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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國慶:香港劉寧榮教授談“一國兩制” 成果教訓

音頻 12:55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香港特首後,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起行走。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香港特首後,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起行走。 路透社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之際,席捲香港這一全球金融中心的政治動蕩卻並沒有顯示出緩和的跡象。由引渡條例草案引發的抗議活動演變為一場更廣泛的抗爭民主自由運動,北京方面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面臨著自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後的最大考驗。“一國兩制”這種模式是否陷困境,將何去何從?我們邀請香港大學劉寧榮教授來為讀者朋友總結二十二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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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928日,是香港雨傘運動5周年,101日,國慶70周年,在即將迎來這兩個頗具象徵意義的紀念日之前,香港和北京,是否正在經歷着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劉教授:毫無疑問,這次經歷的風波和事件,是香港回歸中國以後面臨的一場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那危機如何解決,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曙光。

五年前,我曾經在佔中運動之後,說過一國兩制如果成功,是奇跡,失敗是正常。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一國兩制是一個不尋常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也因為它不尋常,所以它能夠取得成功的機會並不是很高,需要各方的妥協和努力,而恰恰是這次事件,我們看出來的是在妥協找到政治解決問題的方案上,看不到各方有創造性的建議和舉動。

我們知道,在8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提出用一國兩制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各方都有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就是隨着中國內地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層面也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雙方距離會越來越小。在過去22年當中,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這種發展在香港的年輕人看來,可能產生了新的影響,有正面的,可能更多的是負面的。另外,在政治方面,雙方的距離並沒有拉近了。恰恰雙方在未來的發展,對這個城市如何在政治,經濟層面的管治上,距離又越來越遠了。所以,我現在還沒有看到這個曙光。

法廣:上世紀8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指出,香港回歸後中國處理香港事物時應遵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看看22年後今天的香港局勢,您怎麼看?

劉教授:這個設想是一個非常好的設想,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用英國人在香港的成功的方式來進行,延續的是英國人的那套統治方式,那也就是依靠商界的力量來發展資本主義,在民生經濟問題上使得香港能夠保持過去的繁榮的一個局面,而在政治上並沒有太多的考慮。本來以為這樣的一個設想,是會慢慢的確保過度的順暢,但是在22年來,我們看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全球的民粹主義的高漲,我們在西方已經看到了,不論是在法國,還是英國,還是美國,我們都看到這種現象,英國的民粹主義導致了英國的退歐,同樣的,在香港,也出現了這樣的民粹主義,這樣的民粹主義就要求有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對自己的政治經濟目前的處境不滿意而引發這樣的抗議行動,

這種抗議行動,在法國就發生了,同樣在香港也發生了,而這些,都是在2030年前是我們沒有看到的,所以一國兩制在新的環境下,需要有效的調整,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2030年前並沒有看到今天所發生的事情,那麼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必須要有新的方法來解決。

法廣:香港知名社運人士黃之鋒接受德國之聲電視專訪時說,香港人的終極目標是真普選,是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利。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普選問題一直是討論香港民主時繞不開的議題。同時這個問題也成為不斷撕裂的中港關係的縮影。真普選一國兩制矛盾嗎?

劉教授:有矛盾的地方,也有不矛盾的地方。所謂矛盾的地方,當然,就是香港的普選,你如果不能用一個新的方式來解決,那它很難來實現,我所說的新的方式就是你不能沿用一套在美國,或者在英國,或者在法國的這套民主選舉制度的安排。它必須是一個有別與西方的民主的選舉制度,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領導人早就說過了,在一國兩制下,目前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別於西方的政治體制之下去尋找西方的那套民主方式,那是不可行的。所以,再次強調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符合香港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特徵的民主選舉方式,我們去看新加坡,新加坡也有民主選舉,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和西方也不見得是一樣的。那麼在香港這樣的一個城市裡面,我們能不能找到解決方案呢?至少,不管是中央,還是香港市民,都認可香港政制的發展,是應該走向民主選舉的。只不過選舉的安排,如何安排,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也就是說,831決定,在政府看來,它是一個民主的選舉的安排方式,當然,大家覺得這個步驟太慢了,太保守了。但是這個方案不能接受的情況下,有沒有別的方案是雙方可以接受的呢,我覺得這是需要大家去探討的問題。所以,一國兩制,它是和普選有矛盾的地方,但是也不能把它完完全全的對立起來。我們必須去思考,必須去突破這個現有的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在其它的,包括像新加坡的這種選舉制度之間,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妥協的方案。如果大家找不到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案的話,我覺得一國兩制在香港是註定要失敗的。

法廣: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所羅門斷交之後又一次拒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北京將按照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來治理台灣的反覆提議。您覺得對台灣實行一國兩制有可能嗎?

劉教授:以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顯然是不受歡迎的,一國兩制不僅是在民主進步黨,同樣在國民黨裡面也是不受歡迎的。以目前來看,這一套的一國兩制的方式在台灣是不受歡迎的,而北京又希望它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方式,就是澳門的一國兩制方式,就是澳門的一國兩制方式能夠在台灣被接受。但是我覺得,目前鑒於一國兩制在香港遇到的諸多問題,以及原先一國兩制就是不被台灣所接受的,那麼,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

法廣:您如何看維持一國兩制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

劉教授:一國兩制對香港這個城市來講,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是重要的,對香港本身的發展來講,也是重要的。首先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國兩制徹底失敗了,那麼它對這個城市,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經濟地位,以及被歐美國家,被世界所承認的這麼一個非常獨立的經濟實體,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害,那麼,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國的經濟經過40年的改革之後,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不被歐美國家接受的。那麼,香港做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它獨有的在全球的一個地位,連接中國和西方,中國和世界,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回到我們一個最重要的點,這次的修例影響這麼大,這麼大負面的反應,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就是因為他們擔心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而一個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需要受到法制的保護的。而這個,只有在香港今天才可以發生,而中國走向全球,它特別依賴的就是它的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兩個很大的市場,一個是香港,一個是倫敦。而倫敦,因為脫歐,人民幣走向世界的這個步伐會受到影響,如果再發生在香港身上,那毫無疑問,就會影響到中國全球化的步伐,人民幣的全球化也會受到影響。我們都知道,香港仍然是中國吸引全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大量的外資透過香港的這麼一個地方進到大陸,同樣的,中國企業向外擴張的戰略和計畫,不少也是透過在香港成立的公司來進行的,這又回到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了。我們都知道,中央政府希望相關的法律仲裁中心是放在香港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我一直都反對一種觀點,就是說今天香港已經不重要了,是的,它的GDP的總量在中國的總量裡面是越來越小了,但是,它的地位在目前是無法取代的。如果上海和深圳能夠取代香港,我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於中央政府來說,解決香港問題會容易一些,但事實恰恰是相反的。

感謝香港大學劉寧榮教授就中國國慶70周年談“一國兩制” 接受本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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