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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中國作家周勍談柏林牆倒塌30周年

音頻 13:04
1989年德國柏林牆倒塌資料圖片
1989年德國柏林牆倒塌資料圖片 法新社圖片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夜之間倒塌,成為冷戰結束的標誌。今年柏林牆倒塌迎來30周年,德國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全球的媒體也紛紛聚焦柏林,回顧歷史並提出各種反思。籍此之機,旅居德國的中國作家周勍先生接受了本台採訪。周勍先生針對北京在天安門事件以及柏林在柏林牆倒塌事件的處理方式上進行了對比,提及許多往事和軼事,向我們闡述了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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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德國與中國同在1989年經歷了柏林牆倒塌和天安門事件。30年後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周勍:我的感觸是:我們現在所坐的地方就是東、西柏林的交界處,我們背後就是東柏林。柏林這個地方是一個制度決定論的一個見證的地方。隔一條街道,同種語言、同種教育、甚至是一母雙生(一個母親生的兩個孩子),他們在不同的地方,隔那麼短的一段距離,他們的生活差異、教育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德國是一個幸運的國家。他們在89年沒開一槍、沒有流血,達到了東、西德的統一。經過30年,東德的經濟開始復蘇,過去的傷痕開始修復。

中國從宿命論上來講,是個非常倒黴的(國家)。近一、兩百年來,每一次歷史面臨選擇的關口:好、不好不壞,中國沒有選過“不好不壞”,每次都選的“壞”。89年,整個東歐事變以中國的抗議開始,最後以中國的流血、開槍到倒退,而整個東歐國家、共產體制的解散,與大家的想法和決定也是有關係。我覺得看起來很殘酷,就是中國支持共產黨和反對共產黨的人都是一本教材教出來的。到現在,六四過了30年了,在海外的這些人討論的仍然是:18大誰掉下來了,25大誰上台。。。我這裡有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就是東歐這些國家已經把蘋果扔了,改成種桃子,桃子不好,又改成種石榴。他們五花八門,各種水果都收穫了,而且繁衍了、也紮根了。而中國現在無論在朝在野還在討論我們這個蘋果,哪個更不爛,這一筐籃蘋果里選一個不爛的。這就是一個勇氣問題。面對一個政權、一個制度,面對選擇關口,我要什麼?這非常重要。

我們看看不論是東德,還是前蘇聯,整個東歐這邊要的,就是共產黨下台。除此沒有選擇。這才是關鍵所在。

法廣: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中國政府採取了血腥鎮壓的手段,後來柏林牆倒塌之際,我記得您曾經採訪過東德前國防部長,他當時如何向你解釋柏林牆倒塌時,德國政府採取的手段?他們沒有動用武力,是如何做到的?

周勍:我覺得這是一個宿命論。中國就像一個倒黴的人一樣,每一次面臨一個歷史關頭,有;好,不好不壞,壞(的選擇時),中國都沒有選擇過“不好不壞”。每次都選擇的“壞”。這也是一個軍人對自己榮譽或自己職業的尊重。前東德的國防部長霍夫曼給我講述了他的心路歷程。他過去做過海軍上將,他年輕時也是“根正苗紅”(一類人),到聖彼得堡去留學。學的(專業)是海軍、潛艇。(有一次)突然接到一個特殊的命令,讓他返回東德,有緊急的任務。為此特別給他安排了一架飛機,讓他回來。回來後他(才發現),原來是當時東德的最高領導人的兒子,從西德進口了一輛好的轎車,轎車壞了,就讓他回來,動用了這麼大的資源,回來給領導人的孩子修車,他(感到)很絕望,(他想)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為大眾服務,結果竟然是這樣!從這個(事件)開始,他就對這個政權有了自己的想法。到了柏林牆、民眾開始在衝各種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躲了起來,那些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都躲起來了。他當時站在牆旁邊的一個哨卡上,士兵們層層彙報,跟他請示說:現在民眾都在衝牆,我們怎麼辦?他當時想了想,回答說:軍人只有保護疆土的責任,除此之外,軍人沒有任何責任和義務,如果民眾衝牆,你們盡量地攔,攔的時候,不要帶槍,如果帶槍,不要帶槍栓;帶槍栓,就不要帶子彈。他(後來)除了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道命令。最後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在東德近100萬的武裝部隊放下槍。放下槍來接受西德整編。這是很了不起的。(表現了)他對他的職業尊嚴的那種尊重。他對我講,柏林牆倒了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抱怨過我所有的待遇。(不過)我就覺得對不起我的士兵。我的士兵當年放下了槍,在東、西德合並以後,他們很多人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我再講另外一件(事),對霍夫曼的說法無意中得到一個佐證。有一次,我與現在德國的一個少將、陸軍少將一起在一個集會上演講,與他聊了起來。他過去是東德的、在東德當兵時的一個少將。他當年的主要工作是監視和竊聽西德的軍事動態。所以他十分了解西德(的情況)。萊比錫事件的時候,(柏林牆是從萊比錫倒塌的,不是從柏林開始的),當時的大教堂事件、祈禱,這位少將是當時萊比錫最高的軍事長官。民眾在往大教堂趕得時候,他出門。他出門時看見自己的太太、母親、妹妹一手拿着玫瑰、一手拿着蠟燭出門。他到了兵營就跟士兵們說,我們這次去,只是勸阻民眾,最好不要帶槍。帶槍的話,不要帶子彈。這在當時是冒着一種極大的風險。如果這事失敗,他要擔負很大的責任。他帶着部隊走到半路時,接到國防部的命令說:如果去,可以帶槍,但是帶槍不能帶子彈。得到一個印證。這令我想到香港這一次抗爭運動。無論警察、還是軍人,執行命令,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是同時要有一個道義的(觀念)。一個人超過18歲,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當你拿着槍面對一群手無寸鐵的人,或者和平抗議的人群的時候,你究竟開不開槍,除了職業道德以外,最重要的是道義感。這就是柏林牆倒塌以後,當時對整個柏林牆建立30多年、整個過程中那些射殺民眾的人追究責任的一種方式。個案追究,當時開槍的時候遵循的是誰的命令?如果是自己長官的命令,就應該追究當事長官的(責任),如果是(自己的個人行為),自己決定開槍,就得(自己)負責任。不能以任何理由當借口。

法廣:您認為,柏林牆倒塌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周勍:柏林牆的倒塌,我自己感覺可能與後來知識分子說“民眾追求自由、民主”這些“大詞”關係都不大。其實最大的動力,來源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不公平世界的反抗。比如說,我認識一個中文翻譯,他是東德人,小時候學了中文。學中文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與中國有些交往。他的駐地距離柏林開車(需要)一個多小時。他11歲之前沒有見過像芒果一類的南方水果。第一次見到,是他媽媽的一個同學帶來的一個這種南方的水果。他說:因為東、西柏林距離很近,他經常能看到西柏林的廣告,比如耐克鞋一類的(廣告),頗令其嚮往,他很想有一雙這樣的鞋。他當時18歲,已經工作了,而且有女朋友。突然柏林牆倒了,他就與一個朋友一起開了一輛破車,帶着一桶汽油(為了隨時加油)到了西柏林,(朋友)給了他100馬克,作為見面禮。他就使勁(花),買鞋等等,花完錢之後,忽然(意識到)自己還有女朋友,卻沒了錢。(由此不難看出),人們對那種好的事務的嚮往。

另外,對於普通人的那種正常選擇或者一個正常人生活的情懷。記得當時我在德國一個“代替兵役學校”講課。校長叫托馬斯。他當年是東德的一個牧師,20歲左右,非常地虔誠。做禱告,在教區里很有影響。因為表現好,有一年就讓他到匈牙利去度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獎勵,不要簽證。在那裡他認識了他的太太。他太太當年是一位大一的學生。兩人相愛了。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他說,他的許多牧師友人都有女朋友,而且有人甚至生了孩子,但是這些是不能公開的。但是他表示受不了,因為他真的很愛他的太太。因此回來後,他就告訴了他的主教他戀愛了。他喜歡一個女孩。主教回答他:可以和(這個)女孩好,但是此事不能公開。一旦公開,後果自負。從信仰來講,他也受不了。從良心上他便講,他愛這個女孩,他要公開。主教就要求他必須在12點之前離開教堂。後來他一出教堂,就成為了東德克格勃的監控對象。他沒有任何政治活動,就是因為愛情,因為說了真話,就成了監控對象。克格勃給他四處造謠,說他搞了很多女孩,讓女孩懷孕等等。還說他的女朋友作風不良,亂搞男女關係,這讓他突然想:其實他過去也做過很虧心的事,就是他在做牧師的時候,別人來禱告,說到對政府不滿或者對現實生活不滿,每一個牧師都要有責任報告給克格勃。這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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