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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

台灣文學史專家陳芳明和範銘如談台灣文學發展歷程

音頻 13:01
陳芳明和範銘如教授接受法廣訪談
陳芳明和範銘如教授接受法廣訪談

台灣文學史學者陳芳明、範銘如教授上個月應邀到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LCO)與波爾多蒙田大學做演講,陳芳明教授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研究專長是:台灣文學、台灣歷史。範銘如教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現當代小說、台灣女性文學、女性主義理論、文學批評理論、空間理論等。兩人分別以“我如何寫《台灣新文學史》?”及“現代的再接枝,本土的新萌芽”為題,介紹台灣日治時期及1950-70年代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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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法國期間,兩位教授也接受法廣專訪,暢談台灣特殊的歷史給文學帶來的影響,以及1949年後的台灣文學,特別是女性文學發展,以及兩岸文學對比等議題。

法廣:兩位教授的作品題目中都有新這個概念,如果新是相對於舊而言,這裡針對的是那箇舊?

 陳芳明 :主要是台灣在1895年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台灣用的都是文言文,寫的文字都是五言或七言的古典方式,讀的書都是四書五經,這就是舊的形式,舊的傳統。但是,1895年日本人進來以後,他們當然要使台灣社會現代化,在思想上,就是在台灣提倡現代教育,現代知識的傳播以及國際觀念。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也要求台灣人開始遵守時間,講究衛生。從1900年開始,實際上就是一項生活和文化改造的運動。

為什麼說台灣從1920年開始現代化?這是因為日本人統治台灣25年以後,幾乎所有的流行病都在台灣絕跡了,所以台灣從此不僅進入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而且日本人開始將帝國的資本主義方式引入台灣。所以,日本殖民史不僅改變了台灣的生活方式,也讓資本主義進入台灣社會,因此1920年,第一代知識分子面臨的首先就是思想改造,其次就是物質上的資本主義的改造。這兩種改造對台灣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也是我說的新文學史的起點。

法廣:請範銘如教授介紹一下本土的新萌芽。

範銘如:我談論是內容是1950年,國民黨開始統治台灣以後。國民黨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過程現在被稱為 « 去日本化,中國化 »的過程。因為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管轄以後,台灣面對的是國民黨對日本的統治,包括日本教育等各方面試圖給予抹殺,然後連接到中國,這就造成整個台灣文化,文學的斷裂,但是實際上這個接枝的過程也是選擇性的,因為國民黨並沒有全盤將大陸的左派這一枝文學嫁接到台灣去,因此,這個斷代和接枝的過程導致了一個新文化的發芽,最後造成不同的發展,這就是我研究的接枝和萌芽的過程。

法廣:其實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因為日本人給台灣殖民時期帶來了新的文化,但同時這也造成斷層,隨後由國民黨來重新進行中華文化的接軌,這個輪迴的歷史過程給台灣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那麼日本的文化給台灣新文學史帶來哪些影響呢?

陳芳明:最主要的還是受到兩種新文學觀念的影響,一種來自日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當時中國已經發生了五·四運動 。台灣1920年開始發行報紙時就已經大量轉載魯迅,胡適和沈從文的作品。這是我們對新文學的接觸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跟日本文學的影響。台灣當年的知識分子很多都將日本一些作家的小說介紹到台灣。受到這兩股力量的影響後,台灣一些作家就開始思考台灣應該有自己的作家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台灣想有自己的文學就要求作家對語言非常熟悉,但這也是台灣面臨的兩難和失落,一方面,他們的漢語不夠好,而日語又不是他們的母語,這一點就導致台灣的新文學在二十年代開始發展的時候有些殘缺不全。

為什麼說1926年的小說賴和是台灣第一本小說?不僅是因為他將新文學的形式介紹了進來,而且他本人也受到魯迅的影響,因此他的作品裡也開始出現批判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為台灣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小說里不僅僅有一個主角,也有其對立面,比如日本人這樣的結構,更重要的是,他把日本作為統治者,台灣作為被統治者在小說中相當清晰地呈現了出來, 書中可以看到,警察就是代表日本人,農民代表台灣身份。這本書就是為台灣文學形塑了原型,為新小說的寫法寫做出了示範,從此以後大家就根據這種形式繼續發展和豐富起來。

法廣: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到現在,台灣文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陳芳明:滿洲事件後,日本人就要建立滿洲國,1922年開始侵略中國以後,日本人就開始禁止台灣人用中文書寫,要求全部用日文,目的是方便他們進行思想檢查。1940年以後有所謂的皇民化思想運動,要求台灣人去支持日本人發動的大東亞戰爭,當然台灣的作家都是採取消極的方式,因為他們都受到檢查。這段時間是台灣作家日文寫得最好的時期,而且他們的美學的觀念都是來自日本的,這也導致他們與中國的思想越來越隔閡,非常疏離。1945年國民黨來了以後,第二年就禁止台灣作家使用日文,轉而使用中文。接下去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所以,可以看出來殖民地時期的作家到了二·二八事件以後就全部斷層。首先他們不會寫中文,而且他們已經對政治產生了恐懼感。所以,台灣的文學要一直到1950年代以後才得以重新出發。

法廣;實際上,和台灣一樣,中國大陸49年後也產生了一段文學斷層,包括您剛才提到的沈從文這樣的作家都被禁。範銘如教授,您曾經對蕭紅,魯迅和沈從文進行過研究,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範銘如;實際上,國民黨到台灣以後進行的中文教育和五·四運動之後倡導的新文學有很大不同,因為國民黨擔心台灣在經過五十年的日本人統治後,會變得非常 « 奴化 »,所以他們就十分希望讓台灣人民 « 認祖歸宗»,因此就很強調古文教育,所以我們的小學和國中的課本上都要求背誦四書五經,也要背很多古典文學,而且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左派文學也予以排斥,更推崇右派作家,同時強調文字美學,因此我們的中文教育十分典雅,是比較古文式的現代中文,所以在台灣繼承的實際上是中國的美文傳統。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看到張愛玲的形式美學之後就非常容易接受。

魯迅也是在台灣被禁的,但是實際上根本禁不了。人性就是這樣,越是禁止的東西就會越要去找來看。所以,我們小時候在很多書攤上都能買到魯迅和老舍這些作家的書,但可能書名是 « 彷徨 » , « 吶喊 »,但沒有寫上作家的名字。或者寫上一個類似的名字,但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來。

法廣;從台灣殖民時代到國民黨時代,再反觀大陸的共產黨的影響,政治猶如一股洪流,對文學產生着非常強大的影響。所以,文學究竟是什麼,能脫離政治存在嗎?

陳芳明:文學應該是生命中真正噴發出來的感情,以及作家對周遭環境的觀察。主體和客體的綜合就成為文學作品。在國民黨的高壓之下,特別是經歷過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後,每個人都很害怕被戴上紅帽子,被當成是共匪,或者左派,所以很多人對比較左翼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很怕接受。因此兩岸就形成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魯迅在毛澤東的規畫下被神化,但魯迅在台灣卻被妖魔化。可是如果我們對文學稍有信仰,就會十分喜歡魯迅的文學,而且會十分崇拜,因為他實在是太厲害了,但是將他神格化不對,將其妖魔化更不對。所以在禁書的時代我們會想辦法買到翻印過來的魯迅作品。 所以,當時我們會讀老舍,沈從文,蕭紅等作家的書,現在更是如此,我們十分崇拜何其芳,何其芳在五十年代自我否認之前的文學成就,但是他在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第一代的詩人都曾受到何其芳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文學史就需要做出這樣的解釋,就是說,日本人帶來了殖民統治,國民黨繼承了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繼續壓迫台灣人。因為後殖民就應該有解放的感覺,但是台灣人沒有,再次被殖民一次。在這個再殖民的過程中,台灣受到美國的影響,接受了美國的現代主義,三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這時是大學或研究生時代,他們就開始寫現代主義的小說了。白先勇就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的作品就變成我們對現代主義的某種信仰。因為現代主義一方面是引用暗示,隱喻和象徵,並不直接寫現實,但作者寫他的內心世界,一方面可以躲過檢查,一方面也可以呈現出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文學形式啟發了我們這個時代。但這樣的傳承更讓我們感到那個時代的政治苦悶和文化的封閉。可是,恰恰也是因為現代主義的進入,以及六十年代張愛玲作品的出現。讓我們這一代人受到很大的影響,更加着迷跟國民黨提倡的文學完全不同的作品,已經不再看反共或者懷鄉題材的作品了。所以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在社會上是通過隱形的方式開始傳播出來。這也就是說,現代主義從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對抗國民黨的再殖民統治。

感謝陳芳明和範銘如教授接受法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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