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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文摘

“官二代”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音頻 10:12

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楊繼繩的一篇文章:解析公權腐敗危局。作者提出:搞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主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主體之中。權力一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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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公權腐敗另一個方面是權力世襲。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的另一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那就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有人以為集體世襲是指高幹子弟的,實際上是指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不是指高幹子弟個人。高於子弟千差萬別,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社會上還有一種利益機制,促使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

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政企不分,權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幹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鬥金。高幹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給高幹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幹子弟依靠權力陞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陞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陞官發財→讓高於子弟陞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其實,現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文章指出: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權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員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這樣,中央部門制定出來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數人、特別是底層百姓的利益,只是為少部分人謀利創造條件。這方面的政策不公還比較容易監督和糾正。而不容易監督和糾正的是社會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針和各項政策的人應當遵循社會公意。社會公意應當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說過造成重大歷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他說的是平面圖形,社會合力實際是多棱園錐體的中軸線,好像一把半張的雨傘的柄。社會合力是各個社會群體的力量博弈的結果。由於改革中形成的強勢群體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權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為強勢群體的“車夫”。他們只能按照強勢群體的意願開車。然而,如果按強勢群體左右的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國社會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訂者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不能由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就“車夫困境”。

出現“車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微弱,而強勢群體藉助手中的公權,利用他們在政府部門中的有利地位,在決策過程中佔有更多的話語權。因此,改革方針和各項政策常常有利於強勢群體不利於弱勢群體。

強勢群體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損他們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難,凡是有利他們改革,出台就相當快。官員財產公開、遺產稅等雖然多年前就提出來了,但一直不能實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車改革。

國發文件規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實行住宅商品化。在這個日子以後,老百姓需要高價買房,而官員呢?“計畫經濟的最後晚餐”永遠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中央部委蓋了大量的豪宅,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職工。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於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 “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

制衡權力 駕馭資本

文章說,近幾年來,出現了“仇官”“仇富”社會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員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經營而致富的。但是,這兩種社會心理是客觀存在的。這兩種社會心理產生的原因要從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尋找。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權力的擴張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也是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中國當前兩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制衡的權力,從而出現“仇官”;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駕馭的資本,從而出現“仇富”。數量日
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

怎麼才能公正?作者提出:這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來保證的。這套制度體系的目標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權力和資本是兩種社會能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兩種能量。權力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權力必須放在籠子里,放在憲法的籠子里,放在法律的籠子里,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里活動。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能量,資本投向哪裡,哪裡就會改變面貌。但資本是貪婪的(經濟學的語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沒受駕馭的資本也可能成為統治世界的暴君。馬克思要拋棄資本,資本是拋棄不了的;孫中山說節制資本,節制也可能過度。我提出駕馭資本。
權力制衡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紀委和其它種種防止腐敗的機構都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都是這個權力體系的內力,靠這些機構不可能從根本上制止權力腐敗。不能獨立審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體是權力的恭順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合為一體,就不可能有權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對成為外力,才能夠互相制衡。

文章最後指出:人類近兩百年的經驗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有效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這個目標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也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講話中再次強調的“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正是走出公權腐敗危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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