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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

禁書《白求恩的孩子們》在中國的三宗罪

音頻 05:11

隱居加拿大蒙特利爾八年的華文作家薛憶溈在2012年出版了六部文學作品,其中五部長短篇小說和隨筆在中國大陸出版,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被禁後輾轉到台灣出版,這本書在虛擬的32封寄給白求恩的書信中講述了32個故事。近日,薛憶溈透露了該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經過和禁書理由,原來中國出版部門審查該書時發現作者對內戰勝利者共產黨、對毛澤東及文革和對六四事件的描述犯忌,這三宗罪最後導致這部小說在中國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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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白求恩的孩子們》完稿,薛憶溈把它交給了中國多家文學雜誌社,近年中國長篇小說走旺,不少人期待着他帶着新作品回歸,當時臨近春節,薛憶溈在樂觀和焦慮混雜的情緒中等待了一個月,春節過後,從包括現在已停刊的純文學《天南》等三家雜誌傳來了令他吃驚的負面消息:小說存在三方面問題,無法出版。薛憶溈回憶說:“第一個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因為我用調侃的語氣寫了中國人40年的歷史,其中有一個戲劇性場面,主人公看到鴿子踩在白求恩雕像的頭上拉屎,從地上飛起來的鴿子分成了兩部分,經過內戰,獲勝者就爬到白求恩的頭上”。

薛憶溈認為自己的描寫非常自然且具有美學高度,而美學就是政治,中國出版部門認為是有所指的內容,對他來講只是個審美過程。

關於禁書的第二宗罪,薛憶溈說:“第二個原因是文革,小說中有很多文革描述,如1976年毛澤東的死,小說女主人公在第一個孩子自殺後瘋了,敘述者是第二個孩子,那天他和媽媽一起突然聽到了哀樂,媽媽停了下來,跟他說,又一個孩子死了。寫這話時,我自己流淚了。我們都知道,孩子是獨裁者,獨裁者就是孩子,對此可以有很多解釋”。

薛憶溈相信這種寫法的力量,中國從來沒有人把1976年9月9日寫成這樣,人們無法明辨小說中媽媽是蔑視還是尊重毛澤東,她的說法也可能是出於尊重,因為孩子對媽媽來說是最重要的。但無論是蔑視或尊重,毛澤東是獨裁者的事實無法否認。

薛憶溈作品的第三宗罪與中國當代史無法迴避的六四事件有關,他說:“第三個原因是六四,我不主張從很事實的角度談六四,我沒有正面描寫六四,只是說他懷孕的妻子走出去再也沒有回來。臨走時她說,我想去呼吸一下北京的新鮮空氣。他說今天晚上北京沒有新鮮空氣。最後他抱着她的骨灰回到家鄉,面對人們詢問死了多少人,他說死一個就夠了”。

這是薛憶溈六四後的親身經歷,當時他身處湖南,看到從北京回來的人常要面對“死了多少人”的詢問,他自問死一個人和死一萬個人有什麼區別,後者的性質不會超過前者,因為對個體生命來說,死一人就徹底改變了他個人的命運。

收到審稿意見後,薛憶溈一度非常絕望,因為他曾希望這部作品會帶給中國人一個閱讀熱潮,他說:“我當時非常絕望,絕望到考慮該不該活下去、該不該繼續寫作的程度,幸好台灣新地文化在閱讀小說後一個小時做出決定,在第三期撤下所有稿子,登載我的小說,我4月份去倫敦書市時就帶去了這期雜誌”。

其實,《白求恩的孩子們》並非薛憶溈在大陸的第一本禁書,他在1989年1月完稿的長篇小說《一個影子的告別》因描寫學生領袖的生活而遭禁,24年後,也即2013年才得以在台灣出版。

本期《當今世界》是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特約記者潘衛製作,感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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