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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書刊

文革五十年了,仍然疑團重重

音頻 07:01
明鏡出版社刊物《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
明鏡出版社刊物《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 RFI/明鏡書刊((高伐林)提供(DR)

2016年迎來文革五十周年。中國大陸官方,除了5月16日的深更半夜發了一篇標題不敢有“文革”字樣的短文,對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沉默以對。而在海外,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上下兩厚冊論文集。這次“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這套書的責任編輯高伐林先生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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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兩個月前,你在介紹《新史記》“文革專號”時,提到今年6月在洛杉磯舉行的文革50年研討會,是關於文革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國際學術會議。這一部《文革五十年》論文集就是這次會議的成果?

高伐林:是的。近百萬字的《文革五十年》,是全球80多位學者探討中國文革的最新結晶,有學者說,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革研究的總結”。習近平說對中共建政之後的前30年和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這就不僅延續其前任的做法,繼續將文革研究視為禁區,擔心其掌權的法理基礎被摧毀,甚至還控製得更嚴。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基因仍在,遺毒猶烈,於是出現了這樣讓人痛心的現象:文革發生在中國,真正獨立、專業的研究會議卻只能在美國召開;這樣大規模的研究成果只能在海外出版。正如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也是這套書的主編宋永毅教授所說:十年前在紐約開文革40周年研討會時,抱着一絲遐想:下一個十年能不能在文革發生地中國開這樣的研討會?然而,“幻想總是溫暖的,現實卻是冰冷的”。會議的另一位組織者、著名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林培瑞教授也在該書的序言中說:作為一個美國學者,看到中國同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開自己國家的歷史會議,感到心酸和遺憾。

法廣:《文革五十年》為何會有這麼大的篇幅呢?

高伐林:這次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舉行的研討會,聚集了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的學者,更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李遜、崔衛平等重量級文革專家。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論文篇幅和學者陣容也是“史無前例”,不僅展現了海內外史學家們探究真相的膽略,對於重構中華民族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更具有戰略意義。宋永毅教授主編這套巨著,對《文革五十年》一書的編排頗具匠心,註定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珍藏。

法廣:宋教授是如何編排的呢?

高伐林:文革這樣的大規模、長時段的政治運動,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包羅萬象,話題紛紜複雜。宋永毅將之分成這樣幾個大單元:晚期毛主義和文革意識形態;新史實和新視野;毛澤東和文革;軍隊和造反派;文革和暴力;紅衛兵思潮和群眾運動;文革和當代中國政治……這就提綱挈領,眉目清晰,關心文革的讀者可以準確地把握文革研究的癥結、學者關注的重點。
《文革五十年》還單辟了一個單元:對文革研究的再研究  梳理50年來文革研究的過程,並對文革研究者自身進行解剖和反思。

法廣:大動亂過去半個世紀,《文革五十年》有哪些新的收穫呢?

高伐林:相當豐富,例如:對文革主導理論的理解,過去從“國際主義”、即“世界革命”角度的論述較多。但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程映紅卻從“民族主義”角度分析文革和“中國道路”的關係,指出:雖然文革中那些具體的“中國特色”多半被放棄了,但是它們的理論卻在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話語中得到系統的表述  這也正是文革的重要遺產。再如中國資深的紅衛兵運動研究者米鶴都,從文革前幹部子弟集中住宿的大院文化、他們的英雄史觀和青春期生理特徵的視角,重新詮釋了紅衛兵思潮的發源和泛濫。
文革中有不少事件人們耳熟能詳,卻屬於學術空白。中國大陸徐友漁教授的論文將宏觀分析和微觀實證相結合,首次揭示“二月鎮反”的歷史概貌。這麼大的事怎麼未見之於官方歷史?他的解釋發人深省:“‘二月鎮反’的主要內容是鎮壓”,對於任何統治者和掌權者,“鎮壓永遠不是言說和研究的話題,而是需要隱匿和塗抹的對象”。
文革號稱“大民主”,一度還很強調“巴黎公社原則”,《文革五十年》有幾篇文章剖析了文革中對巴黎公社原則如何嘗試了一下就再也閉口不談的原因。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在論文中基於對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中選舉的研究,指出稱“大民主”的本質  文革根本不具備起碼的民主要素,連“假民主”也不是,根本與民主無干。

法廣:據稱《文革五十年》中也收錄了年輕學者的成果?

高伐林:是的,近十年來,海外學界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邀請了六位來自德國、中國大陸、澳門、美國的80後新人與會,他們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發言和論文卻有着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其研究集中在某個省、市或縣,像關於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關於上海和武漢在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的比較,關於土改和文革暴力的關聯性,等等,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文革研究後繼有人,很讓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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