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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30年後說“只剩革命之路”

存檔圖片:天安門 1989年5月17日
存檔圖片:天安門 1989年5月17日 REUTERS/Carl Ho

1989年的項小吉,是政法大學辯論隊的明星隊員,六四學運期間曾擔任北京高校對話團召集人,並兩度與政府高官對話,項小吉當年一直相信理性的對話會帶來改變。但他在六四30周年的前夕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說:“和平手段用盡了,人民有革命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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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紐約市執業律師的項小吉,被形容對中共心態已從溫和派變激進派,揚言現時只剩下革命:“和平手段用盡了,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相對於當年一起在廣場爭取民主的學生們,項小吉承認他算是比較幸運,六四前在政法大學修讀國際法碩士,由於英文程度不錯,流亡美國後較易適應,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法學碩士。

人民日報在4月26日刊登一篇被視為中共內部鷹派擡頭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三日之後中共仍要和學生舉行對話,項小吉擔任政法大學的學生代表,他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大學)缺英文老師,請我做英文老師,給本科生教英語課,所以跟學生認識很多。再加上87年的時候,大學第一次辯論大賽獲得冠軍,相等於最佳辯論員,當時比較出名吧。”

法律碩士面對無法無天中共,項小吉差點連會議廳也進不了:“當時在大門的時候,我被攔在外面,其他的學校代表都進去了。我就在等,後來讓我進去,坐最後一排,一開始我就一直舉手要發言,他們一直不讓我發言,讓他們事先安排好的人發言。”當時項在其他人發言時仍一直舉手,舉到連現場記者都錯愕,逼得國務院發發言人袁木也要讓發言,項當時表明:“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是一個民主運動!”這一場對話,當晚新聞聯播播了出來,從1949到89年,第一次轉播政府與學生對抗性的談判。他說:“當時我們對話出來,出門的時候各國記者就圍上來要跟我談,我回頭就指着何東昌(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說你跟他談,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氣,他沒有想到在這個談話會上,有學生這樣反駁他。”

項小吉在4.29對話後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並擔任團長。項繼續尋求對話,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到了5月14號中午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同意了跟對話代表團對話,當時學生有一個要求,要求這個對話要實況轉播。”結果官方以“錄像帶送不出去”為由拒絕,項與官方第二次對話中斷。項爭取第三次對話,不料19日北京戒嚴,對話門路完全堵死。

項小吉30年前沒想過推翻共產黨,“當時我們想用對話,新的方式推動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嚴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對話為訴求。當時沒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沒有這個訴求。”

但眼見今日中共倒行逆施,當日最溫和的他也轉變了,“對今天來講,民間民眾來講只能考慮革命,只能考慮推翻共產黨的問題。對話在目前中國這個氛圍下是行不通的,因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對話”。項更進一步說:“面對一個殘酷專制的政府,人民有自衞的權力,你看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果說你和平手段用盡了,你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只是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人在美國的項小吉坦認民運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動中國革命,“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傳播到中國國內。另一方面,遊說一些外國政府,影響她們的對話政策,不是一味的遷就中國政府。一些人為經濟利益對中國的人權完全不關心,我們可用一些事實,一些分析,來遊說一些外國政府,讓她們繼續關心中國的人權。”

當今的中國力量已經威脅全球,30年內中國已無大型集會示威,不少人質疑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項小吉引述了古希臘的語句:“他們說我們看不到希望,其實他們也沒有希望,這就是我們的希望。”他認為今日中共亦無希望,中共利用科技鉗制人民,但維穩費高企可印證出民間怨恨很強烈,科技反過來亦可使思想流通,“維持這個統治非常困難”。他認為只要發生一個意外,一個引爆點,中國革命將隨之而來。他說:“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經濟很好發展,什麼第二大經濟體。對統治者來講,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機感更強烈,沒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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