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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

人性還是黨性?文革大屠殺反思

音頻 12:00
文革批鬥會場面。
文革批鬥會場面。

問: 今天這個題目有點沉重,它讓我們回想起文革中的死難同胞。但是為了深入反思,我們不得不揭開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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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說得對,我們不得不,也就是說有些事情你做與不做,面臨的是一個道德上的選擇,中國人愛講“皇天在上”,康德講頭頂星空與心中道德,都說的是“絕對律令”。尤其是前幾天,大陸河南省有位法院院長聲稱,如果黨性與人性發生衝突,應該“只論黨性,不論人性”。中國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寶貝王外長,在記者問起中國人權問題時,一副潑皮牛二的嘴臉,更讓我們痛感文革不死啊!

問:說起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興縣八三一大屠殺,因為那是紅八月最後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門戴上紅衛兵袖章,號召“要武嘛”之後在首善之區發生的大屠殺。

答:對,當時我們都在北京,聽人紛紛傳,說大興縣有地富造反,所以鎮壓了不少人,當時真沒覺得是個事。文革結束後,我才看到調查材料,真讓人毛骨悚然。從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興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生產隊共殺害無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是僅三十八天的嬰兒。二十二個家庭滿門滅絕。調查報告中有一個細節,目擊者供述,有祖孫兩人被活埋,當兇手往坑裡填土時,三歲的小孫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說“忍忍吧,一會兒就不迷了”。真沒有語言能定性這種殘忍。中國人愛說“人心都是肉長的”,看來不對,能夠干這種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長的,或者我們只能說他是沒有心肝的。斯大林愛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領導屠殺的公社黨委書記高福清一定是這種特殊材料。

問:我們說“人心都是肉長的”,其實說的是個普遍的人性問題。在人性尚存時,會自動反抗殘忍。為什麼文革中的殺人者不是這種情況呢?

答:要動手殺人,基本上都有一個動機,或劫財,或劫色,或復仇,或收費。但文革中的屠殺行為往往沒有單純明確的具體動機,相反,往往有一個宏大籠統的抽象動機。比如大興縣的屠殺,主事者事後交代,因為響應毛主席階級鬥爭的號召。如果不把階級敵人殺了,他們就會殺革命派。所以這些屠殺行為是在一種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殘暴。你剛才提到的普遍人性問題完全變質,成了“對待敵人像嚴冬般殘酷無情”。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里,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遺餘力批判人道主義的,毛認為蘇聯講人道主義是變修的結果。階級性和人性的對立是中共推行惡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謂“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的理論基石。階級性貫徹到黨內,就是黨性。用劉少奇的經典表述:“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

問:這就好理解為什麼河南這位法院院長要公開承認黨性和人性相衝突時,要“只論黨性”。

答:其實,黨性在共產黨黨內鬥爭中,對迫害和受迫害者都有作用。其一,對迫害者而言,讓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找到了合適的借口,首先黨性給他提供了迫害他人的政治正確性。站在黨性原則立場,什麼告密,什麼背叛,什麼落井下石,總之一切在道德標準下惡的東西都可以成善。其次,殘存一點良知的人,恐怕對某些行為覺得下不了手。因為道德會有一種自然力量,這就是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儒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黨性會給他非道德的力量來克服這種惻隱之心。弗洛伊德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來分析這種心理防衛機制。用一個高尚的觀念來掩飾自己行為卑鄙,是合理化最常見的方式。黨性是最有效的借口,這個概念可以把迫害變成拯救,把利己變成為人,把兇殘變成善良。對受迫害者,這個概念也同樣有效,它可以使屈服成為救贖,使人格掃地變成自我獻身。斯大林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就是個好例子。當時旁觀審判的西方記者不明白那些列寧的戰友怎麼會那樣熱情地承認自己是特務、間諜,那樣努力證明自己是罪人。他們要懂了黨性這玩意兒就會懂了。納粹那些犯罪者在受審判時一般都會以服從命令來推脫自己的責任。而文革中我們親眼看到幾乎全體中共官員都忙不迭地檢查、揭發、交代,他們所信奉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其實就是表現自己“黨性強”的合理化過程。

問:所以回想文革中發生的那些大屠殺,實行者幾乎沒有人懺悔,恐怕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錯。

答:對,像戚本禹這塊料,至死都宣稱自己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他一定相信自己的那些罪惡不過是黨性強,階級立場堅定的表現。這種以所謂階級立場,所謂黨性來實行的罪惡也可謂“以理殺人”。清代大儒戴東原有一段話我極喜愛,他說:“宋以來儒者……其於天下之事也,以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他是批評宋代理學,以一套虛假觀念斷行天下事,害人無數,卻永遠冠冕堂皇。他憤怒地問:“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那些文革中死於文革理論的無數冤魂,就是“死於理,其誰憐之”。和這套黨性原則相反,人類文明自有正道,那就是人性高於一切,人權高於主權。雨果在《九三年》中有極其精彩的描述,旺代叛軍首領郎德納克侯爵是保皇黨要犯,共和軍首領郭文與他拚死戰鬥,一定要捉拿他。結果侯爵已經逃脫時,看到堡壘起火,而樓上有三個孩子。他毅然返回,救了這三個孩子而被捕。郭文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放了郎德納克,而自己上了軍事法庭被處以絞刑。那段描寫真是驚心動魄。促使郭文背叛了自己的“黨性”的原因,是他明白了:“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共產黨六十餘年的毒化教育,讓我們離善良、寬恕、慈悲、正義越來越遠。但是,我倒不擔心人類的普世價值和中國絕緣。中國人同世界各國人民一樣,有向善之心,問題是共產黨這套意識形態在暴力支持下橫行九州。但這套東西一定會被人拋棄,因為說到底“人心都是肉長的”。我曾經說過,黨性不過是理論化了的獸性,但不止於此,因為獸性還有自然的一面,我們說“虎毒不食子”,說“舔犢情深”,這都是獸性的自然性。所以黨性是抽掉了自然性的純粹的殘忍。共產黨這套意識形態一旦垮台,你會發現它將像水泄沙地,一點痕跡都留不下。人心修復不要一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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