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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中的告密與懺悔

在懺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張鐵夫,他就是告發了自己的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
在懺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張鐵夫,他就是告發了自己的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

問: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國內有人主動站出來懺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這算不算是反思文革的一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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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文革過後這麼多年,終於有人公開站出來懺悔自己的行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進步。這個過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陳小魯先生。他當時是北京八中校革委會主任。在他任職期間,八中發生了殘酷的批鬥,毆打老師的事件,致使學校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

陳小魯在反思這段經歷時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生面對的日子。我作為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時代”。

我願意相信陳先生這個懺悔的誠意,但我也要指出這個懺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懺悔不僅止於道歉,而是真正從內心認識到自己為什麼作惡。惡是做了,傷害了人,甚至置人於死地,這是罪。道歉是面對外在對象的,而懺悔應是對自己內心的。可惜陳先生尚未走到這一步,因為他竟然宣稱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懺悔中一點沒有找到那個促使他作惡的動力,那惡之源。我們知道,心靈懺悔的經典是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他在書中剖析自己:“這個心,假如你問它,在那裡幹什麼?為什麼這樣壞?它的答案是‘為惡而作惡’”。陳先生的進步在於他承認自己當年是作了“惡”事,這一點大部分紅衛兵不承認,他們為當年的惡而沾沾自喜,什麼血色浪漫啊,什麼理想主義啊等等。其實,他們完全是“為惡而作惡”。而這個惡是49年紅朝得鹿之後,被當局日日夜夜、一點一滴灌到心中的。

問:所以真正的懺悔背後還含有追責的意思。

答:當然,聖·奧古斯丁坦白他小時候做過的種種惡事,然後他問:“這是孩子天真無邪的惡作劇嗎”?他自己斷然否定,說:“他現在為了胡桃、小球、飛鳥,對於師長的態度,和他將來為了黃金、土地,奴隸對於君主的態度是一樣的”。這就是說,你若不追問到惡源,你的惡會一直做下去,只不過對象變了。這一點特別重要。你可以看紅衛兵掌權之後的作為。以薄熙來為例,所謂唱紅打黑這個套路和他當年當紅衛兵造反的路數是一樣的,雖然他後來也倒了黴,但他後來受到的迫害並沒有使他反省,從而懺悔自己的惡,而是把惡當成自己的行為模式。這就更不可能追責惡源,而是使自己成為新的惡源。中國49年以後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幾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惡政治。所以對文革中的大罪惡不可能追責,甚至悄悄地當成了政治行為的樣板。在往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要飽受其苦了。

問:文革中的許多惡行,例如告密、誣陷、暴力,其實是受到當局鼓勵的。

答:對。文革中許多惡行是由國家機器和國家意識形態鼓勵起來的,因為那個時候,國家機器和國家意識形態就是毛和他的爪牙,文革小組所掌握和推行的。但是,這個國家意識形態是中共和毛從蘇俄學來的。比如告密,尤其是孩子告發父母,這個樣板就是蘇俄的所謂英雄少年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告發他的父親,導致父親被捕,而隨後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被人殺了。最後說他是被他舅舅殺的,為此槍斃了三個人。可這三個人是冤枉的。究竟誰殺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至今沒有定論。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鼓勵孩子告密的蘇聯特務機構殺了他,為了造成一個階級敵人殺害革命少年的完整宣傳主題。在文革中,親人之間的告密也是屢見不鮮的,但是這絕非中國傳統。《論語》中講,有人對孔子說,我們這兒有人很正直坦白,他父親偷了羊,他就去告發。孔子說,我這裡正直坦白的人和你不一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和兒子不互相揭發告密,這才是正直坦白。

問:在懺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張鐵夫先生,他就是告發了自己的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

答:這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位張先生能這樣勇敢地公開自己的“弒母”行為,並聲稱“永不饒恕”自己,其勇氣可嘉。告發母親時,張先生十六歲,尚未成年。我倒以為,這件事最大的作惡者是他父親。

張先生講,他的家庭原來也是充滿溫情的,他父親不過是個縣裡的小科長,一次開會鬥他父親,有人動手打他。母親站到旁邊,替他父親擋拳頭。鬥爭會開完後,他母親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眾面前。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他母親是個有主見,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會在家中為劉少奇辯護。而這個她曾經保護過的丈夫竟然夥同兒子一起去告發她,這個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這位母親不過是為劉少奇說了幾句好話,竟然被處以極刑,槍斃。

這是個什麼時代啊!張先生的懺悔再深入,也洗不凈他手上沾的母親的血。而他父親居然在告發了妻子之後,回家問妻子“槍斃你不冤吧”?49年之後,毛澤東的這套階級鬥爭理論就是把人教成禽獸不如的東西。張先生說,母親被抓走之後,“心裡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裡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他的懺悔多少觸及了一點實質:“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他所說的這個格式化,用哲學術語來說,就是“異化” (Alienation)。人同人的“類本質”相敵對,也就是說人不再是人。

問:這種懺悔確實很難,很痛苦。

答:豈止是痛苦,張先生不精神分裂就是個奇蹟了。雖然在精神分析學中有弒母情結(Orestes complex) 這樣一種心理現象。它的來源是阿伽門農的兒子要殺母為父報仇,因為他母親謀殺了他的父親,所以這個心理概念和復仇聯繫在一起。但心理學中的這個概念不含絲毫政治性。張先生因告密而造成母親的死亡,只能看作間接的弒母,直接殺害他母親的是這種政治制度,這種意識形態。所以文革懺悔的背後必然引出一個問責問題。陳小魯先生和張鐵夫先生的懺悔都沒有走到這一步,而走不到這一步,文革中的那些傷天害理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再次發生。有時可能變換形式,但以仇恨、背叛為核心的性質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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