也经不起“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

余一中说,红歌运动的宣导者违背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文化事业的方针。其中还透露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只有被我定为红歌的歌才是大家应当唱的歌!重庆的倡红唱红者反复强调,唱红就是要“积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旋律”。也就是说,倡红唱红者是在要求人们“积极唱好”。余一中认为, “积极唱好”就是在鼓励歌功颂德,把自我批评的传统扭曲成自我表扬的歪风邪气,麻痹民众和党员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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