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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中國模式核心理念不是個人自由

音頻 19:08
2018年12月18日,中國政府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辦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大會。
2018年12月18日,中國政府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辦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大會。 圖片來源:路透社/Jason Lee

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11屆三中全會被普遍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起點。儘管這種說法頗引爭議,無可否認的是,此後四十年間,一度瀕臨崩潰邊緣中國經濟,已經搖身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令人眩目的經濟起飛引發對所謂中國模式的關注。有無中國模式的爭論似乎已經讓位於對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的懷疑。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力圖向世界展示這種有別於歐美民主自由體制之外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何謂中國模式?其核心內容是什麼?其核心價值是什麼?中國模式是否是可以輸出傳播的模式?我們電話採訪了在香港註冊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博源基金會的學術委員會委員丁學良教授。丁學良教授曾在2012年出版《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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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南巡講話是中國模式的重要起點

法廣:按照您在《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里的分析,所謂中國模式的出現與中國改革開放並不同步,中國模式逐漸成形於90年代之後:如何解釋?89年之前的10年改革開放與後來成形的所謂中國模式是怎樣的關係?

丁學良:這個問題有很強的背景性,這也是在中國國內經常引起困惑的一個問題。今年是改革開放啟動四十周年,那時我人在國內,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從1978年到1989或者說到1990年之間的12年,中國只有目標,沒有模式。目標很簡單,就是要解決吃飯問題,這是最低標準。解決吃飯問題,解決脫貧問題。然後,一個更高的目標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但只有目標,沒有模式,也就是沒有關於發展的比較穩定的一套宏觀政策……

法廣: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

丁學良:對,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摸着石頭過河,沒有什麼:事先知道要怎麼做、安排,等,官方後來的宣傳或者文件、教科書上這樣講到過,但當時是沒有的。當時中國從改革開放起步,一直到90年代初,可以說所有以前中國試過的發展途徑或模式都沒有成功,有的還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要採取什麼新的發展模式,大家心裡都沒底,因為沒有經驗。

法廣: 90年以後,也就是 1989年之後……

丁學良:嚴格地講是在91年,我們都知道1991年年底、聖誕節前,12月份的時候,蘇聯解體。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事件)。因為以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蘇聯模式,中國在1949年以後也是學習(蘇聯模式),後來發現不能百分之百地學。然後,在這個背景之下,才有了毛澤東,中國發展模式,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嚴重後果。這兩種模式到了1991年年底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不在中國的主流的思考中……,

法廣:您說90年代以後,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嗎?南巡講話可以被看作是中國模式的一個起點么?

丁學良: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起點,當然,它的背景與中國在1989年發生的嚴重的政治動蕩,還有後來蘇聯解體(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怎麼辦,大部分人都沒底。鄧小平當時起了一個最重要的穩定(作用),基本上穩定了人心。如果沒有他的南巡講話,就沒有後來所有的中國發展模式的基本道路或基本政策,或宏觀架構。1992年的南巡講話是後來稱之為中國模式的一個最重要的起步。

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

法廣:92年以後逐漸形成的所謂中國模式,和1989年以前的,也就是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1989年或1992年前這12年期間的發展有什麼不同?

丁學良: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區別。第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明確地走向市場經濟。至於走多快,當時沒有具體的講法。當然那時候的認同是以比較快的步伐走向市場經濟。這個目標是鄧小平制定下來的。在前12年,這個目標還沒有那麼明確。這是從發展模式角度講非常關鍵的一點,也就是越來越走向市場為主導。這是目標,而且要以比較快的步伐走。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是把嚴格控制社會秩序,也就是所謂的維穩,作為一個使剛才所提到的目標,保障經濟發展目標的最重要的國家與社會體制:要維穩。因為有了1989年那次巨大的政治動蕩,然後又看到了1991年的蘇聯解體。從發展模式來講,這兩點最重要。其它內容都是在這之後慢慢推出來的。有些試過,不成功,再換,但這兩點不動搖。

法廣: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海內外輿論對是否有中國模式多有爭論,這種爭論目前有所平息,這是否意味着對中國模式的定義是否開始變得有一定共識?您怎麼定義中國模式?

丁學良:2011年我開始着手這個項目(中國模式研究)的時候,反覆在中國國內解釋一個基本道理:中國模式是一個社會科學的中性概念,不是一個價值概念。因為在中國國內,講到中國模式,對一部分人來講,意味着中國模式是樣板,他們將“模式”,與中文裡的“樣板”、“榜樣”、“典範”混為一談。喜歡的人,認為中國模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模式)。不喜歡的人,批評它的人,認為怎麼可以把這些作為一種不可更改的架構,而且要把這種模式向別的地方推廣……雙方的誤解都是把它當作一個價值觀念,很多爭論都因此而起。

為什麼這兩年爭論不像以前那麼激烈了呢?我想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這兩年的言論空間不像那些年那麼開放,牽扯到這樣大的問題的時候,國內主流媒體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樣開闢大的空間,允許爭論。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這幾年在經濟發展方面,以及與經濟發展有關的社會秩序的穩定方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與90年代初以及後來的20多年間相比,非常重要的區別,所以,人們有些吃不準。因為吃不準,所以就沒有辦法講到底新的(發展)與以前的中國模式是什麼關係。討論的時候,很多人都有些困惑,不清楚下一步要往哪兒走。比如,前幾周,中國國內爭論最激烈的話題是如何對待民營經濟問題。假如回到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的十多年,民營經濟的地位如何基本上已經不在全國人民擔憂的名單上。那時人們想知道的只是要多快才能達到那個目標、以及比例是多少,但是對民營經濟自身的合法地位這一點,已經沒有全國性的 擔憂,甚至是講反話。

法廣:您定義下的中國模式核心內容是什麼?

丁學良:我認為中國模式自90年代初以來的二十多年間,到我寫這份報告的時候2012年-2013年,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金融體制改革、國營企業改革等等只是其中的構成部分。也就是從最宏觀的角度來講,那時的中國模式,第一,是要從原來那種比較老式的所謂國有製為主、以指令經濟為主(的模式),走向市場經濟為主。但並不等於說政府完全放開,而是政府控制下的一種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不是百分之百自由的。這是非常根本的一點。現在中美兩國吵架,很多時候都是由此而起,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這一點是中國模式最重要的特點。要保障這一點,就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90年代末,朱鎔基擔任總理的時候,要解決全國幾十萬家又老、又破、又小、又落後的那些中小型國營企業的問題,因為已經維持不下去,必須下決心解決,要走向市場經濟,要讓民營經濟越來越有活動力。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關閉!全國有多少人下崗?4千800萬人!如果不把維穩放在那麼高的位置(我不是說這樣做是對的,我是講他的目標),這麼多人下崗,在哪個國家會不鬧事?!

第三個大的特徵是,要讓這兩點多多少少能協調下去,共產黨要作為最重要的上層決策者。能將前兩個大的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合攏起來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但共產黨領導本身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那是一個政治問題。實際上在1949年以後,除了在少數人中間,在大部分時間,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不是可以在公開場合去挑戰的基本原則。

近期政策調整影響了對中國未來走向的預期

法廣:最近幾年不少觀察人士都認為中國很多政策似乎都在逆最近40年來中國走過的道路而行。如果是這樣,此前所說的中國模式是否發生變化?還是說這種模式也正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

丁學良:最近幾年,尤其是最近這兩年來,確實有很多人有這樣的擔心,有很多議論。我剛才提到了關於民營經濟的爭論,再加上現在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糾紛等等。在這之前,如果再往前多看幾年,實際上六、七年以前,國內還有一次爭論,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有相當一部分人都在擔憂未來會怎樣。我覺得,人們有這樣的擔憂是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曾經發生過一些往回走的現象。這幾個星期以來就看得很清楚,只要中國最上層,不管以什麼方式,不管在什麼場合,發出順應過去40年大方向繼續向前走的信息,民間的反響就不一樣。如果發出的信息和(那個大方向)不一樣,立刻就會引起嘩然(不安),並不需要很長時間,只需要幾個小時,網上就會熱鬧起來。所以我認為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國最高層差不多每天都要出來發出一個信息……

法廣:如果是這樣,等於中國模式不是一個固定模式,而是需要當局的政策宣講……

丁學良:不是宣講,我的意思是說穩定的大的架構不能動……

法廣:那現在是動還是沒動呢?

丁學良 : 現在很多人擔心要動

法廣:實際上沒有動么?

丁學良:現在還沒有動。如果動的話,就不會再出來鼓勵民營經濟,鼓勵私有經濟,將私有經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局就不會反覆出來講這樣的話。

法廣:就是說,這幾年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變化實際上對中國模式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影響……

丁學良:沒有根本的影響。但影響了很多人對它未來怎麼走的期待。這才是關鍵問題,而經濟投資也好,經濟行為也好,對未來的期待是非常關鍵的。

中國模式的核心理念:富國強兵

法廣:中國模式是不是可以輸出的模式、可以移植的模式呢?

丁學良:其中一部分內容可以移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到越南去,可以看到越南過去2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有很多中國模式中的要素。但是要百分之百地移植,則需要一個前提,也就是那個國家有一個一黨執政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越南為什麼學得那麼像?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啊!把中國模式全盤拿到非洲國家去,肯定不行。

法廣:這種模式在當今世界廣為傳播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如何?

丁學良:可能性不會太大。(這種模式)一些局部的做法是可以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傳播,但作為一個不要說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移植,全世界也只有極少數國家才具有先決的政治條件,也就是長期的一黨執政。否則的話,一旦更換政府,馬上就會被改掉。

法廣:西方模式有一個基本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為基礎……

丁學良:還有法制!民主自由要靠法制保障……

法廣:那中國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呢?

丁學良:核心理念很簡單,就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提出來的口號:富國強兵。不是個人的自由,或者哪一天走向多黨制……不是這樣

法廣:意思就是國家要富強,軍隊要強大……

丁學良:對,國防要強大。就是這個意思,但並不等於要去打仗,不一定。但軍隊要強大……

法廣:但日本最後還是發動了戰爭……

丁學良:日本後來是發動了戰爭……所以我在我那本書《中國模式》就提到,日本也好,德國也好,蘇聯也好,當時作為後發展的國家,都多多少少有這兩個要素:國富,兵強。所以,中國模式一定要看看在這之前,在這三個國家發生了什麼問題。

法廣:在這個核心理念裡面,人的要素好像不存在……

丁學良:不是不存在,而是個人不是核心理念,它的主要理念不是落實在個人身上,而是國家身上。

以上是對丁學良教授的採訪。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給中國帶來了經濟上的快速起飛,但其中的社會代價、環境代價不可小覷。更何況四十年後,經濟改革並未走出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政治改革的停滯也日益成為經濟改革的掣肘。這種漠視個體、以高昂的維穩代價維持的模式還能走多遠?中國是否能像丁學良教授在《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中的期待,自主地完成從特權資本主義向大眾資本主義的轉型?還是會重蹈德國、日本富國強兵策略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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