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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文:中共政權依然穩定 是否實現民主由中國人決定

音頻 21:03
北京正在為十一慶典緊張地進行大閱兵演練
北京正在為十一慶典緊張地進行大閱兵演練 路透社

10月1號是中國70周年國慶,天安門廣場上將舉行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儀式,向國內外展示中國的國力。對於70年,中國官方說法是慶祝新中國成立70年,強調的是所謂新與舊的差別,但海外媒體稱這是中共建政70年,其中政治意味更強。兩種說法,兩個不同涵義,明白人自然一眼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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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黨持續執政70年時間,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多見,可以說是全球獨此一家,風風雨雨70年的歷程,在中國國務院剛剛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和世界》的白皮書中總結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對於造成千萬人死亡的的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自然是隻字不提,大手一揮,全部抹去。

在本次中國70周年專題節目中,我們採訪的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研究中國45年之久的法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遠東政治專家,他也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請他談談他對中共建政70年的一些看法。

法廣: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中國文化?開始研究中國的?

高敬文:我從1974年的秋天開始學中文,對中國有興趣。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是1977年,第一次來香港是1976年,所以毛澤東去世以後去中國的時候看到的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首先,我想最主要的變化是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可以說中共的制度非常孤獨,開始的時候幾乎和外面的世界沒有什麼關係。到國外旅行,接觸外國的中國人也很少,所以可以說七十年來最大的變化是中國融入了世界中。

第二個變化與改革開放有關,這也是中共這個政權維持了70年還能繼續下去的原因。因為四十年來,鄧小平和鄧小平的接班人把毛澤東時代的變化都取消了,甚至採取相反的政策。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接近共產主義制度,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動員群眾,以及干修正主義的運動都是朝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1978年12月份的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和鄧小平以後的中共領導人都取消了毛澤東留下的遺產。

所以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年歷史可以分為前面30年和後面40年。

法廣:前30年搞政治鬥爭,後40年抓經濟發展,從而塑造了中國目前的面貌?

高敬文:可以這樣說,但是也有一些連續的特點。比如,1949年以來共產黨是“老闆”,沒有其他的政黨,大家都要聽共產黨的話,另外一個延續下來的就是”蘇維埃文化“,從蘇聯引進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文化一直在政治制度的發展和選擇領導人等問題上有很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政治的框架基本上沒有變,還是蘇聯的一黨專制和民主集中制。上面做決定,下面執行,老百姓也沒有話說,提拔的精英都是聽話的人。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沒有什麼變化。當然會有一些社會經濟的變化會對制度產生影響,特別是私營企業和企業家的發展。要保證這些新的精英聽共產黨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拉攏他們,讓他們進入人大和政協這些權利機構。但是事實上這些人並沒有做出政治決定的權利。

法廣:實際上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精英的關係從建政以來就非常複雜,打壓拉攏手段並用,讓知識分子不敢說話,這是否也是導致中國普通民眾對政權屈服,能忍受獨裁政權的原因?

高敬文:我想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更加複雜。因為知識分子有一段時間被稱為”臭老九“,在文革中更是受到隔離和批評。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的關係有一定改善,但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又變得很複雜了。習近平上台後衝突也比較多,關係也更緊張一點。習近平採取的共產黨決定一切的策略也縮小了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他們也需要更加小心。

法廣:那麼您從習近平的身上有沒有看到毛澤東的影子?

高敬文:當然。首先,習近平要取消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差別,他強調49年以來的新中國是一樣的,決定都是對的。雖然有些錯誤,但毛澤東沒有犯什麼罪。但我們知道,引發很多人死亡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班子的決定。但是習近平在如何控制社會領域與毛澤東的做法類似。

比如,改革開放後,儒家思想曾經被平反,但是由於習近平比較喜歡法家思想和權威主義的領導模式,在這方面他和毛澤東比較類似,他認為用法家思想和工具來控制中國社會比較有效率,不要對老百姓客氣,由於對人民有疑心所以要控制他們。社會信用制度反應出來就是他不信任人民,最好檢查和控制每個人的活動。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恢復法家的影響。

法廣:作為研究中國的學者,您是否曾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經濟發展改變政治制度?

高敬文:我對這個問題一直比較悲觀,可能我做出的判斷還是相反的。我不認為趙紫陽及其顧問要將中國實現民主化,當然黨內有些人希望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是兩回事,他們希望繼續保持一黨制度。

八九年以前,趙紫陽周圍有些改革人士,他們真的希望將中國民主化,但當時很難看出來。但是我認為地方上黨的幹部完全不了解十三大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內容,也不懂黨政分離的含義和後果,對他們來說,共產黨就是領導,毫無疑問。

從最初,我就一直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改變不是外國人能夠決定的,連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美國都無法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未來由中國老百姓決定。如果中國老百姓沒有辦法,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民主化的要求,那也是中國人的事,不是外國人的事,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當然會對我們產生影響,但是並不是因為和中國發展貿易和合作關係就可以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我想這基本上是中國老百姓決定的,當然中國的民眾現在可能沒有辦法影響政府領導班子,也沒有辦法影響精英階層,因為大部分精英都支持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給他們飯吃,這樣就導致精英們非常依賴共產黨。所以我想很難改變這個制度,將來如何這是一個很難預見的問號。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其他國家或外國人不必希望去影響中國,這不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法廣:從短期和長期看,中共這個七十年政權何去何從?

高敬文:這也是我思考的問題,這個有70歲的制度是否到了退休的年齡。但可能有人希望中國很快實現民主化,但我對此持懷疑態度。就目前來看,有不少人不喜歡有獨裁傾向的習近平,但這個制度依然很強大,很穩定。而且大部分中國人不敢或不希望挑戰一黨制度。所以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馬上退休,可能還會要等二十或三十年,是否能過一百歲?這是個疑問,可能不會。

法廣:如何看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國慶閱兵展示國力,同時也對北京市民採取前所未有的監控,他們究竟害怕什麼?或者感到外人不知的某種來自民眾的威脅?

高敬文: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事。一方面,共產黨領導人好像非常自信,無所畏懼,認為未來屬於中國,屬於共產黨。同時另外一方面他們似乎什麼都怕,在國內國外都看到很多風險,所以他們無法相信自己的老百姓,所以他們採取社會信用制度。這顯示一方面他們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缺乏自信。

感謝高敬文教授接受法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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