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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怎樣失去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讀後

知名中國現代史學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因肺癌12日26日在南京病逝,年僅57歲。他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 他的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利用大量原始材料,研究了中共整風運動和毛澤東如何利用這一運動,完全改造了中共黨內文化,確立個人權威,並奠定了中國當代官方意識形態和歷史解讀的歷程。此書被認為是中共黨史著作的經典,該書在香港出版後成為禁書,迄今為止,仍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法廣重登一篇關於此書的書評,悼念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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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怎樣失去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讀後

由高華撰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重大成果。此書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風的歷史專著,同時標題就點出該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在中國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

很顯然,研究延安整風就是研究中共的政治運動,就是對中共政治運動的探源,就是對中共運作機制的深層解析。如果說,在讀高華此書之前,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過延安整風作為運動模式對中共的重要影響的話,讀罷高華此書,讀者可以得出結論: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不僅重要,它實則是中共歷史的決定性的轉折點。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毛主義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會有中共的建國。延安整風不僅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從中共建國以後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運動來看,沒有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會有中共的執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了解延安整風,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不對延安整風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實研究,就無法理解中共政治運動的機制和規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運動,也就無法理解中共的歷史、中共的性質。進一步說,不了解中共的性質,自然就不能把握中共和中國的發展和演變,也就無從對中共和中國的未來保持清醒的頭腦。

高華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探尋整風運動的起源,下編研究整風運動的進程。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但其根源卻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創立根據地的蘇維埃運動。全書共分十五章,作者為了追尋整風的源頭,用了五章來梳理整風運動的“史前史”,將研究的觸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創始時期。這一追尋十分必要,因為舍此就不可以明晰整風運動何以會發生,毛澤東何以能夠利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自己所同志置於死地而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異議。同時通過對整風運動的“尋根”,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發現,在中共運作的初期就已經隱含着對自己同志殘酷鬥爭的傳統。這一傳統自然同中國初期的戰爭狀態相聯繫,但根源仍然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高華以十章的篇幅論述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整風運動開始於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歷時三年之多,經歷了整風、審干、肅反三個互相銜接又層層推進的階段。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原因,史料奇缺,中共官方黨史不僅千篇一律頌揚整風運動的偉大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且對整風中的一些重大史實也隱而不報,如將整風後期殘酷打擊革命同志的長達半年之久的“搶救”運動說成是整風的插曲並將責任推到康生身上。八十年代以來,一部分文獻資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隨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數量可觀的較為真實的個人回憶錄得以問世,才使得延安整風的真相有可能重現於世。高華此書正是在佔有和辯識這些史料的基礎上完成的。筆者雖不能說高華窮盡了現有的公開出版的材料,但至少是迄今為止佔有資料最為詳盡的關於延安整風的著述,所以該書提要可以毫不誇張地宣稱該書“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高華此書首先是一部堅實的實證史學著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辯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善於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着其間的內在聯繫,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用高華自己在本書前言中的話說,此書志在於“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而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僅僅將延安整風的歷史清疏整理,基本還其本來面目,已經是一項巨大的學術成就,但高華此著的意義又遠在一部實證史學著作之上。因為此書企圖尋找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轉換,個人行為與時代大勢之間的交叉互動,思想體系、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權勢更迭之間的有機聯繫。 通過對整風運動的溯源,對毛澤東審時度勢,在理論、韜略、權謀之間縱橫捭闔的高度理性策畫的內在機理的梳理,對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的微妙關係的分析,作者較好地揭示了以中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國際根源和中國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獨到觀點。

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的個性,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尤其是同王明高談闊論、不知深淺的政治行為相比,發人深思。王明食洋不化,他對共產主義教條大概是信的,毛澤東是梟雄,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王明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這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

高華此書是一部罕見的歷史巨著,筆者無法全面評述,僅就讀完此書後的幾點較深的感想在此談談看法。

一、毛澤東思想是戰爭與落後的產物

延安整風是中共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意味着中共的“脫布化”,中共的民族化。這一轉變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共產主義中國形態的確立,是泊來主義與中國土壤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從組織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化,中共脫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的指揮,獲得相對獨立地位。實際上毛澤東思想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提出一方面意味着毛澤東的一系列思想、語彙、戰略、策略等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和導師。然而,毛澤東思想並非中國近代幾代人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的集大成者,也非中國儒家傳統的近代開新者。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國時勢造成的。毛本人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最終佔了上風,除了他本人的天賦、謀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歸功於中國的戰亂和落後。沒有長期的戰亂,毛就不可能利用其軍事才能壓倒眾多的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前領袖,沒有落後的農民國的現實,毛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將其融合中國傳統和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強加於四十年代初仍然充滿理想色彩的中國共產黨。

高華此書對這一點有十分充分的展現。該書注意到延安高幹供應制的建立對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的打擊和對農民出身的軍人幹部的迎和,並指出毛自覺地利用農民的情感控制軍隊而將中共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具有農民起義色彩的紅軍。延安的如王實味指出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有中國專制主義特色的等級差序制度實際就是將“論功行賞”的農民造反原則制度化。這種等級制同當時革命隊伍中的大量殘存的農民意識自然一拍即合,也成為毛澤東在運用權謀排擠“留蘇派”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同這種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相一致的是毛澤東對知識、知識分子尤其是西方知識、留蘇派知識分子,黨內“教條主義”份子的切齒痛恨。他曾指斥留蘇派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批評他們“言必稱希臘”,指斥知識“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讀馬列的書,但那僅僅是為了從王明、張聞天等人那裡奪回意識形態的闡釋權。即使是如此,他讀的最通的書,也就是最合其意的書是那本由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布)黨史。原因無他,此書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黨內鬥爭的指南。

二、延安整風是對五四精神的背棄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泊來意識形態與中國專制傳統的雙重勝利的話,這個勝利就不僅僅意味着“留蘇教條派”的出局,同時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敗。從更本質的意義上講,延安精神的確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產物。高華此書在這一點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見。作者明確將“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P304)作為毛澤東思想革命四原則中的第二條。高華的這一結論,是在對延安整風歷史細節充分研究之後提出的,如對王實味個案的詳盡分析。王實味由於在整風初期鳴放期間發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批判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級制而被殘酷鬥爭終被槍決,他是整風運動因言獲罪的死囚,是毛澤東思想確立的祭品。

王實味雖然接受馬列主義投奔延安,但他為純真理想所驅使,思想深處仍受五四民主、科學所激勵。他正是以平等、博愛為參照,來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的。他不僅站在平等的立場上批評等級制,而且直接溯源到等級制的專制主義的傳統,這正是五四精神的強烈閃光。只要這種精神還在閃光,專制就不能得逞,個體就沒有泯滅,領袖就不可能至上。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動用整個黨的機器的力量對一個年青的“小人物”王實味口誅筆伐,甚至肉體剿滅就是理之當然了。只要王實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獨立的五四精神還在,就不可能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黨天下。這一認識不僅是對延安整風性質所作出的準確結論,而且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新起點。

三、知識分子的“原罪”

以意識形態作為鞏固和強化個人權力的手段並非毛澤東的發明,但將意識形態教化推廣至全黨每一個幹部黨員,以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方式,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應該說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創造性發展。延安整風作為這種意識形態教化運動在中國的落戶,應該具有中國的某些特色,高華在本書中對這一運動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分析。

延安整風雖然是以中共全黨為對象的,但由於意識形態是其主要武器,因而黨內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同時由於毛澤東發動整風的首要政治目標是徹底摧毀王明、張聞天等留蘇派的所謂教條主義的影響,因而知識尤其是書本知識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批判對象。從這裡開始,毛澤東也許是無意中找到了一個屢試不爽的發動意識形態教化運動的操縱桿。這個操縱桿可以概括為某種可同基督教“原罪”相類比的“知識原罪”概念。可以說,延安整風之後,任何知識,尤其是同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只要未經過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過濾,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這種知識的知識分子就應該接受改造,就需要贖罪。同基督教一樣,贖罪需要經過一定的儀式,而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式的“靈魂革命”就是贖買“知識原罪”的中國儀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整風它乃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具有某種宗教意義的洗禮儀式。這一儀式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從今以後,不經過這一儀式,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共產黨人。

正如基督教的最後拯救只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事,“知識原罪”的贖買也不可能在人世完成。人世間充滿了各種罪惡的誘惑,不斷的思想改造,不停的“靈魂革命”於是就成為共產主義的常態。高華在本書中對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個案和細節的描述,充分揭示出這種類宗教“煉獄”儀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據。高華指出“隨着‘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原罪意識-本文作者按),知識分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毫無價值,……簡直是罪孽深重!”(P424)

沒有基督教的教義訓導,教徒們並不知道他們生而有罪,“原罪”一旦深入人心,懺悔就必不可少。在這裡,基督教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教化不同的是,基督徒將自身的拯救託付給了虛無縹緲的上帝,而共產黨人的信仰對象則是同他們一樣的世俗肉身的革命領袖。這一區別預示着共產主義信仰不可避免的危機,但在這一危機總爆發之前,“知識原罪”便成為套在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咒。

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那裡,懺悔是個體通過神父的中介面對上帝,個體向上帝敞開自己有罪的靈魂,以企求寬恕。這種宗教儀式到了斯大林那裡發展到公共懺悔,大清洗時的幾大著名公開審判就是這種公共懺悔的具體運用。毛澤東沒有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但斯大林則出生於一個具有虔誠信仰的東正教家庭。高華強調延安整風中的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跡,筆者則更傾向於毛澤東的延安整風的模式借鑒主要來源於蘇聯。中國儒學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種“慎獨”功夫,同基督教的個體懺悔有相通之處,但卻不是將個人隱私(家醜)張揚於大庭廣眾。

將這種“滌盪靈魂”的公共懺悔儀式推廣至全黨範圍,表明毛澤東深得斯大林真傳。高華以翔實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風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毛澤東思想獨尊在全黨範圍的確立,另一方面則是黨內知識分子包括黨內高級幹部在內的其他個體的個人尊嚴、獨立全部蕩滌一盡,成為革命機器中沒有自我意識的“齒輪與螺絲釘”。伴隨着這一革命“新人”的出現,個人的靈魂受到空前煎熬,“新人”感到人性扭曲。高華以丁玲為例來說明這一現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過讀完此書,掩卷之時,聯繫到中共建國以後的現實,讀者也許會問:當年受到殘酷鬥爭、非人打擊的受害者,為什麼對延安整風尤其是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三緘其口?當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後的運動中又對其他人大打出手,成為殘酷的整人者?難道他們嘗到了被整的甜頭?或者他們從此積累了某種革命的資本?對於這一問題,結合東歐蘇聯與中國曆次運動的實踐,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時也是既得利益者,因為只要他們挺過這一關,他們仍然可以在這個機器中佔有一席之地。而本人當眾承認錯誤,責罵自己,對黨表明心跡也使自己捆綁在這架扭曲靈魂的戰車之上,萬難脫逃。

四、制度與獨裁

高華在本書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來描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很顯然,延安當時的社會不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而且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以共產主義作為信仰與行動指南的極權主義的小社會。不過,這是一個初始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具有真誠信仰、富有朝氣的極權社會。王實味、丁玲、蕭軍等具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份子及更多的嚮往平等、自由的知識青年大量來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氣息。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延安整風這樣的革命洗禮,沒有嚴格的紀律和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延安這個小社會可能僅僅是偶爾彙聚的浮雲,而難以成為中共今後奪取全中國的革命中堅。毛澤東的出現與紅太陽的升起是這一社會能夠持久併產生戰鬥力的必要條件。然而,這一將中共鍛造成統一步調,統一行動的運動同時也是一個剝奪個人意志,消滅個體尊嚴的過程。

延安整風其實包含着共產主義極權的一個根本趨向。一方面,延安整風是中共由草創走向成熟,是意識形態由思想變為制度,是馬列主義由理論教條變為實踐綱領的定型階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風也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的確立,是理想主義讓位於政治權謀,是烏托邦走向強制的決定性轉折。中共本來沒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證集體決策的制度化機制,延安整風則使個人獨裁製度化了。延安整風前的毛澤東雖然同中共中央的關係存在一定的衝突與緊張,但他卻必須利用制度規定對付他的政敵,直到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才可以甩開制度的束縛。延安中共制度完善之時,正是毛澤東個人登上權力頂峰,將制度踩在腳下之日。這是一個悖論,一個好的制度應該是一個合理性的制度,應該防止個人獨裁。然而,延安整風所建立的制度卻是一個助長專斷的制度。自延安整風始,政治運動將成為共產黨的傳統,成為推動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這種“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使得毛澤東可以甩開一切制度規定和集體決策框架而另起爐竈。高華對延安整風中中央總學委的論述很具啟發意義。由於運動的特殊要求,臨時組織就可以壓倒常設組織,凌駕於黨的法定最高決策機構之上,於是臨時制度就可以拋開正規制度,而最終使個人專斷成為制度。延安總學委的核心是毛澤東與康生,而實際上由毛澤東一人支配。文革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正是這種以臨時機構取代正式機構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主義原則與人道主義原則

在共產主義的體系之下,個人獨裁壓倒制度建置有其必然性,功利主義原則至上是其根本原因之一。長期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難於從長遠思考。儘快獲得獨立、擺脫落後使得功利主義成為時代的要求。權力本是為人服務的,功利主義則使權力成為目的。權力本是手段,但功利使權力成為目的本身。這種手段與目的的互換,使得權力成為革命的起點和終點。從功利出發,毛澤東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否決其他的原則,甚至將爭取勝利的原則變成壓倒一切的原則。高華在此書中詳盡的展現了任弼時、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同毛澤東發生分歧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忍讓妥協精神。在相當多的時候,這種妥協都是以黨的利益、大局為重的名義作出的。在那種艱苦轉戰的年代,為達目的,沒有妥協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體利益、人民利益為由,要求個人服從集體,小我服從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協導致大的妥協,個體的妥協為個人獨裁打開了大門。這種理性原則,目的原則使得最終失去原則,這種不計價值的目的理性,導致價值理性的顛倒和倫理原則的喪失。以這種理性之名,可以實施強制,可以建造專制。

如果我們認為共產主義起始時,其時的先驅充滿着人道主義的理想熱情的話,那麼,共產主義由理想變成制度的過程就是功利主義原則壓倒人道主義原則的過程。共產主義的美好烏托邦經由功利主義這座橋樑走向了極權專制。當毛澤東個人獨裁的紅太陽升起之時,就是美麗的烏托邦革命理想終結之時。高華此書似有強調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整風慘案中的個人責任的傾向,但這個制度本身沒有制約機制似乎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不僅延安整風之後黨內冤案錯案如影隨形最終無法避免,而且按高華在本書中的勾勒,1931年鄧發在閩西的肅反擴大化,張國濤、夏曦在鄂豫皖的肅反擴大化都可以佐證:殘殺和打擊同黨是攫取和鞏固權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僅如此,這種馬基雅為里式的功利主義的權力崇拜還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獲得了科學與道德的論證。

民主理論與實踐告訴我們,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個體,它也只有在服務於個體時才是合理的,人,作為個體的人,永遠是權力的目的。而要達到這一境界,只有設立權力制衡和政黨輪換的民主框架才是可能的。作為革命黨的共產黨不能完成這一使命,作為制度的共產主義也無法克服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完成這一使命必須求助於更高的制度和立法框架。

最後,在筆者看來,本書也有某些可完善之處,如對延安時期的大背景交待較少。在當時的戰爭狀況下,毛澤東之所以專橫跋扈、致同志於死地,除了他的權謀暴烈之外,應該還有當時中國革命節節成功的大背景,這一背景是毛澤東整風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條件使得毛更可以同當年的列寧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純然的屠殺政敵。不過,建國之後的毛澤東,則漸漸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自己的權勢的加強來掩蓋自己執政的錯誤,而不是利用革命實踐的成功來鞏固自己的權勢。

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本書作者對延安整風驚心動魄的描述的邏輯上的結論是中共這架機器從整風開始就已經是已奪取政權作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僅僅是奪取政權的工具。相信讀者應該獲得如此的結論。不過,高華自己卻沒有完全走向這個方向,發人深思。筆者以為,共產主義革命作為中國近一個世紀的革命歷程,自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社會的原因,甚至也應該對此給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這種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對中國革命的理性認識,從而更加堅決地、義無反顧地拋棄它。

此文首刊於《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 (有少量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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