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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发展

六四25周年 张伦谈中国发展模式

音频 12:25

法国大巴黎地区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副教授张伦博士青年时代曾是中国体制内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之一,如今则是法国体制内一名高级研究人员。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本台请张伦博士就中国发展问题谈谈他的个人看法。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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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张伦博士您好!能否首先谈谈您对中国当前发展的总体评价?
张伦博士:“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崛起、国势渐强。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经常被官方自誉为发展的盛世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等等,都急剧的恶化,包括最近的恐怖主义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区域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和外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其中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和恶化,这可能是最近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和显著的一种势态。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就是要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地来看待。我想有许多事情还是可能跟六四25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对外关系的基本策略有着内在关联。一方面是中国国势渐强,世人有目共睹,但同时中国周边关系却在恶化。这种恶化局势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又有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最近的讨论热点。我想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个模式内在和暗含的一些问题可能是现在周边局面的原因。如果不是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六四之后,官方基本是采取政治高压、经济放开的模式,同时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循环来增加中国的经济活力。这确实带来了很多经济发展成果,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埋下了中国今天的许多隐患。比如说腐败,我想跟六四的镇压有着直接关系。六四之后,中国官员彻底丧失了道义信念。官方一边喊着反腐,另一边却释放给许多官员腐败的权力。以此来增加内部凝聚力,执政团队的凝聚力。这种恶果导致了今天中国腐败的恶性发展。也是因为六四,中国原先设想的一些政治和行政改革也都相对停滞,权力的独大等也都是造成今天中国问题的原因,包括道德沦丧。所以,在发展的同时却让人感到危机重重。同时,在与国际发展中,一方面国力渐强,另一方面又缺乏基本透明,也没有民主和舆论监督。这样一种权力,不论依据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状态,都让周边国家感到压力、感到威胁。这与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也有内在逻辑。如果对自己的民众都有很强的镇压态势,那怎么可能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很好地处理问题呢?这就是周边国家感到担忧与反弹的原因。当然,还有地缘政治上的问题,那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等等。许多事情看上去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事实上都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今后文明的选择方向相关。跟周边的关系,如果中国国内的民心不齐,民心对政权有很大的不满,甚至是敌视的话。这样一个权力很难在国际上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真正的信任。这些都是丝丝相扣、环环相扣的事情。这是六四25年之后,中国所必须真正思考的。下一步该如何?以怎样的方式来引导民族走向更加和睦、更加受世人尊重,尊重人权,尊重法制,具有高度文明水准的国家。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不回到六四当时的一些探索上来,我想就很难走出新的思路。以现在官方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等等,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果真是那么的自信,大概就不会用这种镇压方式来对待中国的知识份子和中国社会的各种声音了。”

法广:那您觉得这种模式是否已走到了尽头?还能持续吗?
张伦博士:“我觉得这种模式很难为继了。中国官方事实上也非常清楚,这些年不断在讲所谓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调整问题,但事实上还是在继续政治高压,继续经济发展。只是由于今天由于过去各种各样的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都已不在,经济相对放缓。环境和社会成本的急剧攀升,同样的模式难以为继。所以,我最近看到高压在强化。看不出现在要探索、走出一个新途径的趋向。比如习近平到焦裕禄家乡走群众路线,以焦裕禄式的楷模来试图解决社会的不满,约束干部腐化的趋势,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过去都做不到,今天还能做到吗?反腐当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根底上不调整结构,腐败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调整造成腐败的结构因素,不回到六四当初所提到的反腐、新闻自由、财产公开等基本诉求的话,我觉得即使腐败问题得到暂时缓解,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广:邓小平当年上台后,曾为转移国内矛盾发起针对越南的战争。请问在当年中国国内矛盾突出的背景下,中国和邻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一场新的邻国战争?
张伦博士:“这其中就会牵连到许多地缘政治的原因。比如中日之间、中菲之间都会牵连到美国,他们和美国都有不同层次的协约关系。所以,可能不会太危险。但和越南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在增加。尽管,中国官方现在也清楚,贸然发动一场战争的可能后果,对国内的影响,搞不好可能会有其他预估不到的负面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些问题,恐怕环境发生变化,不能和79年时相提并论,所以,发生军事冲突性的可能存在,而且是在急剧增加。但只要做冷静理性的判断,能不打也不会轻易就决定打。但是,当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以动武方式尤其是以与越南动武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内部整合,这肯定会在某些人思路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姿态,还有越南和菲律宾。事实上,除了和上述国家的矛盾之外、这些国家本身的对华政策问题以外,还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态势、政治选择绝对有非常高的关联。中国在近代以来,内政与外交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经常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中国的政治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迈出关键的一步。”

法广:那您觉得当前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张伦博士:“这样拖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当局现在恐怕也没有良策。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赶快镇压,然而冰痛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同时,需要各种真正的专家,真正了解情况,对许多问题有真实的、设身处地理解的人来想方设法寻找一些新途径来处理这些问题。以现在的方式或许可以暂时取得一点表面成果,但事实上问题只会越积越深。这就会牵涉到整个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整个国家的制度构架和文明价值选择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共当局有没有这样的远见,对这些问题有没有更深层的体悟和透视。在此无法判断。目前的处理方式,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法广:请问您现在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哪里?
张伦博士:“我现在关心的基本着眼点有不同侧面。比较抽象、比较高的一个层面是我在这些年一直在关心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我长期关注的。另外,由于给研究生上课的需要,我现在也比较关心东亚地缘政治问题。当然,我自己过去研究和长期跟踪的还是中国的制度转型,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以及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等等,都是我的关注点。”

感谢张伦博士就中国发展模式发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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