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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利博士向法廣回顧點評89六四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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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傳王維林北京六四阻擋坦克圖片
全球網傳王維林北京六四阻擋坦克圖片 網絡照片

1989年那一場震驚海內外,更震動中國歷史的天安門廣場上針對那些訴求民主示威學生的大屠殺,如今已三十載過去了。30年前可說親身經歷、親眼看見這場大屠殺的現今紐約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特別受邀接受本台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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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請您為我們回顧一下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時親身經歷的事好嗎?

楊建利:89民運爆發的時候,我當時正在美國留學,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數學博士。但是學運爆發時,沒有決定馬上要回國,當時在校園裡就組織各種各樣許多聲援北京的活動。到了5月中旬,戈巴契夫到中國訪問,當時國際媒體都到了北京。他們發現採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戈巴契夫的訪問,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很多的報道。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CBS的報導,說學生被警察打得臉上都是血。當晚,我就決定要回中國去。所以我回到北京時候,是戒嚴令頒布的第二天,應該是5月20號左右吧!然後我就與當時的一些同學聯繫在一起,每天就到廣場上去參加遊行。而且我從美國回去時,帶了一些錢去捐助給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參加了很多的遊行,也和劉曉波見面。因為那時,我們感覺劉曉波很危險。所以我回中國時,帶了一封美國學術機構的邀請函,希望他趕快出國。當然,他當時很拒絕出來,不過,他當時邀請我去參加最後那個知識分子的絕食。後來由於廣場聯繫不方便,我們失去了聯繫,最終我沒能參加絕食。後來,我在廣場周圍活動,目睹了六四的大屠殺,因為我就在現場。換句話說,我是海外留學生里,參加89民運的一個代表性人物,目睹了大屠殺。三天以後,我有機會回到美國。

法廣:回顧一下您所看到的大屠殺好嗎?

楊建利:第一聲槍響是在6月3日的晚上12點過後不久。我們就很快到了西單,西單是長安街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街口。我們看到警察往廣場的方向推進。這個過程中,街上的燈,一會亮,一會滅。解放軍就一會開槍,然後一會就往前推進,時時地向民眾開槍。那時,民眾也非常激憤,有時當他們不開槍時,我們就可以非常靠近他們,然後我們試圖去說服他們不要再繼續開槍了。但是他們一旦遇到前面有阻力了,或是後面遇到阻力時,他們接到一些命令,就馬上會開槍。那時,我們就往地下趴。一聽到槍聲,就向地下趴下來。然後,一陣槍聲過後,前面就有人喊着:“來擡人、來擡人!”接着,就會台下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人。那是第一次看到被解放軍打死的同伴,心裡非常的憤怒,也非常難過。當時因為不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來來回回的好久。後來,我們在大概快要天亮時候,和最後一批,從廣場撤退的學生會合,大約有四、五百人。後來我們又到了長安街上時,在天安門廣場的方向,開來4輛坦克車,追着撤退的學生群體壓過去,那就是所發生的六部口坦克壓人慘案。坦克車一下子就壓過去,我們都知道方正失去了雙腿,就是在那個地方,我們當時粗略的看了一下,地上約有十幾個屍體,這大概是天快亮時發生的事。我們當天就回到學校,後來我藏到農村裡。兩天後,我到了北京國際機場,後來就回到美國。基本上,我算是第一個見證人在海外公布六四屠殺真相,第一個在美國國會作證的人。

法廣:後來您順利逃出來,但很多包括王丹在內很多人被逮捕坐牢是吧?

楊建利:對,我運氣特別好,因為我有護照。那時,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護照。我有美國簽證,而且我有回美國的機票,所以我比他們在逃離災難時,容易多些。

法廣:那麼,89六四一晃眼30年過去了,你現在對這個學運及民主運動的看法,與過去有沒有不同處?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有什麼考量及不同的做法?

楊建利:在覺得,如果再來一次,那麼最重要的事情,我們這個運動,要和社會各個階層要有比較有效的結合,對工人,對農民,甚至包括共產黨內的一些改革派,要有一個有效的結合。當時89民運的時候,它的主體是學生,而學生對於各界的介入非常的謹慎,由於那時候沒有經驗,雖然造成了很大的聲勢,但在政治上,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政治力量。我覺得,這是當時我們一個最大的失誤。如果未來再有這種運動,我們會和各界進行最好的政治上的合作及聯合。

法廣:請問您覺得當初這些學生的訴求如今還是有效嗎?

楊建利:我覺得這些學生的訴求都是非常正確的,包括今天仍然有其現實性。當時學生訴求的口號總結出來無非就這幾條:第一,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更多的自由空間。第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現在,這樣的議題在中國更加的有迫切性。比如說,現在習近平上台後,壓榨了公民空間,使得現在任何的公開的言論,更遑論公開的街上活動,都不可能了。另外官員的腐敗,整個政府的腐敗,比89年的時候,不知更加嚴重多少倍。所以這樣的口號,現在仍然有其現實意義。

法廣:當時的運動領導人,事後對於學生的死傷慘重都很自責,您怎麼看?

楊建利:我覺得是,六四犧牲了很多的同伴,所有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都感覺非常的愧疚,也覺得是一種責任。當然,對於這裡面有一些策略的運用,經過反思,現在還是爭論的非常激烈。我覺得,爭論是非常好的,我們必須回頭審視:那些是做對的,那些是做錯了。同時,我們要舉首展望未來。未來,哪些地方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不管怎麼講,我們活下來的人,就有一份責任。

法廣:您後來為什麼又回去中國,而且好像被逮捕?

楊建利:我89回到美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不準回中國的中國人。那時,我們的運動都是在美國進行,當時沒有互聯網,通訊沒那麼發達。和國內的聯繫,基本上就切斷了。那時,我有一種很明顯和中國脫離的感覺。到了 2002年,我在美國也完成了我的學業,也開始了我這邊的研究工作。那時,中國的工人運動起來了,我就覺得應該回國。但是我在黑名單上不準回中國,所以我就借了一個朋友的護照回去了。回去後,就幫助那邊的工人運動兩個禮拜。後來被逮捕入獄。我入獄後,美國方面花了很多的力氣來營救我。包括美國總統和國務卿,還有國會通過了議案,要求無條件釋放我。當時國際的壓力,對北京來講是相當大的。

在這種壓力之下,第一,北京判我的刑期比較短,5年的時間。當我服刑還未結束時,他們曾經給我一次提前釋放。但是由於我的談判沒有談妥,我又重新被放入監獄,完成了我所有5年的徒刑。然後出獄之後,又是美國政府幫忙,是當時的財務部長鮑爾遜,他去中國時,要求中國政府給我一個護照,然後我回到了美國。

法廣:您後來創立了維權組織公民力量,那麼這30年來,公民力量是否達到你當初創立時的宗旨及理想呢?

楊建利:我們創立公民力量目標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給中國的老百姓,在中國的公民,提供任何方面的幫助。然後在國際社會上為他們發聲。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幫助在中國的中國公民,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民主反對力量。在國際上,我們能夠為他們發聲。現在來看,我們在努力的做這些工作。但是目前,離我們當時理想的狀態差別非常大。我們當時是希望,中國能很快形成一個有效的民主反對運動,然後再加上促進黨內的分裂,以及加上國際社會的支持,儘快地能促成中國的變革。但是這30年來的努力,這種變革,還沒有真正的來到。但是我相信這些努力不會白費。因為我們奠定了很多的基礎,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的活動,我們建立了廣泛的,國際社會的人脈聯繫。未來,當中國發生變革的時候,這項關係和力量都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由於中國民主運動的努力,在國際社會的努力下,使得民主自由人權的概念普及程度遠遠超過了1989年的那種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非常緊張。如果現在民主能夠像1989年那樣聚集在一起,由於現在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認同,以及普及的廣度與深度遠遠超過了當時。現在一旦聚集起來,它的可持續性就比當時要強的多。

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們還沒有達成我們當年的目標,但是我們的努力本身已經奠定了未來的非常好的基礎。

法廣:那麼現在全球各個國家都想與中國做生意,您是否覺得因此在推動中國的民主上,會更加困難嗎? 30周年之際,公民力量回顧一下最近有哪些具體的工作及行動呢?

楊建利:你說的很對,由於中國與各個國家做生意,很多國家把中國看成一個巨大的市場及做生意的機會,使得這些國家不願意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作出批評。的確,中國從中得到很多的好處,也使得它的政權從六四以後,能夠慢慢地穩定下來。但是這種現象正在改變。現在目前的情況是,基本上這些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和中國有非常嚴重的貿易摩擦。大家發現,中國利用這些外貿關係,得到了新的輸血,同時它剝奪這些為它做生意國家的利益,而造成這些國家有安全的威脅。所以他們都在反思自己的政策。現在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今年的六四紀念,我們有很多的內容,一個是我們要推出兩本新書,陳小雅的“89民運史”,是十卷大部頭的書;另外一本是自傳體文學小說,叫“愛爾鎮書生”,都是非常好的書,我們要推出來。還有,我們在六四紀念時,要揭幕一個坦克人的銅雕。坦克人作為89民運的一個形象,他比任何一個個人,可能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更深,也會永遠保存下去這種印象。所以我們要把這種形象樹立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同時我們也給中國政府,還有全世界都,提出一個問題:坦克人在哪裡?我們需要知道他的真相。我覺得坦克人作為一個精神象徵,他代表着我們每個人,也會鼓勵更多的人,在未來面對強權時,能夠站得起來。這是一種我們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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