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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六四”出发,构建现代社会的个体尊严

音频 13:28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烛光晚会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烛光晚会 路透社提供

本次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的嘉宾是八九流亡报人安琪女士。安琪不仅谈她在八九三十周年之际的感想,也特别强调,目前纪念六四面对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除了反抗专制集权对人的禁锢外,中国所有公民也都应该走出“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做有人格价值和公民意识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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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关于八九“六四”的个人行为,当年的投入,是出于一种大义,无须多讲,对我个人来说,可以翻篇了。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反思并促进中国的政体改革,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世纪,是中国实现百年梦的世纪。但是如影随形的,仍是自上世纪过渡至今的1989年的“六四”屠杀。三十年过去,人类社会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六四”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是中国当政者无法摆脱的恶梦。

回头来看,六四镇压三年后的1992年,中国当政者背负着“屠夫之耻”,破釜沉舟,在邓小平“改革就是硬道理”的号令下,全力发展经济,走了一条政治严控,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路。

这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正在从政治挂帅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自救,自力更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态,经济改革自下而上,在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范围。应该说,是“文革”十年浩劫,让中国人觉悟到,不能走回头路,人整人的政治运动祸国殃民,当时舆论界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有避免恐惧的自由。

而“六四”之于中国,既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也是“尚有百姓,却无公民”的退化。

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强权专制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一些发展变化中,客观上有为“六四”正名的契机,但却被经济崛起掩盖而以更加强硬的专制手段错过了。

例如:“九七”(1997)香港回归,是一个转折点。自那时起,因“六四”屠杀而遭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逐渐取消,一些国际财团,开始投入中国市场。

2000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WTO),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让中国整体进入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开始频频出访, 从江泽民时代的四处碰壁,抗议声不绝,到之后的欢迎以致现在的期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我觉得2008年是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潜质,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在本国主办奥运会,金牌名列世界前茅,不仅实现了百年梦,而且将它达到了极致。这里,不得不承认,北京“奥运”令西方整体“失语”。因为梦想,西方社会对中国举办奥运的抵触,反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蛊惑宣传,中国人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与政府达成一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开始强化,不再顾及国际舆论,对内打压,对外强硬,在经济重于政治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些西方国家迫于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迎合中共打经济牌,间接助长了中共的霸气,从而淡化普世价值。

奥运以来的十年间,中国执政者六四之后的 “屠夫之耻”的耻感渐渐消失,政治打压日益严酷,而且毫无顾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建,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历任领导人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屠杀的权力衣钵。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正气抑,邪气升。更严重的是,还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仕者之风。许许多多知耻与不知耻的“英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被颠倒了。

中国人,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六四”这个坎能不能迈过去?

套用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所谓“匹夫”,就是公民,就是知识分子。能否迈出“六四”这个坎,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法广:请具体解释一下......

安琪: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常常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身分,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的权力高层分面谱论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这种现象正如安德烈.洛夫在《知识分子的背叛》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

这正好就是对中国现状的写照。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六四”屠杀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包括今天大家怀念的八十年代也是这样。整个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外,其它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青年报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一份特区报,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

法广:三十年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是关键?

安琪:不仅如此,现在的网络封杀更是登峰造极。

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即制度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同时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津,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总是良性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对中国人而言,所谓道德良心,是“大我”中的道德良心,而非个体的道德良心。中国的“大我”,就是以“党天下”为核心,没有个人思想和自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专政”,这一漠视个体存在,无视个人权利的“党教育”,在流亡者中也是根深蒂固的,造成了流亡之初的失落和困惑。这样一种典型的专制造就的英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

应该说,流亡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我要强调的是公民意识和责任,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人格价值,缺乏公民的社会。八九民运“跪递请愿书”即是一例,这一点值得反思。

事实证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围里”,辨识一个独裁者易,不为任何权威所惑,理性地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难。

最后我想说,促进政改,人人有责。我们要走出“跪递请愿书”的悲情,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格价值和个体尊严,做公民,不做顺民;坚守理念,不惑东西。

特别感谢安琪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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