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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卡斯特羅的魅力和感召力繼續存在於醞釀革命之地

音頻 15:16
路透社

古巴“革命之父”菲德爾-卡斯特羅於(2016年)11月25日辭世。這位享譽政壇近半個世紀的古巴前領導人的去世,以及古巴為其舉行的為期九天的悼念活動和葬禮的落幕,似為古巴共產主義歷史翻過了一頁,為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在其身後留下了一份備受爭議的政治遺產。如何評價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生?他的去世是否還能對世界產生某種影響?卡斯特羅後的古巴將何去何從?對此,我們採訪了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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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在世界範圍引起不小震動。國際政壇對卡斯特羅的一生各有評說,褒貶不一。根據中國人“蓋棺定論”的說法,您認為,應該如何對卡斯特羅的一生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夏明:卡斯特羅的一生確實比較複雜,因為他作為一個小國的領導人,在一個大國的博弈、尤其在美國的門檻之前,要爭取自由、獨立,甚至跟美國搞僵了,反美的政策,當然會受到很多的、各種的挫折和困難。第一,卡斯特羅是一個非常有魅力、有浪漫主義色彩的領導人。第二,卡斯特羅因為環境所迫,其實從某種程度來說,也表現出了強烈的機會主義色彩。在各種的歷史關鍵時刻,他能進行各種轉型,保住自己的政權。另外在對外政策上,在五十年代,他抓住了古巴人民的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古巴人追求獨立、追求自由的渴望。當時的古巴政權確實是非常腐敗,而且完全變成了美國的一個附庸。所以卡斯特羅應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給古巴人民完成了這種偉大的事業。

但是另一方面,在卡斯特羅的統治下,長達50多年的這麼一個時期,卡斯特羅沒有給古巴人民帶來切實的經濟上的滿足和政治自由方面的進步。儘管他也做了一些像在社會福利和教育上有一些社會公正的改進,但是基本上還是在低層次上的一種公平。所以從這種角度來看,我覺得至今古巴人生活在全球基本上是最低的一種發展水平。儘管他們的社會指數還比較高。但是它是作為西半球唯一的一個沒有經過自由選舉的一個獨裁政府。我覺得對古巴人民來說,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遺產。尤其他對國內反對派的人、批評他的人的鎮壓,這種鎮壓非常殘暴,而且引發古巴人的逃難,幾十萬的古巴人就在他當政以後受到槍決和迫害,不斷地有家庭逃難,逃到美國等等。這些人群當然受到極大地傷害。所以對這些人來說,他是一個獨裁者、一個暴君。這一點也是有事實和歷史根據的。

法廣:古巴為前領導人舉辦為期九天的喪葬活動,該國民眾不乏悲痛,拉美左派國家聯盟也紛紛趕往哈瓦那,與這位曾經叱詫風雲的人物道別。但西方國家卻表現冷漠。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是否可從不同的價值觀來解釋?

夏明:對,其中很重要的就在於,卡斯特羅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尤其是反美情節,在許多拉美國家,應該說引起了共鳴。而且世界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一波冷戰時期,卡斯特羅作為冷戰時期的最後一位鬥士,走出歷史舞台了。當時當然作為拉美許多國家,希望有自己的獨立發展的機會。尤其經過二戰以後,因為歐洲國家陷於內亂,拉美國家獲得某種發展的機會。因為這些殖民主義國家、或者西方的國家對拉美減少了控制。但是二戰以後,冷戰爆發,美國當然會加緊對後院的控制,而且加緊對拉美的干預。而美國對拉美的干預,確實犯下了違反人道主義的許多罪行。尤其是在六十年代。

我們知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這三個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在拉美是比較黑暗的一個時期。因為美國的操縱、包括中央情報局的操縱,支持他們軍事政變,扶持這種專制政權,而美國認為:我們的專制政權至少比共產主義的專制政權好一些。因此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話來說,儘管是狗娘養的,可是,他們是我們這個狗娘養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支持那些軍政權,對拉美各國自由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學生運動進行鎮壓,甚至在智利搞軍事政變,暗殺他們的總統。也不是暗殺,是公開地用飛機去轟炸阿聯德的總統府,把阿聯德炸死在總統府中。這些當時基辛格是捲入非常深的,至今仍有人權組織在控告他。這些都反映出了拉美的許多國家對美國的許多外交政策、尤其是這種霸道的一面,非常地不滿。當然今天又發生了新的演變。

我們如果看一下出席卡斯特羅葬禮的這些國家領導人,許多也是在反美的口號下,其實是在國內大行自己的獨裁。結果,反美就變成了工具,而他在自己國內的獨裁就變成了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西方國家對這些獨裁專制國家也都有許多看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穆加貝這些人,會不遠千里跑到古巴去出席葬禮,西方領導人當然是不願意跟穆加貝或卡斯特羅這種人綁在一起,因為畢竟他們在歷史上是反自由、反民主的這麼一種暴君,可以看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差異。西方國家在對待民主、自由和人權上面,確確實實與卡斯特羅和穆加貝是有根本差異的。

法廣:古巴民眾在本次悼念活動中對菲德爾-卡斯特羅表現出的不舍之情,不禁令人聯想到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毛澤東與卡斯特羅一樣,被視為“獨裁”、“專制”式人物,但至今仍有人懷念他。如何解讀民眾的這種緬懷心理?

夏明:我剛才講到,因為卡斯特羅是一位具有浪漫主義、英雄主義色彩的一位傳奇式的人物,用馬克思-韋伯的概念來說,他是一位具有魅力的領袖人物,所以他的故事、他的傳奇,就像他的戰友切格瓦拉一樣,會激勵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色彩的年輕人。為了追求社會公正,去衝擊、建成各種體制。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只要今天古巴社會內部還有各種不公平,還需要改變現成體制的東西,卡斯特羅就會成為一種感召。另外,只要全球社會秩序還有非常霸道的帝國主義政策,尤其是對其它的小國進行惡意地干預,這種現實的存在也會感召許多國家、尤其是許多年輕人去追尋卡斯特羅的理想和行為。

但是我覺得對卡斯特羅的緬懷,還有另外一些解讀,並不完全都是古巴人民發自內心的對他的愛戀。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死的時候,我們大家也都被組織去進行各種追悼會的活動。當然在這點上,卡斯特羅與毛澤東是不一樣的。卡斯特羅要求火化,骨灰灑在革命的奪取政權的路上。不以他的名字對任何建築、道路、街道、機構、大學等進行命名,不給自己豎任何的碑、任何的像等等。這些地方卡斯特羅當然比毛澤東做得偉大得多。毛澤東後來遺體畢竟被保存在水晶棺內,他搞個人崇拜,從這點來看,卡斯特羅當然沒有這樣做。所以卡斯特羅比毛澤東應該說在歷史上要進步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卡斯特羅畢竟維持了這麼一個專制體制,畢竟他會用失蹤、用槍決、用逮捕和破壞來對待他的批評者。所以今天古巴政權還是由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來統治。

所以首先,我們不得不懷疑,有一部分人是出於斯德哥爾摩心理,就是說他們對加害人有時會形成某種依賴情節。長期的依賴情節會讓他們對加害人的過失表示某種擔憂。因為他們不知道未來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未來是否會變得更壞。再有,民眾在一種專制體制下,因為受到各種監控、因為有其他同事會對他進行舉報,尤其是那些在政府部門、在公職機構任職的、或者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對他們來說,如果有人舉報他們說,對古巴共產黨或古巴領導人有各種不忠的話,可能他們的前途、事業等各方面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也不排除這裡面有許多人,其實在表達一種假象。他們只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在扭曲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表現出一種虛假的悲哀而已。所以我覺得這幾種形式都應該是存在的。

法廣:自2006年起,菲德爾-卡斯特羅因健康原因告別政壇,隨後,古巴的執政大權就由他的胞弟勞爾-卡斯特羅接手。但菲德爾的影響力似乎始終沒有減弱。隨着菲德爾的去世,古巴將如何發展,是否有望在政治層面發生較大的變化?

夏明:我們看到菲德爾當然是一個更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了。整個古巴革命,基本上是以他個人的才華和領導能力這種魅力造就的。因為他的個人魅力,他也吸引了其他一批傳奇人物,就像我剛才講過的格瓦拉,跟他一起戰鬥。但是勞爾和他們兩個相比,就不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勞爾更多地是一位官僚式的行政管理人員。而且勞爾跟他的歲數相差也不大。現在勞爾已經84歲了。我們都知道,80、90歲的古稀老人,一方面他們的政治和心理性格要發生大的變化,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勞爾畢竟在他的任期內,接待了奧巴馬總統。而菲德爾對此是非常地不感冒。他在這點上與勞爾有一定分歧。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勞爾想要做些事情會改變他哥哥的一些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對勞爾有太多地期望。因為畢竟他跟他哥哥是同一塊布上剪下來的圓牌,所以是不是會有多大地差別?我覺得也不會有。但是由於古巴的經濟今天遭遇了非常大的困境,因為古巴過去一方面是靠蘇聯的援助獲得生存,維持它的國民基本的經濟水準,現在又在靠中國給它進行一些輸血和投資,當然古巴為了改善它的經濟關係,它也對外進行某種自由化政策,所以古巴一方面也在吸引西方國家能夠對它終結制裁,能夠把資本帶進去,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古巴在許多程度上,它要靠像以前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給它輸油,來給它的經濟進行支撐。但是查韋斯已經死掉了,委內瑞拉的經濟也已經崩潰了,國民現在都已經往外逃難了,這種情況下,古巴確確實實現在的經濟遭遇着非常大的挑戰,尤其是08金融風暴以後,讓古巴經受的挑戰更大。

現在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美國特朗普總統馬上就要就任,當選總統對古巴非常強硬,也是非常仇視的,這一點已經改變了美國現任總統試圖進行的鬆動。這種情況下,古巴面對這麼大的國際形勢變化,確確實實一方面充滿了變數,它未來會怎麼走?我覺得兩種可能都有,一種是古巴共產主義政權最後崩潰、垮台;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勞爾-卡斯特羅為了看到他所謂的共產主義事業能夠維持,反而可能會進行某種清洗,或者把他認為政治上更忠誠的人安插在各種重要的部門,以備他遲早就要離開世界的局面。所以這兩種可能性我覺得都存在。

法廣:從國際層面看,卡斯特羅留下了怎樣的一份政治遺產?

夏明:在國際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卡斯特羅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明星,和冷戰的舞台是分不開的。我們知道,五十年代,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一下子進入冷戰。這種情況下,兩個國家都有會有密碼,把世界的地球都會摧毀幾遍。在這種僵持局面下,就給了一些小國以機會。這些小國的領導人可以出現一兩撥千斤的功效,所以卡斯特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今天世界發生了更大的變化,但是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些大國還是繼續以帝國主義的姿態對待其他的小國,對其他的小國還有這種過度掠奪性的方式,包括扶持、迫害當地本國人民和居民的人權,或者自由和民主的專制體制等等。所以我覺得卡斯特羅有一種感召力當然會讓各國的年輕人受到某種啟發,怎麼樣去抗擊暴政、同時去驅逐國外帝國主義的干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卡斯特羅的正面的遺產,也就是說在全球的社會經濟秩序中,怎麼樣更多一點平等和公平。尤其卡斯特羅,他作為一個富家子弟,他在古巴受到最良好的教育,但是他最後站的立場,是為古巴最貧困的人在奮鬥和吶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全球今天許多地方是非常不公平的。有更多處於優越地位的、發達國家的人,或者優越階級的家庭的人,我相信,也都會多多少少地受到他的浪漫主義、革命主義的情緒影響,尤其今天,全球被全球化帶來的寡頭的統治不斷地撕裂,從這種情況來看,就不難理解。所以我覺得在當今非常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世界出現了跟多的不可預測性,不可預測性也就帶來了各種革命的危險。如果革命的可能性增加的話,而往往在大的全球金融風暴或者經濟危機以後,其實都帶來了許多的各國的政治、社會的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現在全球許多地方也在醞釀著各種革命的話,卡斯特羅的魅力和感召也就會存在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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