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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

[文革訪談]: 紅歌背後的哀歌

顧聖嬰:1958年獲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最高獎。
顧聖嬰:1958年獲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最高獎。

[提要]現在一些蟄居海外的“五毛黨”和“自干五”,受中共大外宣計畫的推動,在海外展開頌毛運動,其中的一種方式就是紅歌會。在民主國家,法律明令禁止歌頌希特勒和納粹黨,而由於中共的掩蓋和欺騙,許多文明國家的人民並不清楚毛髮動的文革,實質上和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一樣,犯下了反人類罪。今天我們就來談一位受難者  顧聖嬰,中國第一位在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大獎的鋼琴家,人稱“鋼琴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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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趙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燈者》(增補版)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談文革中慘死的女鋼琴家顧聖嬰。我們知道,她是中國最有天才的音樂家,卻在文革中受到殘酷的侮辱迫害,最後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今天請你給聽友們談談她好嗎?

答:這個話題可不輕鬆。我寫那篇文章時,幾次擲筆嘆息。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周廣仁先生專門託人給我帶話,說我能寫顧聖嬰,她非常感謝。她們是同一代音樂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對顧的慘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顧聖嬰這樣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還要唱紅歌歌頌毛的人,就想問他們:你們還有一絲人性和良心嗎?怎麼能明知無數同胞慘死於毛髮動的文革卻無動於衷,反而要去歌頌劊子手?

問:現在中共紅色文化輸出的勢頭越來越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去抹殺那些罪行。

答:你說得太對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記住那些罪行,紅色文化就全無蠱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們談文革,就是為了保留民族的記憶。也就是為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為它終能走入文明國家行列而存一火種。好,不扯遠了,我們來談顧聖嬰。顧生於一個文化書香源遠流長的家族。她的遠祖顧雍是三國時吳國的丞相,史稱“魏晉八君子”。他是漢末大音樂家蔡邕的學生,曾追隨蔡邕學琴,極通音律。所以顧聖嬰的音樂天賦其來有自。顧家與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親自為傅聰和顧聖嬰編寫文化課本,讓他們學習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這些好東西在中共教育體制內是學不到的。顧聖嬰的父親顧高地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卻幫助過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我們知道,潘漢年是當年中共勾結日偽,向日本侵略者傳送抗戰國軍情報的負責人。中共奪權後,必須要掩蓋這段賣國漢奸史,所以潘漢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獄。這就牽連到當年幫助過潘的顧高地先生。顧先生最愛這個極富天才的女兒,從顧聖嬰五歲起,就帶着她學習音樂,廣拜名師。結果小聖嬰不負眾望,被上海交響樂團錄取為獨奏員,那時她年僅十七歲。正在顧聖嬰的藝術生涯輝煌開始的時刻,她所敬愛的父親卻在家中當著她的面,被人抓走了。這對顧聖嬰打擊太大了。不僅痛失慈父,還因此成了“殺關管子女”。在那個出身能決定命運的時代,顧聖嬰的成長面臨巨大的障礙。幸虧當時顧身邊有許多愛才又富同情心的師長,他們默默地保護着顧聖嬰,送她到北京,跟隨蘇聯專家克拉夫琴科學習。1958年,顧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導下,參加了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成績優異,得了最高獎。與她並列這個獎項的,是波利尼,他現在是世界上頂尖的大鋼琴家。而且人稱“鋼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這個獎的得主,只是比顧聖嬰早了一年。從這裡,你就能看出顧的鋼琴演奏已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若正常發展下去,她會成為世界級的鋼琴演奏家。

問:她的中途夭折,實在太可惜了。我記得傅聰就是在58年逃到英國的。

答:對,傅聰和顧聖嬰曾在一起學琴,兩個人很熟。傅聰是55年獲得肖邦鋼琴比賽第三名的,同時還得了瑪祖卡特別演奏獎。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肅,傅聰真是聰明,看出中國的情況不適宜他的藝術發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們實在慶幸傅聰的選擇,否則他必是死路一條。我們再看顧聖嬰,她那時是一心靠攏組織,積極進行思想改造,想要隨着主流意識形態走。什麼下農村、去工廠,為工農兵演奏,讓鋼琴藝術革命化,這些她一點也不反抗,而且還努力實行。文革前,她對那些用紅歌改編的鋼琴作品,也以極負責的藝術態度來學習和演奏。像什麼“洪湖赤衛隊組曲”,“翻身的日子”,“高舉革命大旗”之類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鋼琴搬到上海重型機械廠的車間里,去給工人彈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點沒少做。可是她內心充滿矛盾和痛苦,在貝多芬和紅歌之間輾轉徘徊。她在靈魂深處酷愛那些偉大的音樂作品,酷愛肖邦、莫紮特、貝多芬。可在中國那個荒謬瘋狂的世界裡,她又怕自己的愛,怕自己的階級立場站錯了,何況她的父親還在勞改營里,她不能不處處小心。她的許多朋友,像殷承宗、鮑蕙喬都提到顧日常生活中的憂鬱,她活得沉重,心裡有苦說不出。不能把所愛奉獻給藝術,對一位藝術家是件多麼痛苦的事兒啊!所以我聽顧聖嬰的錄音,覺得她演奏肖邦特別有味道,因為她不知不覺地體會到肖邦音樂中的那個zal。這是個波蘭詞,意思是屈辱與痛苦。

問:據說顧聖嬰是在知道傅雷夫婦自殺後,決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點兒關係。傅雷是看着顧聖嬰長大的,也給過她一些文化上的影響。顧對傅是相當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頭髮罰跪,慘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雙雙自殺,顧一定是知道的。顧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也是同樣的遭遇,可以說是受盡屈辱,像顧聖嬰這樣一個玉潔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蠻的粗漢摑掌,她不能忍受紅衛兵的凌辱。一個人自殺而死,反映個人的絕望。但全家一起自殺,滿門滅絕,反映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對這個社會的絕望。顧聖嬰死後,她的個別朋友痛惜之餘,對她的自殺還有些不理解,比如劉詩昆先生。他竟然認為顧聖嬰受的折磨還不夠,不至於去自殺。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擇不是以受苦程度來計量的,它表示的是心靈的絕望。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詳細的分析。最可憐是77年顧高地先生從勞改農場釋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別人世。人間遭遇之慘烈,莫過於此吧。在毛髮動的文革中,顧聖嬰只是一個小小的犧牲者,這樣一位天才,死後連骨灰都不知哪裡去了,後來開追悼會時,擺在靈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顧小姐真是埋香無處啊。去年我在巴黎愛樂廳欣賞波利尼的音樂會,看他演奏後觀眾的歡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並立獎台的顧聖嬰,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難書。希望那些唱紅歌的人,想想他們的死難同胞。

決不允許這些罪惡重蹈覆轍,就是對死者最好的悼念。請聽友欣賞一下顧聖嬰演奏的肖邦d小調前奏曲,作品28,第2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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