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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思想長廊

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第三節 學習與思考的年代

音頻 12:00
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 網絡照片

[提要]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雷蒙阿隆有一個漫長的學習與思考期,他曾去德國生活工作過幾年,德國哲學給他相當深的影響。三十年代又正是德國納粹主義崛起的時代,法國也社會動蕩不斷,左右兩派激烈鬥爭,左翼聯盟“人民陣線”曾一度掌權,推行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雷蒙阿隆就在這個背景中開始了他的學習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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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下面請給聽友們介紹一下雷蒙阿隆這個人的情況。

 

答:好的。前兩次我們着重介紹了雷蒙阿隆時代法國知識界的左傾背景,但是不要忘記,隨着德國納粹上台,隨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泛濫,在法國知識界也出現了極右翼的團體,以莫拉斯為首的“法蘭西行動派”就是同情納粹、反猶,鼓吹與納粹德國合作的代表。可見在雷蒙阿隆的學習時代,法國思想界正處在一個大分化、大動蕩的時期,各種思想傾向交織,左翼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為蘇聯辯護,右翼則認同納粹法西斯思想。這種思想界的混亂對錘鍊雷蒙阿隆的思想力度很有好處。我們還是先從雷蒙阿隆的生平談起。他於1905年3月14日出生在巴黎聖母田園街,他的父親是巴黎法學院的助教,並在高等商業學校和高等技術師範學校任教,同時在交易所從事證券買賣。這是一個很傳統的猶太家庭,曾經家境寬裕,但終於在1929年經濟危機期間破產。雷蒙阿隆一直認為他父親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只是“他大材小用,抱負付諸東流”。在雷蒙阿隆的父親境況好時,他們全家搬到了凡爾賽,自己修建了一所帶網球場的大房子。所以雷蒙阿隆上的是凡爾賽著名的奧什中學。1922年,雷蒙阿隆進入巴黎孔多塞學校讀預科,準備報考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時,他對哲學產生了抑制不住的興趣,開始大量閱讀康德的著作。而且那時他對左派抱好感,因為讀康德的哲學使他相信有理性的人都應該是世界主義者。所以他譴責凡爾賽條約,反對法國佔領德國的魯爾工業區。1924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同年考入的有薩特和尼贊,這一屆的學生都是一時之選。所以雷蒙阿隆會說:“在這個小小的彈丸之地,竟聚集着如此眾多的才智非凡人物”。

 

問:他們這一屆畢業時,薩特和雷蒙阿隆一起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阿隆以第一名通過,薩特卻落選了!

答:是的,不過第二年薩特也考了第一,而且分數還高出阿隆十幾分兒。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挺複雜,我們後面還會提到。先說雷蒙阿隆苦讀哲學,首先是苦讀康德,但是還有一個人對他的思想成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那就是阿蘭。這個人在中國算不上有名,可傳記大家莫洛亞說他是當代蒙田,這個評價可真夠高的。確實,阿蘭也像蒙田一樣寫隨筆,也有蒙田那種平靜、恬淡的文風。當時阿蘭在亨利四世中學當哲學教員,阿隆常在課後在學校門口等他,然後一起討論問題。在雷蒙阿隆看來,阿蘭是一位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說:“阿蘭同他的學生自成一夥,既非共產黨,也非社會黨,而是永恆的左派,永世不會掌權,因為他們的本色就是抵制權力,認為權力的精髓就是傾向於跋扈專橫,結果腐蝕掌權者自己”。可以說阿蘭對阿隆最大的影響就是和平主義影響,以至於他在自己的法蘭西學院院士佩劍的劍身上刻下希羅多德的名言 “明智之士絕不會拒絕和平而寧願戰爭,因為和平環境下本應由兒子安葬父親,而在戰火之中卻由父親埋葬兒子”。不過在我看來,雷蒙阿隆受阿蘭影響的地方 不在思想,而在阿蘭的人格。他認為阿蘭有着深厚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和高尚的情操,他回憶說:“每當我重溫阿蘭於1917年自願參軍以前,對敵人發出的呼籲的最後幾段,我仍會情不自禁向他的浩然之氣拜倒”。在這裡我要提到雷蒙阿隆曾經投身工人運動,就是受同情心的推動。偉大的心靈,永遠是充滿同情的。1926年,他參加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這個工人國際和列寧主導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不是一回事兒。這個工人國際後來發展成社會黨國際,所以我們知道,阿隆在年輕時所持的左派立場實際上是民主社會主義立場。因此他才在後來,區分了列寧斯大林式的專制社會主義與法國人民陣線布魯姆的民主社會主義有本質不同。這時一個歷史機遇來了。1930年他謀到了德國科隆大學的法語助教職位。在德國他開始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這為他後來努力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打下了基礎。更重要的是,他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親身見證魏瑪共和國這個民主政體怎樣被希特勒所摧毀。1933年,他在柏林大學廣場,親眼見證納粹黨徒焚書的一幕,這使他痛恨集權主義。他說:“我之所以痛恨集權主義,那是因為極權主義能使一切邪惡的東西肆意得逞,大張兇焰,而其根苗則深埋在人的本性裡面”。

問:想當哲學教授的阿隆,到了德國這個哲學之國,會大有收穫吧?

答:當然。他卻不是僅僅關心哲學,還發現了另一種社會學。哲學不用說,他從康德出發,到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同時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都讓他眼界大開。而讓他印象最深的是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說。其實法國本來有很強大的社會學傳統,同為高師的畢業生,也是阿隆學長的杜爾凱姆,他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已經相當成熟,自成體系。但阿隆認為:“杜爾凱姆搞的社會學,既打動不了我這個玄學家,也打動不了我這個普魯斯特的讀者。杜爾凱姆的警句,上帝或社會叫我反感或生氣。聯繫統計數字來解釋自殺,實在叫我無法滿意”。而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卻“能夠激起我的強烈感情”。為什麼呢?因為“閱讀馬克斯·韋伯的書,我彷彿聽見人聲噪雜,我們的文明嘎吱嘎吱的崩裂聲,猶太先知的嗓音,可憐的回蕩着的希特勒的鬼哭狼嚎”。這就是說,阿隆從韋伯的社會學中,感受到的是歷史的脈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而杜爾凱姆的實證社會學,則把人當作素材,當作數據來研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阿隆是個相當具有人文性的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論、歷史理論,和他對現實事件的分析,都是以人為中心的。

問:阿隆在德國的這段的時間,是個歷史的轉折點

答:確實。當時德國的變化,讓阿隆對集權制度迷惑、控制、煽動群眾的能力印象極深,他學校中的學生,幾天之內都穿上了衝鋒隊的制服,帶上了袖章,就連一些平時對納粹很反感的學生也加入了納粹黨。其中一位平時和他不錯的學生對他說:“你將永遠袖手旁觀,當個批判的旁觀者,你不會有勇氣投身行動,投入歷史和群眾的洶湧浪潮”。這話說得有點兒對,阿隆就是一個冷靜的觀察、批判者。他永遠不隨大流,見風使舵,也正因此在後來的歲月中,他才能冷靜思考,當一名批判者。但這並不是他沒有勇氣,相反這才是最大的勇氣。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面對希特勒,或者面對斯大林,那就非說一個不字不可。我們這一代人中,有人了寫了不體面的東西,幹了不光彩的勾當,我是靠了自己的韌性,才沒有上這些東西的當。而有些人卻着了歷史的魔,上了歷史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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