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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許追究的“反革命集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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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甘肅省天水地區發生了一起被列為全國第四大案的“反革命集團案”,多達43人被捕,遠在上海的林昭也牽涉其中。最後她與另外兩人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文革之後全被平反。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譚蟬雪女士編著的電子書《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這次節目,我們請參與編輯的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做一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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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高伐林先生,這本書,書名“星火”,是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

高伐林:書名“星火”,直接原因,是當年這些為民眾苦難“鼓與呼”的志士所創辦的地下油印刊物就叫“星火”  他們取這個刊名,確實就寓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期望。在中國大陸嚴酷的政治環境下,不難想見,必然會被打成“反革命刊物”加以撲滅。燎原未成事實,“星火”卻通過這本書保留下來,但願傳之久遠。

法廣:他們為什麼要創辦這樣一份地下刊物?他們是些什麼人?

高伐林:說起來,這個刊物倒正是一批大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產物。其中主要骨幹,張春元、向承鑒、顧雁、苗慶久、譚蟬雪等等,多是蘭州大學的學生,個別的是青年教師。他們在1957年中共號召幫助黨整風期間,上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的大當,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武山、天水等地農村監督勞動。鄉親們對他們不錯,但是他們親身經歷了“大躍進”的荒誕鬧劇和大饑荒的慘痛悲劇,親眼看到了大批農民餓死。他們想過、也試過向上反映真實情況,但這些人本來就是“因言獲罪”,反映情況又有誰會聽、會信?他們不甘沉默,自己撰寫文稿、刻寫鋼板、油印郵寄……不過,《星火》只出版了一期,第二期還在籌備之中,就被破獲了。

法廣:這唯一的一期《星火》,有什麼內容?

高伐林:有張春元所寫的《糧食問題》、《農民、農奴和奴隸  當前中國農村剖視之一》,向承鑒所寫的《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他們在籌辦的過程中,與慕名已久的林昭取得聯繫,得到林昭的支持,林昭將自己的一首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交給他們,在創刊號上刊出了。從這些標題,不難想見其內容:反映人民公社化之後農民淪落為農奴的深重苦難,探索如何幫助農民、也幫助祖國找到出路。在那個比罐頭禁錮得更嚴密的年代,在那個中國貧瘠偏僻的農村,以他們的年齡和身分,不可能擁有多麼豐厚的精神資源,既不可能了解高層方略、中國和世界大勢,也不可能獲得馬列主義之外的思想武器  好不容易才偷偷得到一份可供參考的南斯拉夫改革文件。但他們是以青春的良知和熱血來尋找真相、追求真理,薄薄的油印刊物,讓我感到沉甸甸。

法廣:他們後來遭到什麼樣的厄運呢?

高伐林:1960年9月,國慶節前夕,當局一夜之間在武山、天水張開天羅地網,隨後又在上海抓人。此案一共逮捕了43人,包括大學教師、研究生、大學生、幹部和農民,後來多被判重刑,從無期徒刑到三年不等,向承鑒坐牢18年,顧雁17年,苗慶久20年……還有人被判管制。尤其是,文革期間本案主犯和被牽連者,共被處決三人。

法廣:被處決的,都是什麼人?

高伐林:其中一位,就是與本案有關的林昭,1968年被害;另外兩位,是1970年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同一天遇難的:一位是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基層官員,對民眾的苦難感同身受,也器重這些“右派”學生的膽識;另一位,就是《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他16歲就參加了解放軍,在朝鮮戰場上擔任汽車兵出生入死,在轟炸中受重傷,複員後給首長開小車。作為調干生,他考取了蘭州大學歷史系,不幸遇到反右,在劫難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監督勞動中,他還用業餘時間寫了一個反映“抗美援朝”的電影文學劇本《中朝兒女》在雜誌上發表,長春電影製片廠甚至打算投入拍攝,但一打聽作者是個“右派分子”而作罷。從一個革命軍人到殉道的思想者,張春元求索的經歷值得後人銘記。

法廣:這樣一個案件,文革之後為什麼很少有人提起?

高伐林: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此事發生在“一窮二白”的大西北。不過,還是有一批志士仁人苦苦努力,讓其不致於湮沒。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評價說:《星火》填補了中國思想史的空白。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樑’”。中國著名的獨立製片人胡傑說:《星火》雜誌是中國大躍進饑荒時期極為罕見的重要的民間地下刊物。它對大躍進饑荒的災情和民怨有現場的記錄,並對人民公社運動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的研究和思考。它對人民公社把農民變為農奴和奴隸進行了活體解剖式的研究,在理論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學術界對《星火》刊物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認識。

法廣:此書的編著者譚蟬雪是什麼人呢?

高伐林:她今年已是82歲高齡了,當年她是張春元的未婚妻,也是這一案件的同案犯、倖存者。1956年她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開始,她坐了14年牢。平反後她調到敦煌研究院主攻敦煌民俗,先後出版過七部專著。譚蟬雪退休後,定居上海,歷經十二寒暑,多次重返蘭州、天水等地搜集關於本案和當事人的資料,要給歷史存證,到2010年,終於在有關部門的檔案庫中找到了最重要的證物  公安部門作為罪證保存的《星火》雜誌原件。但當她好不容易編著了書稿,掏出五萬元自費印出一些給有關當事人和子女做紀念時,卻被當局不由分說全部沒收……錢理群教授說:這是一本血寫的書;這是一本拷問我們靈魂的書;這是一本我們期待已久的書……他們逼問着:你的心是顫動的,還是死的?你的血是熱的,還是冰的?你的靈魂是聖潔的,還是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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