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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國:從對“六四”中外歷史記憶的不同看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音頻 13:39
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
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 Reuters / Bobby Yip

89學運不僅僅是一個整體性的學生運動,也充滿了鮮明個性和人情味。持續一個多月世界媒體的鏡頭聚焦,讓外界對中國人、對中國年輕人的認識從模糊陌生到真正了解喜歡,也因此,六四屠殺對他們造成的巨大的情感衝擊和震撼多年不忘。曾參與89運動、被迫流亡國外的哲學學者蔡崇國接受本台採訪表示,了解89學生運動對世界輿論的影響、了解中、外對“六四”集體感受和記憶上的差別,對於理解當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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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您在近期對法國《解放報》的一個長篇專訪中,講述了對89六四的回憶,其中一個重要的日子,5月19日,時任總理李鵬宣布戒嚴,成為此後六四軍隊屠殺的前奏,整整30年過去了,您對當年的那個春天裡的記憶是什麼樣的?

蔡崇國:我的記憶比較特別, 其實每年到這個時候,很多記者採訪,我就在猶豫, 說實話我接受採訪的慾望越來越弱,因為我不想重複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重複自己多年重複的事情。

實際上30周年的時候,我想的比較多的恰恰是就是當年的五月,當然大家談得比較多的六月三號晚上的鎮壓開始,當然是很慘烈,但是五月其實是有很多很動人的東西,特別是89年的那場學生運動,從4月15號開始,從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幾乎是同時(發起),然後到六月四號,一個多月(的時間)實際上是在世界媒體的鏡頭:電視鏡頭和照相機鏡頭下發生的。因為那時候中國還比較開放,又是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前夕,這樣就聚集了上百個記者、幾十個國際媒體,還有港澳台的媒體。所以實際上很少有一個事件是從頭到尾、從溫和開始到慘烈結束都是在世界媒體的鏡頭上發生的。因此幾乎我的記憶當中極少有一個這麼重要的事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鏡頭、視頻…,在當時,這一點其實是使世界震撼的關鍵。

RFI:您在這次採訪中曾說,這是第一次讓西方看到中國人也能示威,也能批評當政者,事件30年之後,您對於中國的目前怎麼看?

蔡崇國:對,要了解89三十年後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就是要了解89年當時的整個過程,我覺得特別重要。就是說,當時為什麼對世界輿論、世界千萬、億萬觀眾有如此的震撼,而且震撼的時間非常長,以至於它在今天也非常重要? 那是因為,一個是這個事件是在世界媒體的鏡頭下發生的整個一個過程,事件之後幾年,世界就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手機的時代,那麼多的視聽和照片儲存在網絡里,永恆地、不斷地流傳。以至於即使在中國,你如果想要了解這個事件,也很容易能夠找到當時的照片、視頻和文字的記錄,這是後來。在當時,對事件的細節、人物的描述,在世界的媒體的鏡頭下都是非常具體的,而且持續了一個多月。歐盟的非常多的電視台、電台、報紙,幾乎每天,經常是在頭版來來發表這個事件的照片和事件進展的細節。

國際媒體鏡頭持續一個月的聚焦下,外界首次改變對中國人傳統刻板印象,充滿個性、人情味的鮮明個體令外界驚訝、親切、喜歡

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經過這些視頻、照片和文字的描述,一個多月的大學生運動就出現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中國人就不再是一個整體的模糊的形象,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有個性的。 為什麼當時吾爾開希、王丹、柴玲…還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學生,他們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對許多歐盟人來講,那個陌生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國人就是小眼睛、很保守、很小心、很羞澀、你從來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哎 突然,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和他們印象當中的、過去書籍中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樣了,也和他們本身國家的民主運動正好有一個對比。

所以他們開始了解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什麼是中國的年輕人,開始記住了一個個的個體,所以這個學生運動,不僅僅是一個整體的學生運動,它是充滿了個性的、充滿了人情味的。所以對很多歐美人、包括港澳的人,為什麼會在事後如此悲傷,多年不忘,為什麼三十年在香港的維園總是有十萬多人參加(六四)紀念?總是很動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過去非常陌生的學生、中國大陸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一個個清晰起來,這些學生是一個個的個體,在媒體上,他們有時候笨拙的、但是很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非常清晰,他們那種羞澀、那種個性都栩栩如生。所以這讓歐美人、港澳人感到非常驚訝,感到非常親切,而且那個時候的年輕人穿着又樸素,那些小夥子、女孩子是第一次在外國媒體上講話,他們還有些羞澀,因此他們特別可愛。所以說,很多的歐美人就喜歡上他們了。

六四鎮壓對歐美港澳民眾帶來的情感衝擊特別慘重、多年不忘

在一個多月的媒體下的學生運動使歐美、港澳、包括台灣的很多人,由陌生變成了喜歡上了這一些鮮明個性的年輕人,他們有了感情,正在這個時候,鎮壓出現了,屠殺,他們由陌生變成喜歡上的人突然在他們眼前倒下了,這個情感震撼是今天很少人說的。很多人他們哭啊,哭幾年,我就記得 2001年我在意大利碰到一個意大利記者,他一講到89年就說在羅馬,當時是第一次梵蒂岡的上百名教士神父在歷史上第一次上街遊行,流着眼淚。意大利共產黨300多位年輕的共產黨人 在中國大使館門前絕食、絕水10天,他說到這裡眼淚就嘩嘩地掉下來,那是經過89六四運動十多年以後了。

更多的香港人也是這樣,所以他們(青年學生)受到了世界範圍的尊敬和熱愛,正是在這一尊敬和熱愛最濃的時候,鎮壓發生了,所以就特別心痛,因此這種帶着情感激蕩的記憶就特別深刻,況且這個運動當中有非常多的曲折,比如四月27號的數十萬大學生的遊行和上百萬市民的支持,這在當時的歐美台灣、香港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對他們的震撼非常大,因此他們也抱了希望。那時候的政府和警察相對地溫和,在4.27遊行以後,有一段和平的時期,雙方都準備在對話,又使國際輿論抱有了希望,最後是戒嚴的宣布,戒嚴的宣布那更是在全世界激動人心,因為上百上千輛的軍車和坦克開上北京、一、二十萬士兵,然後上百萬的市民把他們堵住了,這個是世界人類歷史上也極其罕見的。

當時的士兵當然也沒有開槍,5月20號到23、24號,這些大學生、市民圍住了軍人和軍車,給他們送吃的,跟他們交談,電視鏡頭把這些傳遍了世界,大家就又有了希望,就是說,在整個一個月的過程,除了剛才講的,它使得(學生運動)有了個性,使得大家認識到了今天的真正的中國人是什麼樣的,同時又有了那種危險、勝利、希望、興奮等情感的衝擊,而這一切在六月三號那天“砰”的一下給打碎了,所以就特別地慘痛。

中外對六四集體感受和記憶的差別,形成中國與世界交流的一種深刻障礙

這一點對了解中國的今天是非常重要,是因為世界的輿論,現在雖然很少談到當時,很多在當時被感動的人也很少談到他們當時的、甚至忘記了當時情感波動,但是這些事情都在他們的心底,每一次中國發生了如律師被抓、勞工積極分子被抓,他們都會想到當年,而且他們還經常會看到一個人擋坦克的照片,他們會周期地想到那一刻,因為那一刻讓他們真正了解了、完全和他們想象不同的、和今天更是不一樣的中國和中國人。那時的中國人和今天中國人那種膽怯、大家都說一樣的…,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那時候的中國人其實是他們希望的、想象中未來的中國人,是一種過去的未來,非常神奇,他們忘不了。

而在中國國內的大多數人,這一切他都不了解,不了解為什麼很多西方的記者、輿論、甚至一般的居民批評中國,講中國的人權狀況;律師、勞工活動分子被捕,他們不知道;89年過去,對世界輿論的衝擊、情感的衝擊,他們也不知道。所以就形成一個和今天的世界一種很深刻的、雖然不是很容易看到的一種情感的障礙和情感的圍牆。

它的表現是很具體的,比如好多中國的外交官、包括中國的一些記者、甚至留學生,他們在和歐美的人聚會的時候,會經常覺得疏遠感,親切不起來,很難交朋友。一談起來,有些人有意無意就會談到他們在89年的記憶,這讓中國的外交官、留學生感到不解,他們很生氣,他們會反駁,他們覺得這是對中國政府的攻擊。所以說,這種記憶,這種情感的衝突在今天變成一個中外交流的障礙。

中美貿易戰不只是貿易戰,也是價值觀的衝突、是不同歷史記憶的衝突

這一切因為89年的集體記憶和他們情感的衝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中國一些官方人物融入世界、和世界交流的一個隱形的但是非常重要的障礙,這種障礙,當我們不了解它的時候,它就會很容易被認為是西方社會對中國人、對今天中國的一個排斥、對今天中國強大的嫉妒,雖然這種排擠和嫉妒是有的,但是因為30年之後、以及30年以來,中國的一些律師記者被抓、中國的網絡封鎖、在中國採訪中很多外國記者受到這樣或那樣的限制….,這些都是他們感到反感,至少是不舒適,而這一切又都和89年聯繫起來,所以它形成了一個持續三十年的一個情感衝突,有一個落差。

理解這種落差,我覺得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美貿易戰,它其實不只是一個貿易戰,它也是不同價值觀的衝突,也是不同的歷史記憶的衝突。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美國白宮智囊團的人、一些議員都會不時地講到89年,比如美國民主黨眾議院主席佩洛西,她就是在89年是最受震動的,所以她重要地影響到了今天各個重要政治人物對中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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