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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節目

蘇曉康訪談

音頻 1:00:13

30年前,蘇曉康是中國新聞界頗有名氣的才子,年輕、聰明、有激情、有文采、有人脈、有平台。他在中國培養最精英的媒體人才的北京廣播學院學習,任教;被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家冰心讚揚;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重要經濟智囊、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歷以寧等主張開放私有化經濟的西學力量有重要合作 – 製作質疑中華傳統,提倡西學改良的電視片《河殤》。結果,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蘇曉康被中國政府通緝。當時的中國執政團隊認為蘇曉康對1989年學生運動的出現有重要責任。今天研究蘇曉康的意義在於:在尋求精準判斷1989年學生運動形成中的政治因素、技術因素和作出武裝鎮壓學生決定的根本原因的進程里,了解30年前的中國執政團隊通緝的、被定性為對學生運動爆發有重要責任的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把被中國政府問責的當事人的陳述作為一個層面的線索,應證其他當事人的史料,通過補充和比較,讓歷史得到更全面和更客觀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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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是才子,但看起來他有比風流更值得注意的品格。他年輕過,在流亡歐美後不久,曾經有過一種陶醉於被人讚美的,風聲水起的得意。直到1993年的一天遇到車禍,他用後半輩子的時間照顧他受到重創的妻子,在美國深居簡出,長年做一個清貧的書生。從個人的角度來看,蘇曉康對家庭是一個有責任心的,有擔當的,端正的人。這對從整體上來觀察他是一個重要參照。

研究蘇曉康,最重要的是研究他,作為媒體人、文化人對於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中國經濟決策選項的輿論造勢的角色, 理清他的電視作品在當年中國高級政治生活中是主動出現還是被動出現。

當時,中國政治領導層人事安排和更替,不僅涉及經濟決策選項的爭議,更與學生抗議運動的出現有關。

所謂經濟決策選項,80年代末,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主張嘗試與計畫經濟並行的私有經濟,提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提拔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來執行他的經濟思想。1989年的學生運動過去很多年後,趙紫陽在軟禁生活中把他的思路整理了出來,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陳雲和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元老主張公有制經濟, 與鄧小平的思路不同。他們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執行人胡耀邦和趙紫陽有意見。

作為更年輕的一代中共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雖然有名分,但是沒有掌握與名分相當的所有權力。鄧小平名義上半退休,實際上仍然是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胡耀邦和趙紫陽各自被驅逐出中國的權力核心都是在學生運動之後。因為1986年的學生運動,鄧小平同意把胡耀邦從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解職;因為1989年的學生運動,鄧小平同意把趙紫陽從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解職。

鄧小平把1986年的學生運動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他指責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私有經濟的自由化,而是親歐美的政治意識形態;具體地說,就是威脅中國共產黨執政,威脅他作為最高領導人平穩主政的不安定因素。

鄧小平把1989年的學生運動稱為反革命暴亂。這更明顯地揭示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對鄧小平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平穩主政造成的危機感。

換句話說,為了政治人事布局的穩定,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得到保障,鄧小平犧牲了他自己的經濟思路的兩位執行人。不支持鄧小平開放私有化經濟的中共元老陳雲,李先念,王震等,支持鄧小平相繼解除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職務。

這就給上個世紀後半段的中國政治史帶來了課題,為什麼鄧小平認為自己提拔的支持和執行他的經濟思路的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會相繼對威脅中國共產黨平穩執政和威脅鄧小平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平穩主政有責任呢 ?

1986年的學生運動和1989年的學生運動的成因是什麼? 學生運動和開放私有化經濟的決策選項有什麼關係 ? 學生運動與質疑中國共產黨執政有沒有關係,與質疑鄧小平作為實際中共最高領導人主政有沒有關係 ? 為什麼鄧小平會認為有關係?

訪談被中國政府指責為對八九學生運動有責任的人,可以允許探究歷史的人們從面對中共的另一方當事人那裡獲得不同角度的史料和解讀。

蘇曉康作為主要創作人員推出的電視片《河殤》,在當時的政治氛圍里,批判了傳統和權威的象徵物,歌頌變革。

《河殤》支持了往私有化方向開放的經濟變革,這一點是明顯的。蘇曉康的電視節目,作為文化造勢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吸取和宣揚的是鄧小平設計、趙紫陽執行的,開放私有化經濟的政策選項(如發展體制外經濟成分,實行計畫內與計畫外兩種價格的作法)。

北京大學的歷以寧教授是趙紫陽的經濟智囊, 開放私有化經濟(如股份制)的理論支持者。《河殤》創作期間,蘇曉康頻繁接觸過《河殤》的顧問經濟學教授歷以寧等。

那《河殤》有沒有反對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有沒有反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 1989年的中國執政團隊認為學生運動反對鄧小平,反對中國共產黨,電視片《河殤》在學生運動的緣起里起作用。他們通緝蘇曉康,蘇曉康被迫流亡美國。他們解除了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

在今天和我的這次訪談中,蘇曉康說,1989年的中國執政團隊認為是趙紫陽拜託蘇曉康製作的《河殤》。

蘇曉康在訪談中承認,80年代的鄧小平強調,他本人地位的穩定,就是中國的穩定。

但蘇曉康強調,他當時沒有接觸過趙紫陽,他也否認趙紫陽通過他來製作《河殤》。雖然趙紫陽確實支持過《河殤》, 把《河殤》的拷貝作為禮物送給了訪華的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

蘇曉康知道《河殤》在當時的年輕人中收視率高、知名度高、評論率高,但是他不認為自己的電視作品是促成學生運動的主要因素。

換句話說,蘇曉康承認《河殤》對鄧小平私有化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支持,但不認為他當時通過“河觴”來引發被中國政府看作是質疑中國共產黨執政,質疑鄧小平作為實際中共最高領導人當政的八九年學生運動。他不認同中國政府把“河觴”作者看作是那場運動起源的主要責任者之一。

對於八九學生運動的成因和“六四”天安門釀成流血慘劇的決策,只有儘可能通過對所有當事人的全面研究,在翔實精準的史料的鋪墊下,才能得到有根有據的判斷。

在八九學生運動30年後,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對當事人和見證人蘇曉康的訪談不足以全面地回答有關電視片《河殤》的歷史疑問,但作為第一手檔案的一部分,無疑對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運動史料整理的豐富和完整有所貢獻, 對社會結合一九八九年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大環境,有格局地、客觀地、發展地去認識《河殤》的作者之一,帶着歷史觀去考證他的初衷,在問題導向里準備研究素材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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