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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專欄

為什麼日本對中國的民主化問題不甚關心?

音頻 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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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來日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的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在接受日本時事通訊社採訪時指出:日本的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民主化的關心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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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的話確實一語中的,日本的政府雖然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上經常和中國政府對立,但是在促進中國民主化問題上和中國對立的時候極少。
日本雖然可以說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從歷史上看,其民主制度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是戰後由美國為首的盟軍為其製作的民主主義框架,其作為民主主義基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極不發達。一個民族的性格特徵的形成,與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繫,日本文化是一種“稻作文化”,水田作業要建立完備的蓄水和灌溉系統,完備的蓄水和灌溉系統需要一個互相協作的較大的集團才能完成與維持,因此日本更強調“集團主義”。美國人類學家約翰·恩布里於1939年出版的《須惠村》和本尼迪克特於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的外國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奠基之作中,其中最突出的一點都是強調其“集團主義模式”,而現代的個人主義和與此相聯繫的民主主義很難在日本真正地發達起來。
日本戰後,雖然實現了三權分立的民主主義制度,但是1955年自由黨與日本民主黨合並為自民黨後,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自民黨佔據統治地位,可以說是一黨獨大。雖然也在1993年眾議院選舉和2009年的眾議院選舉後短暫淪為在野黨,但是絕大部分時間是自民黨或以自民黨為主的政權,民主主義的兩黨政治和多黨政治實際在日本根本沒有充分展開。
1989年6月,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種種制裁,而日本和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6月3日宇野宗佑內閣成立以後,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宇野宗佑內閣一方面凍結了竹下內閣決定的第三次日元貸款,一方面又在同年7月在巴黎近郊召開的第15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G-7 Summit)上和外務大臣三塚博一起主張不能使中國孤立,而在1990年秋天解凍了對華第三次日元貸款。1990年初,橋本龍太郎以大藏大臣身份對中國進行訪問,那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正部級政要的首次訪華。1992年10月22日到10月28日,明仁天皇訪問了中國,而明仁天皇對中國的訪問,被中國認為是打破了西方對中國進行封鎖突破口。
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方針,主要是從經濟入手,把中國拉入國際秩序中,原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曾主張:日本支援中國,比如向中國提供ODA援助,其目的就是使中國加入國際組織,如加入WTO,以此使中國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獨裁的計畫經濟體制,使中國不斷走向民主主義和自由的道路。
加藤曾說過:我在過去和現在都一貫持有相同的看法。大平正芳先生最先決定了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方針,提供日元貸款的簽字儀式是在中國進行的,當時我作為官房副長官參加了簽字儀式。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目標,就是使中國自由化,並推進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希望中國的經濟形態能和我們的經濟態勢互相協調,在政治上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實現民主化。我們認為,我們的目標現在正在實現。
但是加藤先生的預言並沒有實現,而日本卻在這個過程中在經濟上受益匪淺,日本對中國的支援一直是偏重經濟的,最後把中國從一個日本產品製造和組裝基地培養成了一個日本產品甚至來旅遊的巨大的消費市場,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支援缺少普世價值的宣傳與推進。
在促進中國民主化方面日本幾乎很少採取過直接和有力的行動,在一黨獨大、國家對經濟活動設置層層管制等方面,他們的國家體制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相像的特徵。從民主主義的角度和中國說事,也會與一些仍然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對戰前的日本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和歷史的讚美相矛盾,因此他們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採取盡量迴避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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