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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五四百年怪现状:用科学打压民主

音频 19:51
历史图片:1919年5月4日数千大学生在北京(当时的北平)高举国旗游行,反对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协约上签字。
历史图片:1919年5月4日数千大学生在北京(当时的北平)高举国旗游行,反对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协约上签字。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青年学生汇聚天安门,抗议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战后巴黎和会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学生运动引发民众以及工商业界积极响应,罢课、罢工、罢市等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接踵而来。北洋政府最终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中国共产党则在1921年应运而生。1949年以后,5月4日正式成为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也被官方定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百年之后再回首,中国官方话语始终高举五四旗帜,但究竟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究竟有怎样的内涵?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得到怎样的传承?我们电话采访了北京独立学者、近代史专家章立凡先生。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怪现状,正是打着五四的旗帜,阉割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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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概念的混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法广: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在中国可以说是众人皆知的词语,人们对这场运动很多标志性的口号也耳熟能详,比如“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等等。中国政府将这场运动定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五四运动具体指什么,并不十分明确。对您来说,什么是五四运动?

章立凡: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混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两个概念。应该说在五四以前,已经有胡适提倡“白话文”、陈独秀等人编辑“新青年”杂志等,开始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它带来的思想解放,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与此同时,又有俄国革命胜利,这也刺激了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多种因素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当然最直接激发五四运动的,还是巴黎和会。其中原因其实并不像传统史书所讲的那样,是单纯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这中间也有当时的政局、北洋政府内部党派之间的斗争,比如梁启超所属党派和当时的安福系两派之争。(这些党派)利用这个事件,去推动学潮。所以,五四的起因不是那么简单。学生运动是被政治斗争利用了。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从历史资料里也能看到这一点。

五四运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杂物

法广: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之前几年,有一个过程。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多种思潮的交汇。如何理解在这个多种思潮的交汇中,来自苏俄革命的经验和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占了上风?

章立凡: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人当时觉得自己在国际上受欺负,有一种民族危机感。当然,这些外来思潮也激发了另一个东西:民粹主义。所以,基本上来讲,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混杂物。这期间有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和眼界的开拓,有一些新观念。那个时候,可能有几十种主义都被介绍到中国。但其中最抢眼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刚刚在俄国取得成功,这就被认为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灵丹妙药。

而且,其实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好像是孙中山,大概是在1920年。胡适则认为,这是把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混淆了概念。胡适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新思潮可能带来了一种冲击,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最抢眼、最让中国人感觉迫切需要的,还是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法广:您刚才提到的民粹主义出现,具体指什么?

章立凡:民粹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的观念,一般来讲就是反精英、反体制。具体在五四这个时期,就是比如,学生认为政府卖国、表现软弱,政府没有维护好民族利益,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因为中国当时作为一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希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尤其是在青岛的主权。在中国人当时的概念里,他们认为,我们打了胜仗,是胜利者,我们就应该获取这些权利。但是日本和列强在这个问题上都压制中国,日本希望夺取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这就引起了中国民间普遍的愤怒,所以,单就五四运动来讲,应该说主要还是中日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以及背后的民粹主义情绪,也就是对政府的不满,对精英政治的不满。

法广:五四运动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五四”树成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延续的是哪些“五四”精神?

章立凡: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中共的这些创始者都是五四运动 更确切地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比如陈独秀,比如李大钊,等等。当然,还有一点是苏联为了拓展共产主义的边界,同时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一开始也找过北洋军阀,比如吴佩孚,后来又觉得不适合,就放弃了。再有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是与北洋政府作对的。孙中山本来是想和日本合作,但日本没有给他理想的支持,所以孙中山就转而寻求俄国的支持。再有就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也是社会知名人物,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思想上可能和苏俄的这套理念比较接近……当时共产国际其实是在中国同时下了好几个“蛋”,看那一个可以成活。国民党是一个“蛋”,共产党也是一个“蛋”。而且当时中国同时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只是中共这一个。有些就是开一个书店,或办一个杂志,也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后来没有钱了,继续不下去了。

本来中共的创始人都是一些大知识分子。一开始,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数不上的。应该说第一次党代会的时候,中国国内已经有很多个这样的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他并不是其中成员。他当时到上海去开会,李汉俊曾问他,他说他是C.Y., 就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后来,(党代会)留他做记录。而且,这次会议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党代会,其实也有争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创党时期的大知识分子后来都纷纷离开了中共。中共后来的领导人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人,带着一些农民,逐渐地控制了这个党。情况就像明朝末年的会党,就是一开始是大知识分子和民间结合,之后演变来演变去,就演变成会党。中共就带有这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性质,但是它逐渐退化成一个农民党,或者说是一个民粹主义的秘密组织,和一开始时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初衷不一样了。

创党之前,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支持创立这样一个政党,像戴季陶、邵力子等人都参与这些活动。就是说,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有培育的必要,而且可能形成一种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冲击力量,所以国民党也比较重视,筹备这样一个共产党。

再加上苏俄,除了提供人、派代表,还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上的支持。这也就奠定了后来苏俄主导的国共合作。这个方向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新文化运动。而且,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到中共成立,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了。

法广:后来的青年学生,无论是八九六四,还是近些年在港台两地,间或会有学生运动冠以“新五四”的称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章立凡:科学与民主,或者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当时是并重的,大家都认为可能这两位先生是作为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象征,所以都推崇这些东西,还加上比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比如打倒孔家店等。这些当时确实有冲击原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过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去做学术了,出了多个学术大师,都是五四这一代的人。这些人不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且在胡适的号召下,他们去整理国故,就是重新审视和重新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批人,实际上是用中西融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研究中国的文化。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像毛泽东这样的行动者、小知识分子,他们更偏于推翻旧体制,就是民粹主义那一面:反体制、反精英。这其实也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脉络。

五四百年之怪现状:赛先生打压德先生

法广:那么,从推翻旧文化、旧体制、打倒孔家店,到今天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孔子学院遍地开花,怎么解释这种变化?

章立凡:严格来讲,孔子学院跟孔子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以教中文为主,也传播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烹饪、养生术、太极拳等这些东西,这可能是这些学院存在的一种形态。这些学院并没有去推广中国古代的比如哲学或者文化,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中共的一种海外文化渗透和扩张的工具出现,好像在说中国有多么悠久的文明、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开花……但这中间可能隐藏着政治方面的图谋。

法广:但是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打着孔子旗号的什么“孔子和平奖”,或者山东经常组织的大型祭孔活动等等,可以说是孔学正重回中国学术论坛或思想论坛么?

章立凡:其实就是一些皮毛,只是注重形式。这也跟现在的领导人的爱好有关。他比较爱好这种仪式化的动作,或者仪式本身,经常会有这一类的举动。比如巡视军队,比如毛(泽东)开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我这里也开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毛开一个古田会议,我也开一个新古田会议……当然,孔子,他也是提倡的。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就是召唤亡灵,穿着古代衣服,来演出现代的活剧。就是披着孔子的外衣,卖的其实是专制主义的货色。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要求老百姓要各安其位,要讲究伦理,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对于稳定统治的秩序是有用的,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所以现在常讲法家和儒家的结合,现在实行的就是这套东西。但核心内容并不是儒家文化,而是法家的这套统治的权术。所谓“依法治国”,其实依的是法家之“法”,不是宪法的“法”。法家之“法”就是用严刑酷法来控制社会,防止老百姓反抗。另外利用儒家的这一套,来束缚人的思想,消灭思想自由。

我在十年前的五四就写过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现在被阉割的东西,就是五四精神。就是打着五四的旗帜,来阉割五四精神。因为五四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有反传统的意义;从政治上讲,有反体制的意义。这两点正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要防范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最早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当下被打压的,就是各大学中的所谓“马会”,因为他们很怕年轻人利用这套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对比中国的现实,做出新的解读,这样就会质疑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当局最要防范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奇怪的现象,第一,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打压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第二,这样一个号称是五四的继承人、是五四精神遗产的继承者的政党,在用科学打压民主,或者说是用赛先生,打压德先生。这是五四一百年来所目睹的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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