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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西藏問題“回歸”本土拷問中國良知

西藏流亡的宗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日本宣講眾生幸福觀
西藏流亡的宗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日本宣講眾生幸福觀 中文網絡照片 DR

從海外華人與西藏流亡者接觸的經驗來看,並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良知。對許多人來說,藏傳佛教仍然是一個未知領域,深奧難解,而西藏問題本身既複雜又敏感,所以很難對西藏發生的事件作出及時和客觀的反應。其次,一直以來,國內大部分人對於西藏的宗教文化、對於達賴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認知局限在中國政府製造的輿論氛圍和宣揚“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電影“農奴”的政治說教里,長此以往,難免出現一種由無知造成的偏見和偏見造成的隔膜。    安琪  2012年3月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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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回歸”本土拷問中國良知

安琪

曾幾何時,西藏問題如此頻繁地在國際媒體曝光,聚焦的不再僅僅是達賴喇嘛,而是包括境內西藏民眾在內的、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的藏人的抗議和訴求。曾幾何時,西藏問題如此讓中國政府束手無策,除了採用軍隊嚴控――這種最原始落後的整肅手段外,竟至無以應對。曾幾何時,西藏關鍵詞:達賴喇嘛、自由民主、宗教文化等等,象今天這樣,在西藏本土被頻繁地傳誦着。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愛國主義教育”,恰恰激發了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西藏人民熱愛達賴喇嘛、熱愛西藏宗教文化的熾熱情感,並且以觸目驚心、讓人深為痛惜的自焚方式表達着“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

“西藏真正的主人”接力達賴喇嘛

這種實質性變化,是達賴喇嘛政教分離的直接後果。2011年8月,達賴喇嘛正式宣布政教分離,新任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宣誓就職。這一制度性轉型,標誌着西藏這一古老民族的畫時代進步。脫離政治權力的達賴喇嘛,不僅解除了西方媒體的“迷津”,讓他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且彰顯出西藏宗教文化的核心價值。尊者達賴喇嘛不再是實用主義政治家們藉以炫耀的政治標籤,也不再是在國際間行走的“獨行僧”。在“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這一稱謂里,是第十四達賴喇嘛畢生所秉持的慈悲與尊重的理念,它融入和豐富了傳統以西方價值標準為主的普世價值觀。正是這樣一種價值認同,凝聚了境內外西藏人的精神訴求,並且體現在國際媒體的語言系統里。第一次讓世人清楚地看到,西藏問題並不是達賴喇嘛的問題,也不能歸結為世俗政治與宗教之間的衝突。西藏問題是整個藏族群體的生存狀態問題,是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的傳承問題,也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文明指標問題。

同時,“超越”政治權力的達賴喇嘛,間接地“解除”了中國政府的政治“武裝”,客觀上揭下了中共一向所指斥的達賴喇嘛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假相,讓西藏問題“返璞歸真”,“回歸”到它從來也沒有離開過的本土。我們看到,“回歸”本土的西藏問題,因其與“國際社會接軌” 的現代性,而融入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訴求。

前不久,上萬名境內藏人前往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聆聽尊者達賴喇嘛傳授「時輪金剛大灌頂」法會。據悉,來自世界各地的逾20萬信眾參加了這一宗教盛會,其中包括近千名來自境內的漢人。這在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這也是達賴喇嘛脫離政治權力後第一次以單純宗教人士的身份,向境內外藏人和華人傳授法會和演講。尊者以佛教傳承中“時輪金剛”所賦予的“創造和諧生活的一環”來啟示信眾,達到“凈化身心,從而創造內在的和平”之目的。我們注意到,達賴喇嘛的語言不僅超越了宗教和國界,也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尊者指出,包括西藏問題在內的所有世界上人為所致的問題,都是佛法所稱的“皆因無明之故”。期間,達賴喇嘛特別向來自境內的藏人開示演說,高度讚揚他們在中共嚴控的半個多世紀里,以頑強的勇氣捍衛和保護西藏的宗教與文化,稱他們“是西藏真正的主人。”

塵埃落定。中國政府面臨的挑戰,不只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而是境內在中共長期統治下不屈抗爭、薪火相傳的西藏人民和他們背井離鄉的父老鄉親,以及境內外有知識、有理想、見過世面的西藏新生代。

“政治正確”下的“第三隻手”

據網媒報道,二月下旬,西藏傳統新年之際,中國官方一面舉行各種茶話會,製造一種“和諧”氣氛,一面通過傳媒強調加強維穩,“防範達賴集團破壞,確保藏曆新年安全”,警方並帶走了藏人作家志巴加。這與不久前,中國異議人士被抓被判如出一轍。這一事件傳遞出兩個信息:其一,中國政府對“維穩”(特別是藏區)加大了力度,顯示出中國社會的“非穩”因素日益嚴重。其二,中國政府在政治嚴控和懲治異議人士時絕不手軟,不再顧及國際社會的反應。

這真是“無明”至極。是的,冷戰結束後的20餘年,整個世界都陷入自身的精神困境中,經濟決定論,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原有的國際價值規範。但這並不是說,普世精神就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了。西方具普世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人道、人性、自由、民主等基礎之上的價值觀。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口號,而是象空氣一樣,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與人們的日常行為及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例如在公共層面,人們完全可以輕視政治家的個人德性,卻絕不會讓價值精神失落在某個政府或某些政治家手裡。

中國作為新崛起的經濟大國,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WTO)10多年來經濟轉型的新發展,掌控所有國家資源的中國政府,以其“財大氣粗”的經濟“話語權”,試圖消解傳統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用經濟合同和金錢擺平一切,出“任意牌”對抗西方的“人權牌”。其結果是社會危機日益嚴重,民怨沸騰,道德價值底線分崩離析,政府只能耗資巨額以“維穩”,卻沒有解決危機,化解民怨的有效辦法。當緬甸軍政權開始向民主問路,並下意識地與中國拉開距離時,中國這個新型的經濟大國,更加凸現出精神層面的貧乏與落後。

今年三月的“兩會”期間,藏區又發生藏族平民自焚事件,其中一名是有着四個孩子的年輕母親。中國政府的反應當然是更加地戒備森嚴,更加地施以嚴控。問題在於,僧人自焚,你可以封鎖寺廟,百姓自焚,你總不能將所有藏區、甚至所有藏民住所都封鎖起來吧?

在這種情勢下,放棄共產政治的中國人,不能不關心西藏和西藏問題。當這一切都擺上檯面的時候,我們不無尷尬地發現,在西藏同胞經歷痛苦的數十年裡,中國的天空缺少來自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聲音。中國民間和政府一樣,都缺少與西藏平等對話的平台。

無知與偏見“妖魔”達賴喇嘛

從海外華人與西藏流亡者接觸的經驗來看,並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良知。對許多人來說,藏傳佛教仍然是一個未知領域,深奧難解,而西藏問題本身既複雜又敏感,所以很難對西藏發生的事件作出及時和客觀的反應。其次,一直以來,國內大部分人對於西藏的宗教文化、對於達賴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認知局限在中國政府製造的輿論氛圍和宣揚“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電影“農奴”的政治說教里,長此以往,難免出現一種由無知造成的偏見和偏見造成的隔膜。儘管大家對中共一黨專制深惡痛絕,但一牽扯到西藏問題時,一些不明真相者(遺憾的是,由於宗教文化和生活習俗的差異,“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實際的中國人中為數甚眾)即使主觀並不情願,客觀上也會不自覺地相信如官方宣傳的那樣,所有發生在藏地的訴求都是“騷亂”,都是海外“達賴喇嘛集團”或“藏獨勢力”煽動的雲雲。傲慢和缺乏常識,使得一些人對五體投地朝拜寺廟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認為這就是愚昧、落後。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內接連發生僧人自焚事件以來,在可見的大陸媒體,罕有反思與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傳,辱罵甚至“妖魔”達賴喇嘛,從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續下來的思維定勢和語言暴力。儘管這種聲音遠非主流,但由於“主流”無聲,因此,這“一面之詞”至少在大陸便掩蓋了大部分真相。

筆者認為,導致這種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大無知”――即“無明”造成的。在21世紀的今天,西藏人為了宗教自由和尊嚴,竟不得不採用“自焚”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進行抗爭,我們的心靈受到震憾,這是我們置身其中的所謂文明世界的恥辱!假如有人為西藏人權向中共說不;假如有人公開為西藏吶喊;假如大學生走上街頭,打出還西藏自由,要達賴喇嘛重返家園的橫幅,如此等等,情勢肯定會有不同。問題是這些情形在西方國家頻頻發生,但在最應該出現的地方,卻出奇地沉寂,簡直匪夷所思。

“戴着枷鎖”祈禱,無異於精神蹂躪

中國政府經常用一些數字來說明中國對西藏無人可以取代的經濟援助,許多國人對此也感到困惑,認為西藏人“不領情”。

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政府的物資援助從來也沒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飄零的達賴喇嘛,卻緊緊維繫著西藏人的靈魂呢?道理很簡單,對於一個宗教民族來說,“吃飯哲學”從來不是放在第一位的。與泰國、緬甸等佛教國家一樣,在宗教意識尤為濃厚的西藏人的觀念中,出家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個孩子相繼出家為僧。他們只要“一息尚存”,就會虔敬佛事。這與當下重物質輕精神的中國社會大相徑庭。

即使在世俗觀念中,對精神價值的認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間西方人在中國的“遭遇”一樣。當時國人眼中的外國人,是比中國當權者更“尊貴”的“特權階層”。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國人連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這些外國人也並不“領情”,因為他們的行動被限制在幾個專為外國人服務的有限區域,如“友誼商店”,外國人居住區,“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館”等。他們不可以接觸中國人,不可以與中國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們自己的“小圈子”里。雖然物資生活沒有大的改變,但是他們的人身自由和權利卻被限制或被剝奪了。

而今,一些新富起來的中國權貴,多了一種“包養意識”,動輒拿錢來說事,對內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堅持“紅色意志”。對外則用金錢合同扮演大國角色,貶低和扭曲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形象。為什麼“大把花錢”的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這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問題困境的中國政府,應該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說到底,西藏畢竟不同於中國,西藏有自身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語言和生活習俗。中國政府一方面豐富西藏人的物質,一方面卻用嚴苛的行政條規來限制他們的信仰自由,讓他們“戴着枷鎖”祈禱,這對於重精神的西藏民族來說,難道不是精神蹂躪嗎?更何況,西藏人從來也不甘願“被養”。為此,他們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反抗。因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養”與“被奴役”是同義詞。

亟待建立漢藏對話平台

達賴喇嘛常說,“改善中國人與西藏人的關係,首要之務是建立互信。” 現實提醒我們,解決西藏問題,不能僅僅指望國際社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達賴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層面。漢藏民族的溝通和了解,中國民眾的普遍覺醒和同情,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才是漢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動力。

以海外漢藏對話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倫敦舉行首次題為“漢藏對話,尋找共同點”研討會,與會漢人多為八九流亡者和幾位關心和研究西藏問題的海外學人。那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西藏人,遠離家園的悲情應該是漢藏聚會得以實現的基本原因。那次對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漢藏之間積怨太深,需要溝通和了解;其二、西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產專制下中國人的共同問題,不同點在於一個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個是被所謂“紅色信仰”窒息下的漢民族。其三、漢人身上明顯存在那種潛在的居高臨下的大漢族主義立場。

這種情況並不難理解,除了中國“大一統”的文化積澱外,當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為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前共產黨人”,或是“體制內”民主派,或是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他們的思想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會不自覺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對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義。正是漢藏流亡者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使對話雙方建立了聯繫和友誼,西藏問題也成為許多大陸流亡者和海外學人所關注的問題。發展到今天,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和學人學者,以捍衛西藏的宗教文化為己任,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西藏人的訴求,產生了較大影響。年前並有國內學人試圖衝破禁戒,通過互聯網直接與達賴喇嘛對話,向尊者提問題等等。這似乎可以表明,漢藏隔膜可以消除,人為的鴻溝將不復存在。

這是否也表明,大陸流亡者能與西藏流亡者對話,中國政府也有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可能性?坦白地說,當今中國的政府官員,並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運人士更保守。關鍵在於是否有對話的誠意和自信,是否具備與“現代化”的達賴喇嘛對話的能力。

藏人受難,匹夫有責

如果說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漢藏對話的契機,那麼現在可以說,“解除”政治“武裝”的達賴喇嘛,不僅提供了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契機,也提供了境內漢藏對話與溝通的機遇。

事實啟發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能力在國內促成包括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內的漢藏對話平台,讓中國民眾了解西藏。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假如我們是西藏人,我們應該怎麼辦?古人言:“己所不欲,無施於人”。誰都沒有理由將我們曾經刻骨銘心的被殖民、被壓迫的痛苦強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歷史的“中國人的脊樑”,應該能夠以鄰邦印度為榜樣,抵禦來自強權的欺凌,支撐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護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當人們了解西藏,當西藏維權與中國民間維權一樣形成一體,成為群體的民眾的聲音時,西藏問題將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西藏人和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同理,中國政府可以用“第三隻手”操縱國際社會,可以不理會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採用某些背棄知識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計”,對達賴喇嘛“束之高閣”,不與他發生正面衝突,但卻不能不顧及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不能不考慮正在崛起的“80後”、“90後”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對西藏問題的追究。

中國政府如果明智的話,應該清楚, “屏蔽”西藏問題,將西藏問題指為“藏獨”、從而“妖魔化”達賴喇嘛的一慣做法,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識,就會看到,達賴喇嘛不是潛威脅,拒絕達賴喇嘛,不讓達賴喇嘛重返家園才是中國最大的憂患。也就是說,讓達賴喇嘛重返家園,不僅能順從民意,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而且可以藉助達賴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識和慈悲與尊重的普世價值觀,重建大陸早已崩潰的價值體系,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反之,假如達賴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將是西藏民族永遠的“痛”,是中國政府永世無法解脫的罪責,後果將不堪設想。

無論如何,“公開化”、“本土化”的西藏問題,其年輪和滄桑所見證的真相和痛苦,對於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對靈魂和良知的敲打和拷問。

抓住契機,通過對話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是時候了。

2012年3月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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