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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師大女附中百年校慶難以言說的歷史—王友琴訪談(一)

音頻 14:33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校內的卞仲耘塑像。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校園內亢奮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她當時是該校的副校長。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校內的卞仲耘塑像。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校園內亢奮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她當時是該校的副校長。 網絡圖片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也就是原來的北師大女附中,2017年9月初隆重舉行百年校慶,吸引幾十屆新老校友與教師返校,共襄盛舉。如果說官方媒體新華社也特別報道了百年校慶日的歡歌笑語的話,一段無法見諸於官方媒體的難以言說的歷史也縈繞着一些前來參加慶典的個人思緒。1966年8月5日,在這所位於北京鬧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亢奮的紅衛兵毆打致死,成為文革期間血腥的“紅八月”的標誌性事件。51年後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然無法大白於天下,百年校慶之隆重更淹沒了這段官方不願提及的歷史。只是那些今人已經難以想象的暴力畢竟在那些過來人心中──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施暴者,都留下難以抹平的印記,有人在校友微信圈中致信,公開就當年的行為道歉,也有人以更加個人的方式向當年的同窗表達歉意,但這些為數不多的個人行為更凸現出官方輿論對這段血腥歷史的緘默。在本次公民論壇專題節目中,我們就連線最早記錄卞仲耘之死的王友琴女士,共同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反思當年在這所精英學府更是在全中國大規模發生的暴力。目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常年收集整理文革受難者資料,在2004年出版《文革受難者》一書,為那些在文革暴力中屈死的冤魂留下一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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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今年是北師大女附中百年校慶。北師大女附中當然是一個精英學校。但在文革初期,這裡發生了一次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學校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毆打致死,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個被學生批鬥打死的校長。事件發生的時候,您自己正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您對當時的氣氛有怎樣的記憶?

王友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師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3歲。文革開始以後,運動規模不斷升級,先是開批判會,然後全面停課,揭發校長和老師,然後在1966年8月5日的下午,在師大女附中的校園裡,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那一天一共打鬥了5個學校的領導人,另外4個人也都受了重傷。

法廣:當時事件發生的時候是怎樣一種氣氛?您當時是否感覺到一種暴力的氣氛在逐漸醞釀,最後走到致命的一步?

王友琴:是這樣。因為學校停課是6月初,到8月5日的時候,已經經過了兩個月,可以看到暴力手段一步步發展起來。那天下午學校里開始鬥爭這5個學校領導,開始是拳打腳踢,後來用帶了釘子的棍棒打,還用開水燙,而且進行各種體罰和折磨。大概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卞仲耘校長已經口吐白沫,昏倒在宿舍樓前的台階上。天黑以後,她才被從到學校對門的醫院,那個時候,醫院說人已經死了。

這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單,是北京的鬧市中心,離天安門廣場可能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離。這個消息馬上被報告到上層領導,沒有人來制止,甚至沒有警察來看一眼被打死者。暴力就在北京迅速發展……

法廣:就是說(女附中)最暴力的那一天,您在現場,是目擊者……

王友琴:我是在現場,在開始時的大約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我站在台下,看見台上他們跪着被打,身上澆了墨汁……這樣的恐怖場景。我回到宿舍(當時我是住校生),看了一本書,我還記得那本書的名字:《趣味數學》。吃晚飯時我下樓,在食堂里還聽見非常亢奮的議論,關於怎麼打了他們。第二天早上,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就在廣播里公布了這個消息,當然沒有說(卞仲耘)被打死,只是說:她死了。

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書:《文革受難者》。這本書總共有52萬字。書里有659名受難者的名字,按照他們的姓名拼音排序,(關於)卞仲耘的這一篇是最長的,有兩萬字。

法廣:為什麼選擇着墨特別記錄卞仲耘之死呢?

王友琴:這裡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1966年8月5日發生的事情,我看到了開端,也看到了它的後來。我不能忘記。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她是北京市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還有一個原因是,13天之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集會,慶祝文化大革命,報紙上說有一百萬學生紅衛兵參加了這個集會。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在獻袖章的時候,他們有一段對話,這段對話也發表在當時的報紙上。而且這次集會是向全國實況轉播。這段對話是: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澤東說:要武嘛!兩天以後,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署名是“宋要武 (宋彬彬)”(註:《光明日報》發表,《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文章的標題是:我給毛主席獻戴上了紅袖章……

在 8月18日的集會之前,據我的調查,北京一共有三個中學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第一個是卞仲耘,第二個是北京通縣一中的副校長程珉明,他也是一個數學老師。他8月7日在勞改隊被折磨致死;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美術老師陳葆昆被打死。陳葆昆老師是在學校的噴水池前被打死的,圍觀者特別多,參與者也不少。然後,有了8月18日的集會;8月18日之後,暴力在北京全面升級,每天被打死的人不斷上升,8月24日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三位數。在最高的一天,是278人……

法廣:是一天有278人(被打死)!

王友琴:對,一天有278人。這一天是1966年9月1日。這個時候,暴力已經從學校里發展到社會上,一大批人被打死……

法廣: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紅八月”。“紅八月”總計北京被打死的人有1700多人……

王友琴:是的,是的。當時,每天由不同部門向公安局、向媒體記者、向上報告當天被打死的人數。在文革結束以後,《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出的數字是1772人!

法廣:女附中校內為卞仲耘修建了一座半身塑像(是在室內的),但是,今天的(女附中)學生對這段歷史是否了解?學校內是否這段歷史是否有所講述?

王友琴:我想,現在的學生基本上不知道這件事。1993年我訪問學校的時候,當時和4個學生談話,他們都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問我來做什麼…他們聽我說後看着我:什麼?在我們的宿舍樓前打死過人?…他們完全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就更不知道了……關於塑像,也有比較複雜的故事。當時塑像造好的時候,有人甚至反對寫上她死的日期,希望只寫年,不寫日,不要寫上8月5日。就發生了爭論,有人認為應當寫上她在8月5日被打死,有的人連日期都不讓寫,最後只是寫了卞仲耘死的日期:1966年8月5日。至於她怎麼死的,根本就沒有提……這樣的方法當然特別有效,因為文革的暴力歷史、紅衛兵的暴力歷史就被抹白了,被忘卻了。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也有相當多的人會堅持記住這些事情,並反省這些事情。這次百年校慶,我覺得有幾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個是(當年)初二(四班)的黃曉麗同學的道歉信,我覺得非常好。我在1996年就報道過初二四班的學生(1966年)8月4日(就是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怎麼在她們班裡打了她們班上的所謂“狗崽子”,就是那些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場面非常典型:把同學分成三種,一部分坐在椅子上,是紅衛兵,一部分坐在地上,是所謂“不好也不壞”的家庭來的孩子,還有10個同學站在教室前邊被繩子拴起來,遭到“鬥爭”。然後,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

法廣:卞仲耘本人已經無法指認打死自己的兇手,她的丈夫和家人是否在後來的年代裡是否了解了(那時)具體是哪些人參與了毆打致死的行動?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66年就做過詳細的調查,他的最後一次努力是在1989年上述最高人民檢察院,12月他得到一個回答。檢察院的回答解釋了這件事,還講到:這次暴力事件是“仿照北大附中的做法所為……。”但是沒有人來處理這件事。王晶垚先生從來沒有放棄過。在2007年90年校慶的時候,學校根本沒有邀請王晶垚先生,而是把宋彬彬當作90個傑出校友之一!王晶垚先生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校長袁愛俊,在那封信里他講到了卞仲耘之死,指出,把宋彬彬給毛澤東獻袖章的照片放在大型展板上是錯誤的,他說:“宋彬彬獻的那個袖章上沾着卞仲耘的血”! 此後王晶垚先生還有兩次抗議,一次是在他們做道歉的時候(註:宋彬彬2014年1月12日重返母校,向昔日的老師和校領導道歉,並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致意)。王晶垚先生說,這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道歉,她們否認事實。替王晶垚先生為這封信打字的人告訴我,原來他打的字是:劉進、宋彬彬他們的態度是喪心病狂,王晶垚先生說,不是喪心病狂,她們不瘋,她們知道她們的利益和她們的理念,她們是喪盡天良!這是他第二次抗議。這封信發表在網絡上,因為沒有地方可以發表。第三次抗議是2014年的3月,《南方周末》發表4版報道文章(記者馮翔訪問了宋彬彬),他們在文章里說我的書《文革受難者》“歪曲事實”,讓我很驚訝:一句話就下了斷語!他們採訪了王晶垚。在這次採訪里,王晶垚說:有人說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王晶垚說:她是沒有動手,但是,她們是一夥的。這句話,《南方周末》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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