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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紀錄片導演文海:讓我們彼此看見

音頻 18:36
香港獨立紀錄片《兇年之畔》2017年3月29日在巴黎國際真實電影節上展映。
香港獨立紀錄片《兇年之畔》2017年3月29日在巴黎國際真實電影節上展映。

中國獨立紀錄片《兇年之畔》2017年初起陸續在鹿特丹、巴黎、布魯塞爾等歐洲不同城市放映。這部長達三小時的影片以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和深圳奇利田高爾夫用品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為核心,紀錄了中國農民工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而影片與歐洲觀眾見面的時刻也正是這些農民工維權活動在日益嚴酷的打壓中陷入低潮的轉折。觀眾可以從中了解這些為中國躍身世界經濟強國做出巨大貢獻卻常常無法保證自身基本權利的農民工的抗爭,以及他們面對的嚴酷打壓,導演文海則更在拍攝的過程中意識到這些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人在中國社會變革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2017年3月底,影片來巴黎參加第39屆法國國際真實電影節放映時,文海接受了法廣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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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革時代的前夜?

法廣:能不能首先解釋一下這部影片為什麼取名《兇年之畔》?

文海這個名字來自中國80年代非常有名的詩人孟浪的一首長詩,這首詩寫於1987年,兩年之後,大家都知道,中國就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個人感覺我這部片子應該是反映了一個巨變時代的來臨,影片的海報,我選擇的也是戈亞的繪畫:《巨人》。我們一向以為工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像影子一樣,這部片子一開始,有一個年輕小夥在宿舍裡面脫去衣服,表演了一段很“牛”的武術,這讓人感覺到一種一體兩面的東西。我隱隱約約感到是一個大變革時代的來臨。當然這也包括我對人的認識,中國每一次王朝更替時遊民的形象同時也代表着一種很正面的東西。但當時我只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我在影片中運用了很多航拍。當時我在深圳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夕陽之下,我突然感覺特別憂傷:所有人都說這裡是世界工廠,但我好像永遠是在一些犄角旮旯裡面拍攝,因為所有他們居住的場所、那些城中村,都是非常遮蔽的空間,那……世界工廠在哪裡?所以,我當時有一種特彆強烈的慾望,想整體看一下他們的生存環境究竟什麼樣。後來我用航拍器來拍攝,就代表了這樣一種感受。

法廣:影片開始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非常嘈雜的噪音,有工人在工地上以各種困難的姿勢在工作,幾乎沒有對話。這一段場景很長。您希望藉此表現什麼呢?

文海這個片子早期是想為一個電影裝置製作,是從我的一個短片發展而來。我當時是在安徽的一個船廠。這個船廠很厲害,當時他們接了為德國製造10條船的一個訂單,一條船大概是1500萬歐元,10條船就是15000萬歐元。但是非常可惜,實際上到2012年、2013年的時候,這個工廠就倒閉了,如果我們現在去看,應該就是一片廢墟了。當然我2009年去拍攝的時候,沒有這種感覺,覺得那裡熱火朝天。後來有工人告訴我,2012-2013年的時候,歐元貶值等問題讓他們的企業非常困難,最終倒閉。我當時的切身感受是,在拍攝的過程中,那些工人的工作時間都是12-13個小時,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感覺自己都要崩潰了。我想,如果做電影裝置的話,我希望片子給人的整個感覺是時間非常漫長,噪音非常強烈,讓觀眾在那十來分鐘的時間裡,感覺非常煩躁,想往外跑,等到他跑出去後,他會發現其實這段片子時間並不長,才十幾分鐘,但是他就會有比較:一個工人12個小時在這樣一個工作環境中,他們是如何承受的?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設想。

法廣:這部片子自2009年開始拍攝,從拍攝到製作整個過程花了6年的時間。這六年間,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片中人物也有很多變化。你最初決定去拍攝時候的設想,和影片製作完成時的立意是否也有所不同了?

文海2008年拍攝完《我們》以後,我覺得自己的創作有一個瓶頸,《我們》中很多人物都是藝術家,或者是知識分子、老家的朋友等等,這些人物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就想拍一些工人題材的片子,因為中國最重要的群體還是這些人,當時中國的經濟也非常世界化,所有人都在談“中國製造”、“世界工廠”……所以,2008年從威尼斯電影節後來以後,我就同製片人說想去南方考察。我去了一個多月,拿出一個方案:黃金時代 有關中國的12張面孔。我拍攝了一些工廠,當時也涉及到一些NGO的活動人士。但是這在當時很難。當時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當地一個NGO的創辦人的腳筋被可能是黑社會的人挑斷!我當時的製片能力也不可能完成這樣的片子。後來我陸陸續續拍了4個片子,現在這部影片中有兩個段落就是在那個時候(2009年-201年)拍攝的,包括世界工廠等、造船廠、亞麻廠等地我都去拍攝了。那時錢也沒有到位,我就只好先擱置起來了。我隨後去雲南接近兩年的時間,在雲南高原拍攝了一些農村題材的片子。2013年我去了香港。

在香港,我自己的一些觀點開始發生變化,那裡有相對自由的環境,接觸的人也不一樣。我在那裡認識了段毅(法廣註:勞工維權律師)。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我突然想,原來拍攝的那些片子有可能繼續做下去。有一天我就去廣州看他們的活動。當時是參加一個廣州大學城環衛女工的一個慶功會,這些女工抗爭,爭得了一些權利。我當時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女工特別會說話,和我以前想象中的工人特別不一樣。我想象中工人一般是工作之後,因為很辛苦,所以非常疲憊,也非常冷漠,非常枯燥,不怎麼會說話,生活很單一……但這些女工都特別能說,而且非常開朗,都很有行動力…… 拍《我們》的時候,拍攝那些知識分子,我的感覺是,思考和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僅僅止於思考和寫作,是一種地下室式的行動方式。所有人一見面就在談國家大事,但一到行動的時候,好像又無路可走,可是當我看到這些工人,他們真的是中國最底層的人,但經由一種行動,他們變成了另外一種人。我的電影當然沒有迴避社會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我最感興趣的是人:人經由怎麼樣一種處境,最後造就他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所以我想我應該把09年那個項目繼續做下去,我就去了廣州,和他們在一起住了一年,一起吃飯,一起玩,慢慢地拍,他們也對我比較坦率地敞開,我自己的農村拍攝經驗也讓我對他們的生活能感同身受,比較能理解他們,這是這部片子能夠在一個非常嚴峻的環境下拍攝完成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拍攝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環境)會這麼危險,因為他們就是討薪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中國法律框架之下,也是官方認可的,就是老闆欠農民工的錢,他們去幫助討錢,給農民工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支援,但的確在這過程中……我發現他們是在一種非常嚴酷的形勢下做這些工作。

影片在2015年10月左右結束拍攝,我在香港城市大學開始後期製作。但就在兩個月之後,(影片)中有些人就被抓了!事情突然變得特別嚴重,對我整個的後期製作影響特別大,片中主要人物被關了30來天,迫使我反思這部影片,包括重新認識這些人,迫使我去思考這些人所做的事情對這個國家到底意味着什麼。對我來說,後期製作時心裡非常糾結……

舉頭三尺有神明

法廣:那有沒有想:這麼危險,我是不是先放一放再做?

文海也沒有。其實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就已經體驗到了危險,比如彭家勇(廣東NGO維權活動人士  法廣注)那次被打,我其實就在旁邊……我當時去採訪那位女工的時候,眼睛餘光看到護士推門進來,又趕緊退出去……他們對我說,護士可能去報警了,我也沒有堅持。我剛剛撤走,可能兩三分鐘以後,他們就失聯了,當天晚上我就跟他們聯繫不上了。我很傻,我找不到他們,我自己租了旅館之後,又回到現場,還拿了一個很小的機器拍攝,當時看到有些人在那裡跳舞  你想想:剛剛發生過那麼激烈的事情,十幾分鐘、二十分鐘後,大家就在那裡跳舞,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彭家勇)他們發生了什麼事。直到晚上12點多鐘才有人告訴我,他們可能被抓了。我就開始等,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和他們打通電話之後,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趕緊趕到醫院去……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與我擦肩而過,某種程度上也是非常幸運,這部片子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麼僥倖的話,這部片子就不存在!所以我在拍攝的過程中用了很多航拍技術。這樣做有兩個概念,一是中國古人所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就是說,人在做,天在看,你以為你在世間做的事情已經抹得乾乾淨淨,但實際上旁邊可能有一個人一直在拍攝……還有一個概念是,他們(維權工人)也是無時不在被某種東西監視着,當然也可能是老天爺……我當時也是以這樣的一種感受在架構這部片子。

2016年3月份我結束影片的第一個版本,有128分鐘。和影片現在的版本不一樣。第一個版本把事件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因為當時那些事件對我們影響比較大,但3月份結束(第一版本)工作之後,就飛往伊斯坦布爾,應艾未未的邀請去拍攝難民題材,我去了三個月。這段拍攝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讓我真正體驗到他們(工人NGO)的工作真是非常重要,那些打壓真是非常愚蠢。為什麼呢?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突尼斯和敘利亞這兩個國家的變化。突尼斯在變化之前(茉莉花革命  法廣注)實際上有獨立的工會、獨立的律師團體、有相對獨立的NGO組織,所以,當社會變革來臨的時候,有調節的機制和協商的可能,因為合作、對話等,這些都需要培養,需要有常年的溝通。但是,敘利亞就不存在(這樣的)機制,所以最後只有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且很極端,幾萬人、幾萬人被殺……所以我當時感覺特別明顯,實際上我真是開始對我此前拍攝的那些人物有了極大的認可。我覺得他們從事的事業對中國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些對一個人的成長也非常重要,因為這一切都需要培養:合作能力、對話能力……而且需要不斷地在實踐中才可能成長……我自己最大一個感觸就是……我為什麼在片中大量引用他們自己寫的文章、他們自己的對話?就是因為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表達其實一點也不亞於知識分子,不僅是這樣,而且他們還有一種行動能力!這讓我對中國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因為他們是中國最底層的人,有些人可能就只有高中水平,但他們經由這樣一些行動,成為不一樣的人。這非常重要。所以,我再看這部的片子的時候,覺得其實事件本身不是特別重要,可以作為背景,作為他們存在的前提,起起伏伏,他們可能經常就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所以我開始淡化事件,重在表達人,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處境,展現的是這些人。所以我又加入了一些內容。現在的版本是173分鐘。

農民工:被遮蔽的巨大群體

法廣:就是說拍攝的過程對您自己的認識也有很多改變?

文海是。這是我的作品,整體表達了我對這個世界、對這些人物的看法,我借他們的口,借他們的行動來描述。
我覺得這部片子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實現在已經有6部長片,還有一些與別人合作的作品。但中國是一個資訊封閉的地方,人實際上處於一種階級的圈子文化中。如果你不進入這個圈子,就不會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資訊是封閉的,而且也沒有什麼能促使不同階層或圈子之間的交流,官方;媒體的本質是宣傳,不是促進交流和了解,他希望大家了解工人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宣傳一種什麼形象。農民工對於我們來說,雖然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官方數字是2.7億到3億人,如果再加上他們的家屬,那就有7、8億人。但是我覺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被遮蔽的,或者只是他們希望你看到的某種形象,比如春節的時候你會發現突然有那麼多人冒出來,而平時也不知道他們消失到哪裡去了。如果不是我們自己去拍攝這部片子,去看,去了解,去經由一種工作,去觀察,實際上我們對很多人是不了解的,特別是在中國。所以,在中國,所有獨立導演,無論怎樣做,我都覺得可以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讓我們彼此看見。這是誰也躲避不了的責任。如果我沒有去拍攝這部片子,我也會非常概念化地去理解這些人,比如影片的第一個段落,那就是我當年對世界工廠工人的一個概念化的呈現:巨大的工廠車間,工人默默無聞地在裡面工作,像黑點一樣,都帶着口罩。隨後我用了三個段落來描寫一群人。他們都有十年、二十年的民工經歷,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點……我自己認為他們應該是先行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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