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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节目

王龙蒙-六四-执著的25年

音频 14:52
资料图片:王龙蒙 (帅气的89年和沉稳的14年)
资料图片:王龙蒙 (帅气的89年和沉稳的14年) RFI 法广

25年前的1989年,当时年仅23岁的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因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流亡海外。如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年近半百的王龙蒙依然执著地追求着“民主中国”的梦想。本次“六四”特别节目,本台请王龙蒙谈谈他对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的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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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二十五年后还有哪些让您难以忘怀的记忆呢?
王龙蒙:“天安门事件25周年了,当然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印象,就像图片那样一张一张地在我面前闪过。因为做艺术的缘故,我的思维经常会用图像来连接。比方说,我头脑里想到第一幅图案就是青春热血的大学生,在上课、在绝食、在罢课、在游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老百姓情愿,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绝食努力。还有就是在绝食过程中,我的同学朋友们年青的笑脸,对国家、对民族的真正态度,组成一幅幅画面。对当时一些同学的印象时时刻刻地在我面前就像电视画面那样闪过。其中让我最难受的、最令我不可忘怀的是两位参加了绝食的同学,在‘六四’后自杀了。他们俩的画面几乎伴随了我25年。老实讲,坚持‘六四’理念很难。在国外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没有放弃的原因就是我始终觉得有为这些朋友伸冤的责任,为那些死去的人们守住道德和良心的底线,包括为我自己。还有就是当时的场景:天空中流弹在飞,坦克车,以及广场上的火焰。后来就是逃亡,以及在逃亡过程中的艰辛。还有,当看到通缉令上有自己名字和熟悉朋友名字时的惊恐,还有就是逃亡成功后,面对自由的蓝天和台湾所享有的、让人比较难以理解的,但令人羡慕的自由民主制度.....,接下来就是漫漫的流亡生涯直到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一起参加“六四”的朋友们,老人家‘走’了,而一些年轻也同我一样进入了中年。这种印象有时会有些艰难,但还有一些坚持下去的勇气。”

 法广:请问25年前,您那时年龄多大呢?
王龙蒙:“我当年是23岁,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中戏’那年参加的人很多,包括现在在国内的王茂伟等人仍在坚持。还有北京那位市民、工人苗德顺,至今仍在牢里,为六四守着道德良心的底线,并一直在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努力,我在很多场合呼吁过营救他。”

法广:陈一咨在25周年即将来临前去世了,能否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陈一咨呢?
王龙蒙:“陈一咨大哥几天前过世了,而且正好是在胡耀邦忌日的同一天。泯泯之中,殊归同途。我既叫陈一咨‘先生’,也叫他‘大哥’。因为他既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我生活中的‘大哥’。他年龄比我大很多,但他让我叫他‘大哥’。他说,咱们之间不要有太多分界线,就叫‘大哥’好了。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他帮了我很多。我个人对他的感情是‘亦师亦友’,是小弟对大哥的感情。他在八十年代对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说,国内和国外的网络报纸最近都这样称: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是改革旗手,而陈一咨先生和严家其先生是改革推手。这几个人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当时的一大批精英都召集到了他的麾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贡献。六四之后,他曾领导的机构在重压之下被拆毁了,大部分人也都被迫流亡了,但陈一咨大哥当时也有很多重要谋士或知识精英留在了国内,而且在一些研究岗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些人的名字不方便提,他们现在仍在做贡献。所以说,陈一咨大哥虽然人走了,但他的精神仍在影响其他人。”

法广:您是不是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能够返回中国了?
王龙蒙:“对啊!二十五年可是四分之一的世纪。想着想着头发都白了。来的时候年仅23岁,现在则已快近五十了。信心还有,激情也在燃烧,但有时也觉得是蹉跎岁月。看着流亡的中国精英们一个个的逝去,心里很悲哀......。在中国历朝历代里,对中国优秀知识份子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当朝当代了。另外,在流亡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重要东西,其中一点是赵紫阳原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顾问严家其老师曾亲口和我说,我们是流亡者,不是移民,我们都拿着难民旅行证。因为,既然我们选择了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我们就会从良心上,从法理上做到底。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应该风雨兼程。这句话就算是对陈一咨大哥的追思,对严家其老师的敬仰吧。” 

法广:这是否指你们现在依然保持着中国国籍?
王龙蒙:“对!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难民身份,算是无国籍者。但在签发旅行证件时,仍然认定我们是中国国籍,但我们没有中国护照。拿着这种证件,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麻烦。因为,有效期只有两年,每次更换都需等上半年时间。这就是说,需要用时很快就到期了,所以经常会影响到活动空间。以我的证件为例,我不能去中国周边国家。因为,如果我去的话,会对外交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说,我们旅行非常的不方便。当然如果我拿了法国国籍,仍然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因为在黑名单上。中国政府会要求写悔过书、保证书。我觉得不能写。陈一咨大哥最后两年病情严重,只有国内中药才可以治疗时,想回国看病也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不可以干这,不可以干那。想象看,现在都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了,我们是世界公民,但我们没有公民的权利。我要做啥、不做啥、甚至想啥都没有权利。这对我们确实是一种非常大的侮辱。但有一种精神支持着我们,就是那种‘士大夫’精神,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尽心尽力,遵守诺言,继续奋斗。”

法广:如果要回去就得写悔过书?
王龙蒙:“对!不仅有悔过书,还有保证书。保证不见敏感的人,不见记者,不去做任何他们认为有伤中国体面或中国政体的事情。比如,要见一位曾经参加过‘六四’的老朋友,肯定会受阻拦。如果见记者,估计即使不阻拦我们,也会对记者施加压力。总之,在目前情况下回国,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梦想。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回去过了。回去的人里,有些是被逼的,有些接受了条件,还有些是年弱体衰回去养老治病,我们都理解。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好恶和价值观我们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对外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比方说,我认识一位得到血癌的老先生,让他在外治病很不人道,也治不好,化疗没用,必须回国。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给自己贴金,欢迎他们回国,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法广:能否谈一下促使您25年没有改变志向的,但已自杀的那两位亲近朋友?
王龙蒙:“刚才谈到了我对‘六四’坚持的原因。就个人而言,我拿得起放得下。可是,在我心灵深处,我有一个诺言,一份责任感。因为我曾是‘天安门绝食团’的一员。当时,我们曾宣誓,要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终身。我们曾举着拳头,对着心口发誓。一定要坚持到底。这两位同学当时和我一起绝食。第一位是当时西文系准备留校的女同学,来自武汉的韦武民。在绝食期间,她母亲也到绝食地点照顾她从小一个人拉扯大的独生女儿。她在‘六四’几天后不久自杀了,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自杀了。另一位同学叫齐力。齐力读大学时,很照顾我。是我拉着他去参加学运的。他在六四后的冬至,在家中厕所里上吊自杀。我是在几年后,原班主任来巴黎时才得知齐力死讯的。利用今年二十五周年之际,我想借着你们的电台,向我的这两位同学,向包括丁子霖女士孩子在内的所有六四死难者献上爱丝。也借你们的电波献上我对陈一咨大哥的追思。”

 

以上是王龙蒙谈他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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