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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第一節 德雷福斯事件

音頻 12:00
朱利安·班達1948年在“知識人為了和平”大會上
朱利安·班達1948年在“知識人為了和平”大會上 網絡圖片

[提要] 朱利安·班達( Julien Benda 26.12.1867- 07.06.1956) 的名著《知識人的背叛》從普世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立場,批評法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激情。他抨擊以實用和損益為真理標準的知識人是叛徒。他們背叛了知識人的天然和本質的屬性。在他看來,知識人的責任,就在於持守理性主義和啟蒙理想的原則,捍衛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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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上次你在結束雷蒙阿隆時提到,《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與班達的《知識人的背叛》一書,有相通之處。班達這個人,名氣很大,但知道他具體思想的人很少,請你給聽友們介紹一下 吧。

 

答:好的。班達這個人從年代上看,要比雷蒙阿隆早一點,可以算作阿隆的上一代人,紀德的那一代人。在他出版《知識人的背叛》一書時,阿隆還沒有畢業。但是從他們面對的問題來看,他們又是同一代人。但是別著急,要介紹班達這個人,我們必須回顧法國19-20世紀相交時,發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分裂了法國社會,更提出了許多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正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塑造了現代的法國社會。它的總結,實際上是在1998年的事件百年紀念時,由希拉克總統發表的演講作出的。整整一百年之後,法國人仍在反思這個事件。這個事件使法蘭西精神既蒙受了恥辱,又帶來了榮光。班達的《知識人的背叛》正是為了反思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和觀點。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年輕的班達也是提筆上陣的德雷福斯派,後來正像貢巴尼翁所說:“他憑着《知識人的背叛》一書,成了一位精神導師”。好,我們先從德雷福斯事件談起。

 

阿爾弗萊德·德雷福斯,1860年出生在阿爾薩斯的名城米盧斯,一個猶太家庭。他聰明好學,是法國最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的畢業生。後又考入法國高等軍事學院,以優異成績,進入法國陸軍總參謀部任職。從各方面情況看,他都是一位忠於法國,精通業務,前程遠大的軍人。但是正在這個時候,法國社會瀰漫著一股強烈的反猶風氣。當時法國最有地位的大文人巴雷斯,在他競選議員的演說中,公開宣稱:“猶太問題是與國家議題有關的,法國大革命時,猶太人憑着正直可靠的法國人,提高了地位,但他們保有他們的特性,一度曾受迫害的他們,現在反而成了惡霸”。

 

問:德雷福斯事件和這股反猶風氣有關聯吧?

 

答:有相當大的關係,請聽我慢慢講。潛伏在德國駐法大使館中的法國線人巴斯蒂安女士,代號奧古斯特,在德國武官施瓦茨·科彭的文件夾中發現了一份被撕碎的文件。這文件是一個法國軍人給德國人的一份情報備忘錄,寫明他要交給德國人的法軍情報。經幾個人鑒定筆跡,其中有人認為,文件的筆跡與參謀部炮兵上尉德雷福斯的筆跡相像,這裡最重要的證詞,是司法警務處一個兼職的筆跡鑒定專家貝蒂榮,此人是個狂熱的反猶分子,他堅持說,這份備忘錄是德雷福斯所寫。法國軍方不顧有其他筆跡鑒定專家指出,這筆跡與德雷福斯的筆跡根本不像,但陸軍還是決定要逮捕德雷福斯。本來此事在未進行調查並定案時,應推斷無罪並保密。但是,情報局的官員亨利把這個消息漏給了極端反猶的報紙《自由言論報》,於是未審先定,報紙以大字標題報道,“叛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捕”。叛國與猶太軍官這兩個詞,已經給德雷福斯定了罪。在後來的審判中,軍方起訴人既不給被告律師看所謂的證據,也不聽信其他為德雷福斯辯護、洗罪的證明,那位情報官亨利指着十字架宣誓,他所說的指控都是事實。結果法庭不敢提出任何反駁,因為這已經事關法國軍方的榮譽,於是關門秘密審判,判德雷福斯犯叛國罪,取消軍階,送圭亞那服終身苦役。當時法國大多數報道都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一片咒罵猶太人之聲。那位寫了《最後一課》的老都德的兒子,也是一位狂熱的反猶民族主義分子。他在報道在榮軍院廣場舉行的取消軍階儀式時,大唱祖國、民族、軍隊的頌歌,公開咒罵猶太人德雷福斯不是法國人。在榮軍院廣場上,當著成千上萬看熱鬧的人,折斷德雷福斯的佩劍,這是對軍人最大的羞辱。但是德雷福斯表現得英勇高貴,他絕不低頭認罪。

 

問:這個案子判得也太草率了。

 

答:是的。它的呈堂證據只是那張撕碎了的備忘錄,而且連真正有權威的筆跡鑒定都沒做。其實,當時軍方送給法庭的材料里,還有一封被稱作“無賴D”的線人,給意大利駐法武官帕尼·紮爾蒂的信。但是軍方知道,這封信是線民為邀功胡編亂造的,但是他們不告訴法官,以方便它根據D這個能讓人聯想到Dreyfus 的名字的字母斷案。1895年4月14日,德雷福斯被送到魔鬼島囚禁。這時,一個關鍵的人物出現了,皮卡爾上校接任了情報統計處長。他又收到了線人巴斯蒂安女士從德國駐法武官施瓦茨·科彭的廢紙簍中找到的一張藍色便條,上面是等待德國人和他聯繫的要求。這說明法國軍隊內部又有一名叛國者。這張便條上有姓名和地址,巴黎善心路27號,埃斯特哈奇,1896年8月底。皮卡爾檢查了埃斯特哈奇的信件,感覺他的字跡似曾相識,他拿出作為德雷福斯罪證的那個備忘錄一看,大吃一驚,這個備忘錄和埃斯特哈奇的筆跡完全一致。他再細讀德雷福斯的定罪檔案,發現根本沒有實質性的罪證,於是皮卡爾便向上級報告,並要求逮捕埃斯特哈奇。但他的上司卻立即把他調離情報局,把他送到突尼斯前線服役。為什麼呢?用那位德國武官的話說:“皮卡爾若證實德雷福斯無罪,而埃斯特哈奇有罪,那麼軍方及法國的聲譽便完了”。這時,德雷福斯的哥哥馬提厄為了引起公眾重新注意到德雷福斯案件,他故意在報紙上散布謠言,說德雷福斯從魔鬼島逃跑了。德雷福斯的妻子也給國民議會寫請願書,要求重審。這種壓力讓德雷福斯案件當時的經手人、現任情報局長亨利慌了神兒。於是他偽造了一份文件,他模仿意大利武官的筆跡,又從巴斯蒂安女士遞交的情報中剪下一些字兒,用透明膠紙粘起來,拼接成一份指明德雷福斯為叛國者的文件。這個時候,馬提厄聯繫上了一位年輕勇敢的記者拉紮爾,他是一個猶太人,深信德雷福斯案件是一樁迫害猶太人的冤案,他寫了一本64頁的小冊子,披露了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審判內幕,印了3500份,送給法國各界有影響力的人。同時《晨報》偷偷從當時參加做筆跡的人手中,買下了一份備忘錄的複印件,公開登在他的報紙上。那位德國武官,一眼就認出這份備忘錄正是他所聯繫的特務、法國的叛國者埃斯特哈奇的筆跡。

 

問:這位德國武官應該是完全知道內情啊。

 

答;當然,英國研究德雷福斯案件的專家約翰·布勒丹說:“施瓦茨·科彭掌握着德雷福斯無辜和埃斯特哈奇叛國的證據,他們倆的命運全在他手中”。但是施瓦茨·科彭是法國的敵人,法國軍方越亂對他越有利,所以他對此一言不發,只是報告上級說:“我從未與德雷福斯有任何聯繫,法國政府必須單獨為這樁司法謀殺負全責”。這時,皮卡爾已經明白,他的同事陸軍參謀部情報局的人是他的對手。他被放逐,甚至被送到隨時有危險的前線,完全是為了掩蓋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就把自己掌握的材料寫了一個綜述,並且立下遺囑,要求萬一他遭逢不測,只有共和國總統才能閱讀這個材料。1897年皮卡爾回巴黎休假,他違背了軍人的保密誓言,把他掌握的材料向律師勒布魯瓦講了。皮卡爾與律師勒布魯瓦的會面是一個轉折點。請聽友們注意,皮卡爾已面對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保護軍隊的名聲重要,還是捍衛正義重要。這就是班達後來在他的著作中反覆闡述的問題。一個知識人,應該捍衛抽象的普世原則,還是捍衛現實的利益集團。哪一個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下次我們再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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