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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

音頻 05:39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最近推出關於中國改革的新著《中國改革的歧路》,由台灣聯經出版發行。本書主要分成三篇,包括:中國改革的歧路;從不斷革命到持續改革:中共應對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模式;以及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作者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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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嘉明也曾因為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面對中國改革的難題不斷苦思讀寫。據稱,朱嘉明刊載於《思想》22期的《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中國共識網發表,引起近20萬網民點擊與轉發,反響強烈。朱嘉明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主要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1984);《現實與選擇》(1984);《論非均衡增長》(1988);《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2012)。

關於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作者在書中提出:中國現在的國情,“超大“無疑是最顯著的特徵,例如,十幾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除了”超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特徵,那就是”變動“,例如,經濟發展階段更迭,制度解構和重建,社會轉型,等等。而造成「變動」的因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際到國內,從意識型態到經濟利益,相當複雜。其中,發生過影響的各種主義就不下十種。所以,三十餘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各種因素的”雜合化”過程。作者指出,中國早已經不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畫經濟,也不是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計畫和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概括中國的基本特徵。中國是什麼,竟然成為了問題。以至很難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給以清晰的「定義」。
作者提出:中國是一個處於持續「變動」之中的龐然大物。認知中國新國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動態的雙重意識。

只要面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而關於這一問題,作者在書中總結說,在中國過去三十餘年間,“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計畫經濟解體,政府作用下降,市場經濟開始;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彈,發育不久的市場經濟遭到壓制。在這個階段中,既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路徑依賴」,也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背離。第三階段是在2000年之後,政府徹底控制市場,市場淪為政府工具,不僅遠離了市場經濟,還跳躍過自由競爭階段,直接走向了國家壟斷經濟。

作者就此提出的一個觀點是:計畫經濟制度的衰敗和瓦解,並不能推導出市場經濟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沒有約束的政府,憑藉在計畫經濟時期對經濟的「自然壟斷」地位,包攬「市場經濟」的設計和建造,怎麼可能產生出獨立於政府的自由市場呢?經過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謂市場,天生地不具備排除政府幹擾公平競爭的本能,不過是政府的一種工具。所以,政府是在按照自身的利益影響和改變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對於壟斷,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擊,而是推動和加劇壟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仲介」;對於國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會公平,而是擠佔民間和個人財富,加劇貧富懸殊。在股票市場開放之時,人們曾經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在政府操縱下,通過國有企業上市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作者提出:政府以市場的名義,不斷重複著各種反市場的行為,將市場異化為實現擴大經濟權利的手段,政府權力已經超過計畫經濟時代,至今看不到衰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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