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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周年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二 )----与邓小平对表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网络照片

[提要]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次邓明确提出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抓住邓重提改革的时机,开始系统布局,从问题研究入手,分出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并且审时度势,在不刺激党内老人反弹的策略要求下,稳步推进。用鲍彤先生的话,这叫做“与邓小平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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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决心下得很大,明确要看到具体落的成果。

答:按照邓这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他抓一件事儿一定不要只说空话,而要看到具体成果。所以86年6月10日,他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从邓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他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但是,他想要的成果,仍然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他仍然不忘强调“不能照搬西方”。不过这次他提议由赵紫阳来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很出人意外。因为这工作本该属于总书记胡耀邦负责。邓却让主持政府行政工作的总理赵紫阳来抓,显然他已下决心要换掉胡耀邦。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用吴伟先生的定义,这是“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这个研讨小组下面设了一个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等人负责。吴伟先生进入了这个办公室。在办公室成立的会议上,鲍彤透露,赵紫阳说“这件大事儿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中共高层中能有这样一个人和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千载难逢。

 

:那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如何看呢?又如何设计实施的步骤呢

答:从吴伟先生的纪录中可以看出,赵的看法是在体制改革小组成员们多次讨论下,逐渐具体化的。当时最重要的认识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我看来,这个口号提得极高明。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同民主制度并不冲突,我们知道北欧那些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宪政国家。所以,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和列宁式共产制度划清界线。也就是必然要抛弃以阶级斗争方式治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这些东西。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告诉人们,这一套东西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带来无穷的苦难。而承认普世价值,承认人类文明的自由宪政价值,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专制压迫,走向自由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唯一方向。它就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所向往的东西。虽然在历史的偶然因素下,特别是在苏联、日本两大外力的促迫下,中国偏离了这个方向,走上了共产专制的道路,但五四精神没有死,它甚至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仍有一些人心中藏着这个火种。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目的,就在于使中国重新向这个方向走。在这个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废寝忘食的研究之下,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和切实可行的步骤。在一次会议上,鲍彤先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政治生活的高度民主化、法制化,近期的目标是制度化。赵紫阳马上说,只说走向制度化,还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实质问题就是分权。近期目的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人大,党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赵紫阳明确指出:“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这个提法和邓小平的思想是合拍的,因为邓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经历使他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万事定于一尊,哪怕是毛泽东那样颇有雄才大略的人,也一定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可怕的灾难。但是赵紫阳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要放到社会主义民主专题中研究”。这说明,赵已经认识到,要想政治民主化,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行。随后,在86年底,研讨小组下又分设了8个专题小组,吴伟先生称这一举措“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第二阶段开始”。但就在这时,发生了遍布全国的学潮,于是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导致胡耀邦下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举措的矛盾性。吴伟先生总结说:“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但紫阳只能在小平划出的圈里跳舞。所以把握分寸很,也很危

答:难点就在这里。一反自由化,政治体制改革往下怎么走就成了大问题。所以鲍彤先生认为,现在政改办公室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所谓对表,就是依照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整想法来设计方案。但是由于邓本人的想法,除了共产党执政地位不能变之外,也经常变化。有时讲得开放,比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赞扬,有时又讲得保守,比如认为自己的体制决策快,要保持这个优点。所以,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和邓的各种思路不冲突,对得上表,也就是步调一致,让研讨小组的人大伤脑筋。好在邓一方面提出反自由化,另一方面并未指责研讨小组的工作。吴伟先生说:“由于是邓小平授权,赵紫阳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所以赵紫阳立即在87年春节团拜会上,给反自由化刹车,把它局限在党内政治思想领域。他的这个讲话得到了邓的支持,邓甚至说,改革不是急了,而是太稳。这才有后来鲍彤先生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说法。邓非常欣赏这个说法,多次使用,以至人们以为这是邓本人的创造。但是,由胡乔木、邓力群把持的新闻宣传阵地,不停地向赵紫阳放冷枪。党内保守势力甚至准备推邓力群出任党的总书记。当时的局势,真有黑云压城的感觉。4月28日,赵紫阳去邓小平的家里,和邓有一次长谈。赵向邓汇报保守派借反自由化,要把党的路线往左拉,邓对这一点极为警惕。他赞成赵的判断,说改革要加快。并且同意重新发表818讲话,也就是那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它一直是政改研讨小组的尚方宝剑。赵立即召集政改研讨小组开会,要把政改的总体设计进行下去。5月13日,赵紫阳召开宣传理论新闻会议,指出“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赵头脑清楚,他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指的就是苏东共产主义集团。因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最看重的是党政分开,所以研讨小组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得最多。孙方明先生在会上明确提出党政分开的标准,一是党对国家事务不直接作出决定,二是党的决定只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约束力,三是没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党员,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四是党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这四条已讲得相当深入,实际上已暗含着用国库中纳税人的钱养一个政党,是不合理合法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政党动用国库资金是犯罪行为。属于占有挪用公共资产。

:我得当反自由化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答:确实,保守势力一下子就被压住了,这说明当时人心党心都是主张改革开放,走向民主政治的。为了调动党外力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阎明复召集民主党派座谈会,会上几乎所有民主党派都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政党。他们说,当共产党的花瓶儿,时间太长了。在我看,这其实是多党制的雏形。当时程思远甚至明确指出“党领导一切,党指挥一切,是违宪的”。赵紫阳因势利导,开始筹备、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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