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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生存愈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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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受到当局打压的趋势愈加严峻。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面临重重困难。长期以来,致力于捍卫基本人权或社会事务的多数独立民间团体,始终努力在受到官方容忍范围内艰难求存。但习近平掌权后,北京加紧收缩对民间团体的宽容度,不禁引发多方忧虑。最近一个时期,多个民间组织的工作运行受到干扰,令观察人士感到担心。有分析认为,在中国政治生态不断紧缩的背景下,这些作为保障基本人权的社会港湾的独立民间组织有可能消失。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相关的话题向我们表达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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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最近采取加紧对独立民间组织的打压政策。主要目的何在?

夏明:最近应该看到中国政府从立法角度对民间组织进行强烈的控制。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要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完全跟国际的公民社会切割开来。同时从经济上对它们釜底抽薪、从人员上对它们进行控制。而且从管理上直接由公安部来控制。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有关联地、跟国际上有关联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都在进行打压。当然这种打压其实不是近期的事情,只是近期呢打压程度特别明显,而且它因为抓捕了许多公民组织的领军人物。比如许志勇,许志勇的新工盟,就是一个被打压的典型例子。另外还有就是传知行,关于转型的,像郭玉闪这边关于转型的研究,也受到打压。一方面是侵踏他们的办公室、查他们的帐、威胁他们的人、甚至直接抓他们的领导。最近达到了极点。但是,这个过程应该说,从2004年左右的颜色革命以后,就让中国政府警觉。他们就采取了措施,收紧对非政府组织控制。然后到了2011年,中国政府又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公民社会、反对宪政,对非政府组织又加强了控制。一面表现在习近平的七个不讲。所以今天呢,应该说是从法律上全面地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扼杀。

法广:哪类民间团体成为政府当局打压的重点?为遏制这些组织的活动,北京又出台了哪些具体措施?

 夏明:中国政府,我们看到,他是一种党国呢来打压整个社会。这一点也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因为中国属于叫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扼杀社会确实带有讽刺意义。再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社区上面的。但是中国在拼命地扼杀社区的自治、在打压。政府担心的是政权被颠覆。主要来自几个担忧:第一是国际大环境。它认为中共政权现在面临的国际全球化民主国家的压力。所以它非常担心海外渗透的颜色革命。所以它打压的重点就是任何东西、中国的NGO不能跟国际的NGO发生联系。而国际的NGO不能进入中国。或者进入中国,要进行严格的控制。第二个方向,就是它非常明确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一个无神论国家,它面临着大量的宗教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在意识形态崩溃的状态下,中国出现了一种精神信仰的真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佛教的复兴;另一方面,有藏传佛教也在推动佛教的复兴。还有我们看到地下教会,尤其是基督教系统下的教会非常地蓬勃发展。在中国各地、尤其是沿海,成了燎原之势。还有伊斯兰教,在新疆也在组织它们自己的一种复兴。也就是说,建立家庭的可兰经讲读班,等等。还有法轮功,尽管在1999年被打压,也一直没有被除尽。现在法轮功也在成为全球现象。也不断地在中国进行活动。所以中国的第二个打压对象,就是针对宗教组织。第三,中国非常担心的就是各种独立的、有政治诉求的公民组织。什么叫有政治诉求的呢?

在中国,它是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有政治诉求。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非常大地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就是环保组织。像中国的自然之友这些组织,还有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他们有各种环保的这种非政府组织。这里边表现得比如,最近拍进的电影穹顶之下,这也反映出中国对环保的非常的关注。所以中国政府非常担心,所有这些表面上好像非政治化的环保组织,最终会变成一种政治力量。为了控制这些组织、为了防止颜色革命,中国政府从几方面多管齐下。一方面控制网络,让它们之间完全被控制住,它们无法在网络上进行联系,或者说它们地任何联系都由政府掌控。第二,就是制止它们进入到宗教,或者说政治的议题。第三,不许国内的NGO和国外的NGO连成一片。第四,就是把国家安全法用来把许多国外的NGO指控为间谍机构,或者是作为西方国家用来颠覆中国的手法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近加强国家安全法、反恐怖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制立

法广:另外,在严格管控独立民间团体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网络控制的手段,您怎样解读政府当局的这一做法?

夏明:应该说网络在建立的当初,本身网络是个无形的空间,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哥伦比亚有一个华裔教授,他提出网络中立化的概念。整个网络其实是任何力量、任何人群、任何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学、种族都可以进入的。网络不应该具有封闭性,也不应该成为一种不对称的场所,也不应该成为垄断信息、或者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空间。但是中国政府在网络安全法里边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就是所谓虚拟空间的网络主权。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把十七世纪建立的一个领土的、物质的主权的概念,其实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弱化了。

但是中国政府不仅不放弃领土的空间的主权概念,也不愿意弱化这个概念;相反在强化这一概念,同时要把物理空间的概念塞进到虚拟空间之中。所以如果它用主权概念来管理它的虚拟空间的话,它就会把中国的网络与全球的网络分隔开来。同时它也可以用主权的观念去制止、或者去管理网络上的各种行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网络安全法就变成对人类自由、对整个虚拟空间的一种暴政、和一种控制。所以这种网络主权的概念,一方面十分陈旧、落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中国人的经济发展、文化、科技生活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同时这种中国网络空间的所谓主权化、它的分割、制造出一种激励,就是由中国政府可以打造一个封闭空间,制造出非常多的网络谎言、或者虚假的信息。再来污染人们整个的信息环境。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法广:随着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出台,中国全面收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这是否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夏明:中国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的政法委副秘书长周本顺就明确提出说:公民社会、小认识、大社会这些概念,都是西方国家用来搞乱我们的、颠覆我们的政治陷阱。所以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就没有成长到我们看到的、全球发展的公民社会跟政府分享管理社会的权力的。中国根本就不允许公民社会分享对政府的制约、对社会的自治管理。相反,政府是要把所有的社会完全纳入到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它用行政吸纳社会、把社会全面地控制起来。同时它不承认社会的独立自主和自治的功能。所以中国政府提出,党组织要下层,也就是它把村民自治、社区的居委会统统地纳入党的渗透的空间以内。

它现在又提出,在公民社会里,在非政府组织里,要建立党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中国政府,第一绝不承认社会有它独立的、自治的功能;第二,绝不与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分享社会的管理的权利。第三,它用党国不分、尤其我们在国家安全法里面看的很清楚,它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就是意识形态、政体和它的价值观的安全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国家安全法的概念下,党国不分,党国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政体,在消灭社会。所以我觉得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在进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寒冬。

法广:您如何看待短时期内,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夏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政权的走势非常的强势。他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逮捕、判刑,甚至以前我们看到,好多人也遭遇了挖个坑就可以埋掉,把你让人间蒸发这种恐惧来做事情。所以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很多挫折,要走出这个寒冬,恐怕还需要时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许多控制,其实用西方的一个谚语来说就叫:忙跑愚人猜。因为它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面临的苏东前共和国的颜色革命。中国政府不许外国基金会的前进入到政府的机构里边。所以大量的政府组织就已经不许跟西方的基金会或者非政府组织发生经济上的联系。这样它以为可以控制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或者对政府的渗透。其实它带来的相反效果是:这笔钱马上就进入到民间去了。这就激活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今天它又要控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又要控制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话,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就会从现在的公开化、地面上运行的方式,采取一种分散化、网络化的、秘密的运行方式。很多它们地经济上的活动,或者重要的活动,恐怕就会转移到香港、或者台湾、或者海外来进行。所以呢,一方面就让中国政府真正的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反而会强化全球跟中国公民社会的互动和联络。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所做得这一切,尽管花了很多资源,尽管它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可以控制住公民社会,但是我认为最后它都是无能为力的。最后我觉得,专制社会面临的公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动力,我相信它最终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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