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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子彈+鴉片獨裁模式讓西方面對一個關口

音頻 16:43
資料圖片:1989年5月20日戒嚴令後,北京市「全民截兵」,“市民們:這裡是軍車終點站,絕不準在此通過!”
資料圖片:1989年5月20日戒嚴令後,北京市「全民截兵」,“市民們:這裡是軍車終點站,絕不準在此通過!” 圖片來源:六四檔案網站

八九六四30周年之際,旅德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推出《子彈鴉片 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法文版。書中記錄了9名因為六四而被中國當局冠以“六四暴徒”標籤判刑的當事人的故事。這些人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30年前的春夏之交,他們只是或近或遠地關注着北京街頭那場和平卻也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但1986年6月3日軍隊開槍的消息讓這些普通人衝冠一怒。他們的命運從此被徹底顛覆。他們多被判以重刑,而出獄後面對的是一個已經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會,他們當年的勇敢與付出已經被社會所遺忘。廖亦武希望以他的記錄為這些普通人留下一份歷史記憶,也希望警醒世人:子彈之後的鴉片不僅讓開槍者鞏固了政權,而由此形成的“完美獨裁”也正威脅西方的民主。4月初,廖亦武在巴黎接受法廣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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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首先,這本書取名《子彈鴉片》。“子彈”很好了解,“鴉片”指什麼呢?

廖亦武:這個題目是陳述一個事實,也就是,三十年前,共產黨開槍,使用子彈鎮壓了1949年以來中國最大的一場要求民主的運動。死亡人數至今是一個謎:是幾百?幾千?還是上萬?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關押,也不知道。子彈之後,政府又使用鴉片,也就是號召大家去賺錢,同時也用這個鴉片去引誘西方人改變對中國的制裁。今天看起來,他們的策略成功了。

軍隊開槍讓學生運動變成了一場全民抵抗運動

法廣:八九六四普遍被看作是一場學生運動,人們在事件之後普遍關注的也是青年學生的命運。為什麼在您自己因為六四坐牢之後,跑遍各地,尋訪那些被貼上“暴徒”標籤、並被判刑的人?

廖亦武:2004年冬天我結識了武文建。武文建覺得歷史很不公平,他同我談了一些“暴徒”的情況,給我講了很多這些“六四暴徒”的事。我意識到,這些我自己已經忘記了。當時,除了青年學生,我還知道丁子霖,與她多次打交道。也讀了很多流亡海外的學生以及一些精英的回憶錄。但其它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基於這麼一個情況,也基於自己坐牢的殘酷經歷,我決定隨他去採訪。

我們走訪了很多人,大多數人不願意接受採訪,他們認為不會有什麼幫助。但還是有一些人接受了採訪。後來,我又寫了一些在四川和我一起坐牢的人的命運,慢慢地就成了一本書。

這些人其實是天安門運動的主體。這場運動開始的時候是一場學生運動,但是六四那天晚上,在很多地方與軍隊對峙的,就是這些北京市民。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個標記性的人物:王維林。其實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王維林的真實姓名,沒有人知道他現在在哪裡,是死了,還是關在監獄裡?監獄裡也沒有人知道他。大多數人的命運其實就是這樣。

余志堅在關於他的那篇文章中的講述之所以重要,也就在於此。余志堅他們在學潮期間,從湖南到了北京,曾試圖與學生接觸,他們也向學生提出一些建議,雖然這些建議在當時看來有些過激。當時,這還是一場學生運動,他們要接觸那些學生領袖非常不容易。劉曉波在他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也有記載。就是說,當時外面的人要介入廣場指揮中心,很不容易。余志堅對這一點講述得很清楚。後來(余志堅)他們要去砸毛像,結果被學生糾察隊扭送交給了警察。

但是後來,學生從廣場撤離,這場運動就變成了一場全民抵抗運動,和學生當初的那場有訴求的運動不一樣了。

他們這些人的精神特別可貴。我後來在德國把他們的經歷講給一些前東德的人,比如沃爾夫•比爾曼。他聽了以後特別感動,因為這和當年在(東德)萊比錫的運動很像。當時在萊比錫,也是一些不分職業的老百姓上街,他們把老婆、孩子和老人都留在家裡,就怕(當局)學習中國。準備好一旦開槍,他們去擋……捷克也是這樣,波蘭也是這樣。

當時大家為什麼通常只把這場運動看作是學生運動,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些逃亡出去的通常是知識分子和學生。黃雀行動營救的也是榜上有名的那些人。但是大多數付出代價的人,就是《子彈鴉片》里寫的這些人。這些人被抓後,成批槍斃。現在都沒有人知道到底戒嚴部隊槍斃了多少人、當場打死了多少人。他們都是朝死里打。對這些被抓的人,量刑都非常重。而且,這些人還不是在風頭上被抓到。那些在風頭上被抓到的,判刑更重,當場斃掉都是可能的。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槍殺了多少人、後來重判了多少人,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統計。我知道澳洲有孫立勇在收集這樣的名單。

總之,運動最後的主體就變成了《子彈鴉片》里的這些人,這些普通的抗暴者。

法廣:這些被貼上“暴徒”標籤的人不僅判刑很重,而且在獄中輕者說是受到虐待,重者說是受到酷刑。這些酷刑當時是獄中的普遍現象,還是主要針對這些“暴徒”?

廖亦武:獄中普遍很黑暗。我在重慶坐牢,我知道我的獄友都遭到了虐待。可能最開始他們要經歷戒嚴部隊那一關,那真是生死關,被打得遍體鱗傷,再扔到號子里。這樣的鬼門關他們經歷了兩次。一次是戒嚴部隊,接着是被警察抓住……根本也談不上什麼“酷刑”或非“酷刑”這樣文雅的字眼,就完全是獸性發作:抓住這些人,認定他們是“暴徒”,就朝死里打。

子彈之後的鴉片使當年的抗暴者變成了不光彩的遺產

法廣:從這些證人的證詞里,可以看出一個很大的反差:六四發生前的學生運動中,北京可以說是全民動員,他們對學生的支持可以說熱情、無私得令人感動,甚至可以說民間有一種無畏。但幾年之後,當這些被貼上“暴徒”標籤的人離開監獄、返回社會的時候,面對的卻是一種冷漠、逃避,甚至是排斥。如何理解前後的這種反差呢?

廖亦武:這就是鴉片的效果。如果想要在中國改變政治制度、要在中國實現民主,那肯定是用子彈來對付,堅決鎮壓。過後,民間肯定淤積了一種情緒,需要釋放。而要騙得西方解除制裁,就要做一些姿態。於是,鄧小平南巡,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說中國要市場化、要開放市場……只要不輸入民主和人權,做什麼都可以。

西方的政客也得出一個理論,覺得像中國這樣的獨裁政權,這樣制裁下去也不行,需要改變策略。那時候很盛行的一種策略就是:市場化能夠帶來民主,互聯網能夠攻破獨裁。那時候大家都相信,甚至很多自由知識分子也相信。一下子,全中國人民一下子都去掙錢,生意越做越大;一些公司污染環境、污染天空、污染土地、日本的垃圾運到中國……這些都沒關係,都可以用錢來解決。這下子,這些人(從監獄)出來就是一個歷史的污點。中國人的信仰變成了錢,這些人完全就變成了一個不光彩的遺產。完全被社會所遺棄,而且在各方面都成了一個“廢人”……

從“互聯網可以攻破獨裁”到“高科技可以擊敗民主”

法廣:就是說民間在六四之前的那種熱情,已經被後來的經濟利益所消蝕了?

廖亦武:也不能說是中國變了,我覺得這個世界都變了。全球化,中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化,全球市場。你看臉書的總裁,他難道瞧得起習近平嗎?但為了做生意,他把習近平的文選擺在他的辦公桌上!我覺得這樣做簡直連狗都不如。但是他如果進入不了中國,賺不了中國的錢,同一個行當里,大家都會嘲笑他。這就直接影響了政府決策,因為很多公司進不了中國,但政府也還是得靠錢來運作。於是就形成一個經濟體。大家還認為,這只是中國發生問題,與我無關,中國即使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也與西方沒有關係,西方只要賺到錢,就可以了。

但結果不是這樣。結果是中國在利用高科技,在全世界派遣特務、搜集情報,覺得高科技最終可以擊敗民主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概念!這是全球化帶來的。中國現在非常迷戀高科技,認為掌握了高科技,就不僅能監控,把整個中國變成《1984》描述的那樣的集權社會,而且能向西方國家輸入中國的獨裁。

子彈+鴉片:西方需關心自身安全

法廣:《子彈鴉片》這本書收集的證詞不斷有補充和後續。這次又在法文版里加入了為2017年夏季在關押中去世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內容。給人的感覺是1989年開始的那次鎮壓一直在繼續,您是這樣認為么?

廖亦武:我覺得當前形勢是對1989的一種回應:30年之後,仍然是如此殘忍。當然,作家的能力也只有如此。如果這本書能夠改變一些人的思維,讓一些西方政客、西方企業家等長期與中國做生意的人減輕些鴉片煙癮、讓他們警醒一下,這就已經不錯了。雖然他們的煙癮恐怕很長時間內無法戒掉。要讓他們有一點懺悔的意思,不要以為這只是中國人的事,他們對此是有責任的。而且,西方現在面臨一個關口,需要關心自身的安全問題,無論是歐盟、德國,還是法國或美國。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子彈鴉片是一個長達30年的預演。一個是子彈,一個是鴉片,這就是獨裁,是完美的獨裁。如果有一天(法國總統)馬克龍不知不覺也上癮成了鴉片煙鬼的話,那就整個沒救了。

法廣:您自2011年離開中國,定居德國。德國是一個您並不通曉語言的國度,但您一直在那裡不遺餘力地為一些六四難友奔走呼籲。先有李必豐,後有劉曉波夫婦,最近又有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的主任牧師王怡……您可以說每次都在動用身邊一切可能的資源為他們呼籲,如此竭盡全力的努力其實並不多見。為什麼呢?

廖亦武:這是應該的嘛。我覺得,一個人擁有了自由後,要為他人的自由而奮戰,有不斷的激情。作家的激情也就來源於此。寫書的時候,就覺得勇氣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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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鴉片》法文版由法國漢學家侯芷明女士翻譯,由Globe 出版社發行。此書的日文版和英文修訂版也在今年陸續推出。

30年過去,八九六四在中國仍然是言論禁區。當局試圖抹消六四記憶,中國大部分年輕人並不知道1989年6月4日發生了什麼,正如很多人並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一樣,海外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自然也是禁書。如何保存六四的歷史記憶?廖亦武表示,他對此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一個作家的壽命比所有的獨裁者壽命加起來都長。無論是90後、00後,或是10後,他們終歸要學習這段歷史。奧維爾當年寫作《1984》的時候,沒有多少人理解他。但今天大家不是仍然在讀奧維爾嗎?!他相信這些年輕人終究會長大。記錄罪惡的書會始終存在,他們會讀這些書,並因此懂得,人類再也不能回到那個時候,這就是作家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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