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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八九六四的政改诉求 到一定阶段会呼之欲出

音频 16:52
图为美国之音刊发美国加州树立纪念六四纪念碑照片
图为美国之音刊发美国加州树立纪念六四纪念碑照片 网络照片

八九六四民运如今已经三十周年了,三十年前,倒在在北京市中  心的中国年轻人的鲜血将这一事件写在入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今天本台连线曾亲身经历过六四的旅美学者、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请他谈谈对这一事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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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张伟国先生你好,八九时期,你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的记者,经历了六四的前前后后,并在六四后被关押了近两年之久,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你今天怎么看待亲身经历的这一切?

张伟国:我感觉就是这个时光倒错了,三十年前,上上下下几乎是,用现在的话讲起来,主流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要建立民主与法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从传统的政治模式里,转型到一个现代国家模式里去,这里面的法制、人权,都是其中之一,作为新闻工作者,推动新闻自由方面,那就用力更多一点。所以整个当时的一个气氛、时代的一个主旋律都是要向前走,要民主,要自由,不管是体制内的领导还是社会普通民众。这个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应该讲是到了一个高潮。但是这个六四的镇压、屠杀。改变了这一切,把这一个进程突然终止掉了。实际上,  中国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在因为这个突然的中止,他只能拦停留在一个传统的模式里面,继续这个用一种专制的形式啊,来统治这个社会。
这三十年里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好像是发展了很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世界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六四当然是一个分水岭啦,有人把这个六四变成一种中国的模式,嗯,用它维稳,还用它来推动经济,作为发展的一种代价、一种代名词。
那事实上,中国应该讲,是走上了一条歧途,走上了一条跟原来八九年这个完全相反的路。表面上的经济成功变成了他挑战普世价值,与世界、国际为敌的这样一种危险道路。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这样的一种国内民族主义,或是毛主义的那个文革那种复辟的那种的潮流啊,和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风尚的沦丧。对整个,应该看到八九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样的一个倒退、倒行逆施,给整个未来中国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老百姓现在等于是在一个被绑架的飞机上面,如果中国变成一个大飞机的话,八九年等于是邓小平他们这样一场军事政变,通过军事政变劫持了这架飞机。现在这架飞机,看上去飞得很高,那个飞机里面装潢地也很豪华,但是它的方向正好是向着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稳定相反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所以他的危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重。

法广:刚刚你说八九六四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尤其是在八九期间,中国人对这个政治改革的期待呢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之后的完全成为泡影之后,中共呢,又进行洗脑教育,新一代年轻人也根本不了解这个六四,那您认为目前这个中国老百姓,他们对政改的诉求还高吗?还有吗?

张伟国:这个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恩四边形或者多边形的一个力量的结果,政府洗脑是一方面,老百姓的觉悟(也)是一个方面。八九年的觉悟应该我们看作是,从文革结束到八九年也有将近十  多年的一个过程,从八九到现在30年,那这个要比文革结束,那后面那一段也多一倍多了,多两倍多,所以这样一个时间,这个洗脑。这个老百姓的觉悟应该会有一个时间差。如果是一个多边形呢,这一块民众的觉悟跟八九年前的没有办法相比,但是知识分子的觉悟也是一样、党内的开明派也是一样。但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年好像没有现在这样的贸易战啊,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当时是一个国际整个和平发展,全球化的一个浪潮刚刚萌芽,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在一个逆转,中国用全球化来躲过这种危机的这样一种机会,甚至于利用这个全球化壮大自己,反过来搞一带一路挑战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这种代价、或者是做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所以如果是一个多边形的话呢,现在就是说原来影响八九民运者是八九年那个形式的民间因素、或者是知识分子的因素、社会舆论因素,有一些欠缺,或者是有一些变异。

但一样的,在其他方面的、当时都具备的因素,现在突然之间冒出来了,那么这个社会的变局呢,我倒不感觉老百姓现在对政治改革的诉求,能够决定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个变化,或者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肯定有意义啦,它因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多边力量的一部分吗!一样的,他还有其他的作用。当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觉悟的话,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有些变化啊,不管是退伍军人的维权也好,或者是零零散散的各地反抗那些城管啊、或者是一些贪官啊,或者是一些公民运动啊,虽然这个规模跟八九年是没办法,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那种星火还在,星星之火一直没有熄灭,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顽强的这个存在的。

这个东西呢,就像当年邓小平讲的大气候小气候,如果都酝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新的一轮的民主化,或是新的一轮的这种社会风潮自然又会起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因为官方防堵的严密,那这种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我相信在中国北京这个领导人他们自己采取的措施里面就可以反射出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这个老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诉求,我相信只要有八九年之前,或者是这个舆论的开放,或者是这个一定阶段的、一定时间的讨论,甚至公开,新闻自由,甚至包括现在这种互联网在这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也会呼之欲出。

好,谢谢张伟国先生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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