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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不反省文革歷史,如何規畫未來?

音頻 13:48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來自各地的紅衛兵。紅衛兵的“造反有理”在全國演變成大規模暴力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來自各地的紅衛兵。紅衛兵的“造反有理”在全國演變成大規模暴力 網絡圖片

2013年,中國社會接連出現一些老紅衛兵對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懺悔道歉的舉動。如何看這些道歉舉動?當年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何以釋放出如此的暴力?這種毫無約束的暴力與當今中國社會缺少道德底線的現狀有怎樣的聯繫?致歉舉動陸續出現與當今中國的政治社會形勢是否有關?我們帶着這些問題電話採訪了《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師王友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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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衛兵出現於1966年文革啟動的初期。他們以中學生為主體,以“造反有理”為口號,揭開了文革不僅“觸及靈魂”,而且顛覆人性的、暴力、野蠻的一頁。但這段歷史卻隨文革不容置辯的官方定論而被束之高閣。

2013年,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紅兵為自己曾舉報母親以至於其被槍決懺悔;隨後有前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劉伯勤在《炎黃春秋》雜誌刊登道歉廣告;其後又有前中共元老陳毅之子陳小魯帶領幾名校友返回北京八中向老師公開道歉。

這些老紅衛兵的道歉可以說揭開了一段充滿暴力的記憶。有人從中看到了人性的回歸,有人從中看到了個體反思,有人不以為然,也有人覺得那些曾經有過的暴力豈是一句道歉可以抹消。王友琴女士向我們談了她的看法。

紅衛兵道歉具有特別的道德意義

法廣:最近一段時期,一些當年的紅衛兵公開為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公開道歉,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前中共元老陳毅之子陳小魯。輿論對這些道歉舉動反應不一,有人響應,有人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僅是道歉還不夠。您怎麼看這些當年的紅衛兵的道歉舉動?

王友琴:我認為這些道歉是很好的舉動。我向道歉者致敬。首先,從道德方面看,在一個文明社會,做了不好的事,就應當道歉。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打老師,打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以及校外的所謂階級敵人。向被他們傷害的人道歉,這符合文明社會的一般規則,特別是現在社會並沒有給他們特別的壓力要他們認錯,他們是自己主動道歉的,是在自由的條件下做了一個道德的選擇。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道歉具有特別的道德意義。我向他們表達敬意。

至於道歉夠與不夠,這是一個程度問題。有些人不以為然,據我所知,近幾年,有些紅衛兵不僅不道歉,而且長篇大論發表文章,攻擊那些說出事實的人,這些人對於道歉者當然就不以為然:別人在道歉,他卻還在那裡辯護並攻擊提出批評的人,他的這些說法不就難以成立了么?!我認為這些人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一邊,而他們的行為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出道歉者的勇氣,這些道歉者沒有懼怕這些壓力,他們不是懦夫,他們敢於站出來道歉。道歉者當然是因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些道歉者也是有勇氣的人。

這段醜陋的歷史沒有得到清晰的記載

法廣:也有人說道歉者往往是當年作惡並沒有做到極限的人,也就是作惡相對少的人……

王友琴:我剛才是從道德方面談。現在我想從歷史的寫作和歷史的認識方面來談。簡單地說,這些紅衛兵道歉本身就說明他們承認紅衛兵當年的行為是錯的。這些行為當然是錯的,但是,要知道,這種認知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定論。事情已經過去47年,可是,這段醜陋、可恥的歷史並沒有得到清晰的記載。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8月5日,紅衛兵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打死了校長卞仲耘,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以後,暴力迫害大規模升級。據我的調查,全國沒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毆打老師或校長的行為!我沒有找到一個例外。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迅速地從個位數變成兩位數,又變成三位數……在北京有1772被紅衛兵打死!西城區最多,有333人。我在北京調查了10所當時的女子中學(這些女子中學如今已經不存在)。這10所中學中,有5名校長和教師是被活活打死的!更多的人受到了毒打和侮辱!47年過去了,我們今天應當反省這段歷史。如果我們不去否定這樣殘暴的行為,我們怎麼規畫將來、怎麼確定當今社會人們行動的基本原則和個人的道德規範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牽扯到我們每一個人,不單單是那些在文革中經歷了迫害的人,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怎麼來建設我們的將來呢?難道按照文革的法則來做么?

人性之殘暴與高層的慫恿釀就了空前的暴力

法廣:當年紅衛兵的這種暴力為什麼可以如此毫無約束、毫無底線的釋放呢?這種人性之惡的大釋放與當今中國社會缺少道德底線的現實是否也有一定關係呢?

王友琴: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也就是這些殘暴的行為是怎樣形成的。

我寫了一本書:《文革受難者》。這本書里有659名受難者受難經過的描寫。從這些非常具體的描寫里,可以看出這些殘暴行為是怎麼施行的。簡要地說,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給這本書寫的序言。麥克法誇爾在序言中針對這樣殘暴的行為,引用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小說:《蠅王》(《蒼蠅王》)。這是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的作品。麥克法誇爾教授寫道:如果沒有父母和社會的約束,任何地方的年輕人都可能行為殘暴。在文革的時候,中國的年輕人不但擺脫了管束,而且受到來自最高層的慫恿和鼓勵,這樣才造成了空前殘暴的行為。中國本是孔夫子文化的國家,有兩千年尊師的傳統,從來沒有發生過讓十幾歲的年輕人去打死校長和老師的暴行。我自己覺得,用傳統無法解釋(這樣的暴行)。麥克法誇爾教授指出的兩點非常重要,就是來自人性的殘暴和來自高層的慫恿、鼓勵和組織。這就是當時的情況。

如今,文革結束都已經接近四十年了,文革的組織體制和領導體制應該說已經不存在了,但殘餘還在。人性的陰暗面也還在,我覺得這兩個因素與我們當今社會一些沒有道德,沒有一般的行為底線的行為有很深的關係。所以,從這個方面講,反省文革歷史,也就有其特別深刻的現實意義。

薄熙來垮台減輕了文革經歷者的壓力

法廣:在您看來,這些當年的紅衛兵道歉的舉動只是因為這些人年紀已經不輕、希望擺脫當年暴力行為在心裡留下的陰影,需要打開這種心結呢,還是與當前中國的政治社會形勢也有一定的關係呢?

王友琴:我覺得這兩種因素都有。我們來講第二個因素。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我們看得到除了經濟的改變,人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也在變化。有些人在1966年文革發生47年以後出來道歉,這應該是這種好的變化的表現。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對文革沒有認識,是因為長期以來,文革的歷史不讓寫,不讓大家說出文革的事實,造成了很多年輕人的誤解。有一個年輕人就對我說:王老師,聽你談文革以後,我才知道文革是一段很可怕的歷史,我原來以為文革就是反對貪官污吏 這個誤會太大了!這個年輕人大概只有三十歲,完全是文革後出生和長大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告訴年輕一代文革的歷史。

法廣:您認為這些當年的紅衛兵為過去的行為公開道歉是因為今天的中國政治社會生活比以前更開放,更寬鬆,可以讓他們對文革、對紅衛兵這段歷史反思么?

王友琴:我覺得是這樣。我也很想告訴大家一個現象,現在薄熙來已經倒台,可是,幾年以前,他曾找我採訪過的一些老師去度假,送給他們禮物,表面上看是給他們一些小恩小惠,但是,這些老師也告訴我,他們被要求閉嘴,被要求不要再講文革的這些歷史,因為他(薄熙來)和他的兄妹在文革期間也有過暴力的行為。

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先生,他的母親原來是中學教師,文革中被打死。第一次採訪時,他很願意給我講述這段歷史,但第二次他就不願意了,他說,他受到他大哥的警告。他大哥說,薄熙來的母親也是文革中自殺的,人家就不講,薄家的孩子識大體。所以,這位先生拒絕了我的第二次採訪。我想,在這些事情的背後,其實蘊藏着很多更深層的政治和道德原則。他們要唱紅歌,建毛澤東的大型塑像,這些都是為了回到文革。但是,去年以來,隨着他的倒台(作者註:薄熙來於2012年3月被免除一切職務),中國一般的人可以相對輕鬆的講(文革歷史),而兩年以前,他們真的受到很大壓力,因為他們去單位上班就得唱紅歌,這讓他們感到壓力。但是去年起,他們感覺好些了。我自己也覺得這也許也是最近一些紅衛兵出來道歉的一個背景因素。

陳小魯道歉顯然並不僅僅是為這段歷史留下的心結。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他這麼做不僅是為了自我救贖,而且還有與中國政治發展相關的深層原因,因為法治是這種發展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指出:“許多人熱衷於回憶文革中美好的舊時光,說文革只是針對腐敗官員。可是文革中發生了許多侵犯人權的事。大多數中國人沒有真正的經歷過文革,我們這些真正經歷過的人,必須把真相告訴大家。”

張紅兵、劉伯勤、陳小魯等人主動道歉的舉動觸動了一些同齡人長久壓抑的心結,河北邯鄲的宋繼超、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也都分別通過媒體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致歉。不過,總體來說,主動道歉者人數寥寥,目前還難以推動對這段歷史的集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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