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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我們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音頻 18:53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達蘭薩拉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達蘭薩拉

解決西藏問題的困難之一在於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衝突。歷史上,西藏地區的領域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以及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區。西藏流亡政府以保護藏文化為由要求重新統一各藏區,這被中國政府批評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實的“藏獨”設想。此外,儘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致力於改革傳統的政教合一制度,將政治上的領導權交給流亡政府民選產生的首長,中國官方輿論卻始終批駁達賴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爭議,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達蘭薩拉記者雅尼克的專訪中,達賴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強調的是在宗教與文化保護上而考慮統一所有藏區;(2)作為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制度已經結束,但宗教上的達賴喇嘛傳統是否延續,將由西藏人民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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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鄧小平生前有一句話,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充分顯示了中國對本土統一的堅持。您在西藏問題上早已明確立場,即不追求獨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時,您也強調西藏除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版圖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蓋地區,這被輿論尤其是中國大陸解讀為大西藏的訴求。中國官方即指這一立場只不過是要求獨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絕談判也就名正言順了。這裡是否同樣存在一個西藏各地區的統一問題?即使是不要求獨立,但卻也是中央政府轄區內的西藏統一?這一廣大地區囊括了中國四分之一的領土,提出這樣的條件是否現實?您在一些場合就此問題也提到過: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僅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慮。能否就此問題更具體地闡明一下您的想法?

達賴喇嘛:如果說“大西藏”是走向獨立的第一步的話,實際上,這首先是中國政府造成的。現在,在西藏自治區以外,還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縣,也就是說,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另外四個省份當中,已經存在藏族自治州與自治縣的設置,而這些地方,均有藏語電台、藏文報紙。我們從未提到“大西藏”,從未在任何一個文件中使用“大西藏”這樣的字眼。我們所強調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謂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於保護西藏的宗教與文化,而西藏的宗教與文化不僅涵蓋西藏自治區,還包括所有的藏區。也就是說,在宗教與文化的保護上是需要統一的。我們所說的宗教與文化統一上的自治,是指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認定的藏族地區以及已經符合自治條件的所有藏族地區。這樣的話,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將滿意。為什麼?因為在過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說西藏的文明的保護與發展涵蓋了所有的藏區  包括安多、康巴和衛藏的所有藏區。許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的學者和專家,均來自於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地區,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從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  他們當中不少人成為相當與佛學博士的格西  來自於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這兩個地區。例如,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的哲蚌寺  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傳佛教的大學  1959年之前,該寺僧眾達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後,由於諸多運動的破壞,僧眾人數銳減,可也始終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漢族朋友前往西藏並專程到了哲蚌寺,發現寺院中的僧侶僅僅剩下七十多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去年西藏事件發生後,當局從寺院中驅逐了來自於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僧人,把他們趕回了家鄉。

另外一個問題,涉及到中國政府。2002年,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恢復後,我們進行了八輪商談。在2006年2月第五次對話時,我的代表與中共的統戰官員接觸中,中共官員很清楚地表示說,北京知道達賴喇嘛並沒有尋求西藏獨立和分裂中國。但隨後4月、5月間,北京批評我的力度愈來愈大,說我在尋求獨立和分裂。這清楚地表明,中共並非不了解我的立場和想法,而是出於別的原因要這樣做。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卻還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發生後,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在最近的一個講話當中提出,民族的問題應該重新思考。另外,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呼籲重新思考、重新檢討中國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讀了一篇由中國知識分子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過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實際的問題。這些意見均反映了一種科學的觀點,我比較贊成。中國的經濟,經過鄧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資本主義。我們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經濟的百分之十的勇氣進行政治改革,我們願意樂觀其成。

記者:假如可能獲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證,同時為了回應中國當局的宣傳,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統一問題上做出某些退讓或者說靈活的調整,比如說,並不一定要求在一個自治區內解決文化統一問題,也接受自治區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這樣的讓步?

達賴喇嘛:我們的任務其實很簡單,就是尊重藏區廣大人民的願望,並以此為基礎而奮鬥,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實現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禪大師(編者:此處應該指的是第十世班禪確吉堅贊)在世時,一再強調藏族三區統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個原因,包括保護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肅一帶,很多作為共產黨員的藏人表達相同的願望,希望未來的藏區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統一藏區。他們談到統一藏區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實際的理由。由於當時提出這些要求的來自各方各界,並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實際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區成立時,當時的副總理陳毅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拉薩,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內部的黨員會議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區未來統一成立一個自治區的想法很好。這些都是中國境內人民的願望與意見。當然,解決所有藏區的統一的相關細節問題應該詳細地討論,但目前這種高壓狀態下,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尊重西藏境內人民、知識分子的意見。我在世界各地都呼籲中國政府允許有信譽的國際組織到西藏實地了解情況,如果西藏人民現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們心滿意足、安居樂業,那麼說明我們的訊息是錯誤的,我們的奮鬥也是錯誤的,我們將公開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臨種種困難,他們心中痛苦,如果無論是在物質生活上還是精神生活上,他們都無法得到滿足的話,那麼,中國政府就應該面對現實,進行改變。

記者:您提到達賴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過渡,這裡涉及到民主與傳統兩方面的問題。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某種傳統的結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傳統文化之間存在距離?

達賴喇嘛:從歷史發展上看,達賴喇嘛制度其實只是藏人在某一時期內的習俗,與真正的佛教文化並沒有關係。以藏傳佛教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說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而達賴喇嘛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達賴喇嘛這一名稱的出現至今大約六百多年。因此,達賴喇嘛的名稱及其制度是基於藏傳佛教文化而發展的。並不是因為有達賴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現達賴喇嘛的制度。西藏的傳統文化與佛教發展密切相關,可以說超過一千年。這個問題有兩方面,我剛才所說的,是指達賴喇嘛作為政教領袖這一舊的制度已經“成為歷史”,但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是否還需繼續這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年已經公開呼籲,未來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是否還應延續這一問題,應該問西藏人民,讓他們來做決定。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決定,因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後,西藏人民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應該結束,我因此可能成為最後一個達賴喇嘛。我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我個人認為,與前十三世達賴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這樣很光榮地結束達賴喇嘛的傳承,我覺得也不錯。

記者:但如果現在舉行公民投票的話,西藏人民應該不會選擇廢除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

達賴喇嘛:你說的沒有錯。因為,目前西藏境內的人民面對很大的困難,處於痛苦之中,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人,而這恰恰是中國政府造就的。但廢除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人民的經濟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後,或許會覺得這一傳統不必再繼續了;我們並不排除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籲所有的佛教徒  不論是西藏、漢地還是越南、朝鮮、韓國、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論他是大乘佛教還是小乘佛教的弟子  成為一名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那麼,什麼是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應該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現代的科學文化,在了解現代科學文化的基礎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適合現代。作為現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與現代科學文化相契合的一面體現出來。當這一理想實現時,藏傳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師或大喇嘛的時代或許將結束。那時,每個寺院中的老師,如同學校中的老師,將扮演重要角色。但現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們認為上師或大喇嘛很重要。

記者:也就是說作為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制度的結束與作為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的體系與傳承的結束是不同的?

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長通過每五年舉行的選舉產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職務已經結束。我們希望未來的西藏實現民主,但我們未要求,西藏實現真正自治後,流亡政府將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開地明確地表示過,我的政治責任的結束方式。當境內、境外的藏人實現統一之時,也將是達賴喇嘛所承擔的歷史責任的結束之日。所以,作為宗教領袖,我並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權力,我可以講經說法。比如說,最近我為一千多位華人佛教徒講經說法,但我從未說,我是你們的宗教領袖,所以要給你們說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國家,似乎認為宗教領袖等同於一名官員,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如果是這樣的,對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為宗教領袖,變成官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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