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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一哲大字報看中國書寫藝術與政治的關係

音頻 24:22
國際策展人與獨立藝術評論家楊天娜與自由藝術家楊詰蒼夫婦2018年5月26日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談”沙龍演講。
國際策展人與獨立藝術評論家楊天娜與自由藝術家楊詰蒼夫婦2018年5月26日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談”沙龍演講。 “自由談”沙龍-胡嘉興攝影

2014年5月,上海外灘美術館舉辦了一場風格獨特的展覽,取名“以退為進”,策展人、獨立藝術評論家楊天娜女士不僅將水墨藝術帶進了當代藝術館,凸出這個中國傳統藝術形式的當代特性,同時也將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在文革末期的中國掀起軒然大波的《李一哲大字報》帶入了藝術殿堂,引人重新思考中國語境下書寫藝術與政治密不可分的關係。2018年5月,策展人楊天娜女士與丈夫、藝術家楊詰蒼先生應邀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談”沙龍介紹這次展覽的核心宗旨。從展覽籌備過程中的波折,到《李一哲大字報》當事人的感動,再到演講之後的席間談論,兩位演講者相互補充,不僅通過小小的視頻展示將聽者身臨其境般帶回到四年前那次地點遙遠的展覽,更提出了一種藝術欣賞之外的深層思考: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過去、面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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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它一個空間,博物館就變成一個論壇”

法廣:這次展覽的主題命名是“以退為進”。這是一種軍事策略,為什麼將它用於一個藝術展覽的命名?

楊天娜:因為我發現《孫子兵法》這本書對中國當代藝術家很重要,他們都看過,而且經常利用其中的一些策略。這也是非常感動我的一個策略,我覺得很有意思,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推動文化,推動一些觀念和思想,再加上我們剛才談到的文字與權力有關係,有一種通用語彙。我的展覽要表現的是在文化界和藝術界的一些另類的聲音,這也就是一種以退為進。

法廣:上海外灘的展覽上,李一哲大字報是非常重要的展品。為什麼選擇大字報、特別是選擇李一哲大字報?

楊天娜:我注意到,在中國當地的語境下,經常被忽略、不願被談到的一點是“革命”。(但)革命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選擇這樣一個大字報,就是想告訴中國人,這也是你們的傳統,而且,你們可以從這個傳統里找到一些東西。不能說(因為)大字報是文化大革命時的一部份,它就不是你的傳統。要看你怎麼利用它,就像(當年)星星畫派一樣,他們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把他們的藝術帶到中國美術館的外牆上。這是一樣的態度:就是看你從裡面能找到什麼,怎麼用它進一步提出一種中國的當代文化。

法廣:但是,大字報,包括李一哲大字報,創作的原意並不是藝術,而是一種表達工具。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很難想象它能夠走進藝術殿堂。您當初把它帶入展覽作為展品的時候是怎麼想的?

楊天娜:我給它一個空間,博物館就變成一個論壇,變成一個思考的空間和論壇。給它一個機會,重新復活。不管它是不是一個藝術品。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能夠提出一些懷疑、提出一些思考的東西。至於寫的什麼,當然它的題目很有意思,具體內容很直接和文革的批判有關係,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或是藝術家堅持他的一個態度、做出表態,而且,我的展覽的題目是以退為進。他在裡面提出來的一些內容也與以退為進有關,是在說文革走得太遠了,應該回到原來的一些觀念。我是在這個層面,對他的內容感興趣,不是它的具體內容。

難以撫平的過去

法廣:楊詰蒼先生,聽您在“自由談”沙龍上的介紹,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之一李正天本人也觀看了這次展覽,能否介紹一下李正天本人面對這張四十年前的大字報時,是怎樣的感受?

楊詰蒼:當時天娜要我去找李正天的時候,李正天還以為是要選他的一些油畫作品參展。我向他提出天娜的想法的時候,他不是很有積極性。我們告訴他,只要他同意就可以了,我們可以找人幫他做,他就同意了。我們就找了一些朋友做(臨摹)。之後,他到現場一看,他特別激動,他沒想到可以這樣做藝術。要知道,李正天這個人不是當代藝術家,他也沒想到大字報可以作為藝術品,可以登大雅之堂,他非常感動。他就對着這張大字報開始工作:哪裡該是紅線,哪裡該是紅點,哪裡該是雙紅線……做完之後,很好看:黑、白、紅,就有一種美感,因為原來都很素,是黑色的,我們已經有點忘記(當年的大字報的樣子),只是根據油印品那些小紙抄寫的……所以,這一下子就(變得)非常現場,很配合。

天娜請他介紹他的作品的時候,他非常亢奮。後來聽館長說,每天(展覽館)沒開門,他們父女倆就已經坐在門口等。我們只邀請他來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里,他們天天都在場。就從這點上,我能感到李正天特別感動。

法廣:您作為旁觀者,也是他的好友,您怎麼理解他的這種感動呢?

楊詰蒼:又把他帶回去四十年前的那種境況吧。因為他自己知道,他的能量事實上並不是教小孩,也不是畫畫,他自己的心其實一直是對思想、思考等很有感觸的。他跟我們這些比較好的朋友聊天的時候都不是聊藝術,而是聊思想。所以,他又回到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匹馬又重回草地的那種感覺,非常自由……這是我的感覺。

法廣:展出的李一哲大字報其實不是它的原版,而是為了展覽而請別人重新抄寫的:為什麼展出一個四十年後複製而成的複製品?

楊天娜:臨摹在中國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而且重新臨摹它也很幽默。當然,主要也是我沒有別的辦法:如果我想展覽這個事件,我只有兩個辦法:要麼臨摹,要麼我就用照片做一個報道性質的(作品)。但我對這後一種方式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當時留下來的、或者沒留下來的那個物品本身,因為它用的是書法的形式。

法廣:複製後的大字報也是以真品大字報的形式直接貼在展廳的牆壁上。能否解釋一下為什麼這麼做?

楊天娜:第一,我們當時也感覺到這(樣的展品)很微妙,有可能不被允許展出。因為我當時已經請人在巴黎臨摹了這份大字報。但是,中國海關不放行,一直到展覽結束才讓我們拿回,所以我必須在現場重新找人、重新臨摹。這時候,我們就想:重新做當然可以,但也可能會在開幕的時候會被要求去掉。我就想了這樣一個去掉以後還是會有痕跡的辦法:直接把它貼在牆上。還有就是,我覺得這樣從形式上也更對:如果我給它做一個畫框,那就有些莫名其妙,是吧。

楊詰蒼:我很感動,覺得天娜這個想法特別細膩。因為,作為一個畫展,當然應該做框,或者做一個捲軸,這樣,以後還可以把展品拿回去收藏。但這樣的話,第一,不符合大字報(的真實情況):大字報一般都是直接貼在欄板上或牆上,所以,這樣比較符合當時的藝術形式。第二,如果真是不允許展出,那沒辦法,只有撕掉。天娜覺得,撕掉就撕掉,能留下那個撕掉的痕跡也是不錯啊……我估計他們也就真不敢撕了,因為留下撕掉的痕跡,就會很尷尬……這其中有很多現場的一些細微技巧。我其實在1974年看到了(廣州)北京路的李一哲大字報。我當時正在廣州學習。這張大字報當時就是全部貼在一家已經關門的商店櫥窗的木板上。還用紅色寫着很大的1,2,3,4 等……當時從遠處看到的藝術形式就是這樣的。

文字與權力密不可分的關係

法廣:李一哲大字報雖然得以正常展出,但最後好像沒有被允許收入展覽畫冊。官方對此有什麼解釋么?

楊天娜:畫冊其實是收錄了這份大字報,只是畫冊拿不到書號。展覽館找了很多出版社,但都拿不到書號出版。他們就決定自己出版,但沒有辦法公開賣,只能內部賣。很明顯,就是因為內容太敏感,沒有人想負這個責任。

法廣:李一哲大字報事件其實是得到官方正式平反的。那如何理解它在今天還是如此敏感呢?

楊詰蒼:這個問題其實也很代表中國今天的狀態:一方面好像說平反了,早就平反了,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限制,就像這份重寫的大字報,一方面允許展出了,但另一方面又不讓公開發表。我覺得這裡面還是今天中國情況的一種反映,就是很有兩面性,模稜兩可。需要的時候,就允許,而這個允許也不是完全允許,後面還有很多附帶的東西,實際上有控制。這次的展覽實際上也是有控制的。我們看不見,很多東西我們也不知道、雲里霧裡的。我們能把它作為一個藝術形式出現就不錯了,如果想把它做成一個政治事件,那就死定了。他們總是有辦法抓到一些東西的。

楊天娜:反正我在中國的經驗是,一旦印成文字,那就更嚴重,(審查)就特別、特別嚴格。比如說,用藝術的形式放在展覽中,他們就比較寬容。當我們要把它印成畫冊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楊詰蒼:就是說如果要把這個“民主與法制序言”白紙黑字地印出來,那根本做不了,肯定會有問題,但是作為圖像的成分來呈現,還允許。

楊天娜:這就又回到文字與權力的關係問題。

“拉開距離看過去的痛苦”

法廣:大字報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引起很多痛苦的回憶。您怎麼看中國人如今面對大字報仍然如此敏感呢?

楊天娜:(敏感)是肯定的,因為他們有這方面的經歷。而且在中國,現在也還很難談論這個話題,文革還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這肯定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我覺得,就因為很痛苦,因為這個詞會讓人想起很多痛苦,不要說因此就不能用它,否則就很傻。應該從歷史中學習,然後升華到另外一個層面。跟歷史應該有一種距離 跟自己的歷史、跟國家的歷史。然後才能在未來做得更好。所以,我為什麼要展出這份大字報作為中國現代化歷史的一部分,因為它不單是痛苦,它也有很多可取之處。而且它很獨特,別的國家都沒有。它是一個很勇敢的表達,是當時三位知識分子的一次很勇敢的表達,他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進了監獄,他們後來的生活、命運完全改變了,但是他們還是表達了他們的意思和觀念。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有些東西很痛苦,但是很有價值。

楊詰蒼:事實上,我覺得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遠不如1949年殺害地主的行動的災難大。地主文化沒有了,整個中國三千年的文化就畫了句號,因為中國的文化是靠這些地主和鄉紳們建立的,今天已經回不去了。

法廣:在安琪主持的“自由談”沙龍上,你們二位都特別提到中國的書寫藝術與權力的關係,是否能簡單介紹一下?

楊天娜:一般可以這樣說,在西方社會,與權力最有關係的藝術形式是建築。我們在西方可以看見總統的房子、國王的城堡等,這些都直接與權力有關係。但是在中國文化中,應該說與權力最有關係的藝術形式是書寫,就是書法。比如秦始皇統一文字,中國的文字就是由皇帝統一起來的。更晚一些,比如宋徽宗時的文字也很特別,也形成了一種風格。再以後,比如乾隆,乾隆本人不是中國人,但是他也在中國的繪畫上題字……

書寫藝術在幾個層次上與權力有關係,第一,權力規定一個形式,(大家)必須按照這個形式去做,不屬於這個形式的(書寫)就不是正統。也就是設立一種通用語彙。另一方面,它直接是跟文化與知識分子有關係,因為通過科舉考試,你就學會這種模式,你就變成可以在正統的系統裡面做事和有權力的人,以後,你可以收藏它,它就變成一個作品、一個藝術品,從而提高你的品味,而這又讓你在社會上的地位更高。所以,它從各個層次都與權力和社會地位有關係。

楊詰蒼:關於書寫與權力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的書寫藝術確實是權力的象徵。你看,唐太宗統一中國以後,他的方法是,因為他是西進而來,從山西過來,為了統一中國,他因為做了很多別人不以為然的事情,比如殺了弟弟,哥哥,把爸爸也關起來……等等,為了補救,他就拿了書法出來,作為統一思想的一個手段。比如,他提出以東晉的大家族王羲之的書法作為他的偶像,向全國推廣。實際上他是以此作為東、西統一的一種方法。他取得了成功。實際上他自己也不喜歡王羲之:他批評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而王獻之的字其實比他爸爸的字寫得還好……這裡面隱喻着一種批評自己的暗示……文化人他們都明白。在他全力收藏之後,(王羲之墨跡)到北宋時就已經見不到了……這很有意思。天娜剛才說得很對。

但書法的一個好處是它是有一種時代精神指引的。比如哪一個朝代崇尚哪一種帖、哪一種書體,那麼整個國家的文官系統都要跟進。康有為的時候,他又從中找到了一個革命因素,他顛覆了整個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以來的帖美學,提出了一個碑美學。碑美學其實不是文人平常用的書體,它是一種民間工藝。(碑美學)提出後,整個顛覆了清朝文人的審美,顛覆了甘露體、康熙的那種寫法的審美:從美感上顛覆了權力。就是說清朝的權力被顛覆並不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實際上是在文人的意識形態里、從書法的美感裡面(的顛覆),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連皇帝的老師翁同和都用碑(體)了。

法廣:在“自由談”沙龍活動中可以看出來,大字報這三個字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非常敏感。當時展覽的時候,來看展覽的中國人,普通人,他們有什麼反應嗎?

楊天娜:他們可能不是很理解。當然也要看是哪一代人。像詰倉他們這一代人,他們的感受和想象就不一樣,很豐富。但是,年輕一代好像就不是很理解。主要也是(這張大字報)是和一個德國藝術家的大型裝置作品放在一起。這個裝置作品占的空間和視覺效果都很強,所以,他們要在這兩個作品之間找到平衡。反正他們呆一段時間就會發現,我實際上談的是關於現代主義和現代化的一種重新思考。我也是因為這個而選擇將李正天的那張大字報放在這個位置。但好像沒有什麼特彆強的反應……

楊詰蒼: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當然是展覽結束後就離開了。但後來我通過館長的一句話,覺得還是有很多人感動。比如,原來,展覽委員會要通過展覽決定的時候,有人就不同意做這個展覽,因為他們覺得外灘美術館是當代藝術館,所以不同意做水墨展。但館長堅持要做。我想,按照常規,如果這個五人委員會如果大多數人不同意,館長也不會同意做。其中有一個人是天娜的同學,候瀚如。他開始也反對這個展覽。但是,展覽結束之後,候瀚如很感動。其實,有些專家,包括這個委員會裡的成員他們都覺得這個展覽很棒,因為完全不是水墨展 也是水墨展,但是已經超越了水墨的想象,是一種非常有創造性的過程。馬克·托比的作品也很讓人感動,還有鄭國谷的作品等,都不是什麼宗教意識,而是一種精神……

採訪後記

中國的年輕一代對於“李一哲大字報”大都已經不知所雲。這次 “以退為進”展覽將這起40多年前的政治事件重新拉回公眾視線,與其他表達藝術家獨立思想的作品共同躋身於一個當代話語對話平台,走出政治語境下中國社會對大字報的簡單鄙夷與排斥,重新審視這張大字報的四位作者在當時肅殺的政治環境下的獨立與勇敢。

《李一哲大字報》簡介

《李一哲大字報》是文革後期震撼廣東甚至全國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1974年11月10日,一篇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出現在廣州鬧市區的北京路口。大字報署名李一哲”,但其實是當時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廣州十七中高中學生陳一陽、廣州十七中高中生、發表大字報時已下廠當工人的王希哲三人姓名的合成。當時廣東省電台中共老幹部郭鴻志雖未署名,但自始至終參與了大字報撰寫。

這張大字報長達 2.6萬字,從頭至尾共67張白報紙。內容雖是批評林彪體系所作所為,但也對全國人大提出了包括制定法律保障民主權力、制定條例嚴禁拷打拷打、誣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專政”在內的六點“期望”。

這份大字報立即引起廣州全城轟動,吸引眾人圍睹觀看,也吸引海外輿論的特別關注,成為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四位作者1977年3月被捕,分別被判有期徒刑。

文革結束後,習仲勳主政廣東期間曾親自過問,推動平反工作,並與李正天等人多次見面。

1979年2月,“李一哲案”被公開平反。

如今,郭鴻志已經於1998年9月逝世。王希哲在文革之後又因為組黨而多次入獄,目前流亡美國。陳一陽一度在廣東省哲學研究所作圖書管理員,此後又到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李正天目前則在廣州美院任教,兼任中國後現代研究所教授、所長。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年2月發表一篇由《習仲勳主政廣東》編委會撰寫的“李一哲案件平凡始末”,從官方角度詳細介紹此事件平反過程,讀者也不難從中領悟這一事件似了未了的模糊狀態。也歡迎您瀏覽法廣中文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專題中關於“異端思潮”的論述和對李一哲事件當事人之一王希哲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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