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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班達: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之三重審與赦免——知識界的分裂

音頻 12:00
左:德雷福斯;右:作家左拉
左:德雷福斯;右:作家左拉 網絡圖片

[提要] 隨着德雷福斯事件的進展,法國知識界日益分裂。一些著名的文人,面對這起冤案的鐵的事實,竟然閉目不看。在他們心中,正義真理、個人尊嚴與自由,這些價值遠遠比不上陸軍榮譽、國家臉面來得重要,因為前者太抽象,屬於不實用的價值,後者卻反映現實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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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德雷福斯一案揭出的材料,已足夠翻案了,可為什麼德雷福斯始終不能獲得平反呢?

答:這固然是因為軍方的態度,但一些知識界的名人,大聲鼓噪,也在社會中鼓勵了反德雷福斯的勢力。比如巴雷斯,就攻擊德雷福斯陣營的知識分子,是“半吊子的讀書人”,攻擊那些在德雷福斯重審呼籲書上簽名的知識分子,是要造一本“精英名錄”。莫拉斯則在亨利自殺後,在《法國新聞》上痛悼他,甚至說亨利偽造文件是“愛國偽造”,是亨利一生“最佳戰績”。他被那種愛國激情弄得胡言亂語、是非不分。他為亨利的偽造行為叫好,說“你並不缺乏力量、決心與策略,只是在最後的時日,欠缺好運。因運氣而導致的失敗,不會使我們忘記你的聰明性格、冒險精神,促使你為國家服務的敏銳心智。你那不幸的偽造,會被視為你的最佳戰績之一。你已用你的鮮血過多地補償了那最可悲的失敗”。聽友們請注意,就是這個認為只要是愛國,連偽造證據,陷人於罪等惡行都成了偉大戰績的莫拉斯,最後成為維希政府和納粹的幫兇,戰後以叛國罪被判終身監禁。當他知道判決結果時,他自己承認“這是德雷福斯的報復”。終於,德雷福斯的陣營開始行動了。9月3日,德雷福斯的太太露西正式提出上訴。10月29日,法庭投票要正式調查德雷福斯事件。這次是由普通法院重啟調查。

問:可最重要的證人皮卡爾上校還關在監獄裡啊!

答:皮卡爾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身上,什麼祖國、軍隊的榮譽,都不如正義和個人自由來得重要。他是一位最熱愛法國陸軍的軍官,但是他認為,這種熱愛要建立在正義與自由之上。9月21日,在他被轉往另一個監獄之前,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若在我的牢房裡,找到皮卡爾的絞索,或亨利的刀片,那將是一樁謀殺。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從不會想到自殺”。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審法官巴洛·博普雷在法庭上拿着那份作為罪證的備忘錄,詢問:“這是這項指控的主要物證,它是德雷福斯所寫的嗎?”沒有人回答他。他自己站起來說,“經深入調查後,我本人的結論是,備忘錄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奇所寫”。6月3日,首席法官判定,1894年對德雷福斯的判決無效,命令被告在雷恩區的布雷頓軍事法庭重新接受審判。終於,德雷福斯回到了法國。滿心希望地接受他認為必被改判無罪的再審。但萬萬想不到的是,面對鐵證如山,那幾名軍事法官,硬以五比二的票數,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加上了,因當時情況特殊,而減刑為十年監禁。這次不僅法國,全世界都怒了。左拉隨即宣稱:“人類最臭名昭著的、可憎的紀念碑豎立起來了”。倫敦、羅馬、紐約、布魯塞爾等世界各大城市,人們上街抗議,焚燒法國國旗,法庭接到全世界潮水般湧來的抗議信。這時有人開始提出要杯葛1900年法國世界博覽會,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國家活動與人權相聯繫。左拉斷言:“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一個無辜者兩次被判有罪,太陽必然為之黯淡,世界人民必會挺身抗議”。他指出:“一個國家能夠在文明世界面前主持這樣的審判,依據它的倫理及理智進行這樣的調查,必然是正經歷着一場可怕的危機,這個國家是否已然垂危,我們正陷入有毒的泥沼中,能否找到一股善良、潔凈、正義的泉水,將我們徹底洗刷乾淨?”

問:這一百多年前的質問,今天聽來仍然讓人心驚。

答:那是因為在當今世界上,這種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司法迫害仍然屢見不鮮,只是出於實際的國家利益,商業利益,軍事利益,地緣政治,世界上已經很少有國家出來主持正義了。我們對政治迫害已見怪不怪,麻木不仁了。左拉還指出,這個二審定罪,是法蘭西的“倫理色當”。我們知道普法戰爭中,法軍在色當一役大敗,拿破崙三世都被人活捉,這算是法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所以當左拉說:“我們在倫理的色當之役戰敗了,這比那一場色當之役敗北慘過百倍,因為後者涉及的只是流血與戰死”。也就是說,左拉認為,一個民族道德上的敗壞,比一場戰爭的失敗要嚴重得多。這也正是班達所要闡述的觀點。面對就要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左拉說:“是否會讓世界博覽會成為下流的巢穴,好讓全世界光臨,來尋歡作樂?”他大聲疾呼:“無論要做的補救多麼痛苦,也不要延誤。我們必須恢復我們的聲譽,好讓我們能歡迎世人光臨已經康復重生的法國”。這樣的召喚,加上抵製法國博覽會的呼聲,讓法國政府不得不尋找對策,最後以總統赦免的方式,還德雷福斯以自由。但德雷福斯在朋友的勸說下,接受這一赦免後宣布;“共和政府使我重獲自由,但沒有尊榮。我仍是那個可怕的司法錯誤的受害人。我要讓整個法國知道,在最終的判決中,我是清白的”。左拉又給共和國總統寫信,給這個赦免定性:“閣下今天以可恥的大赦代替正義,這不但傷害了國家的良心,也腐蝕了國家的道德”。聽友們可能會問,放了你就得了,幹嘛還那麼較真兒,讓國家領導下不來台?但是我想對朋友們說,這正是西方知識人的優點。他們要求正義原則的實現,而不管你實際上得到了什麼,人是放了,而正義沒有實現。這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個錯誤,是道德缺失。也正因為有這種追求絕對價值的較真兒,才有使子孫後代永享自由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在我們那裡,不追求絕對價值、絕對正義,沒有超驗性的思維,才會造就一群無恥下賤的東西,把文革這種民族大災難稱為“探索”。可是,這個“探索”是以千百萬中國人的鮮血和白骨為代價的。這種“探索”是萬惡不赦的罪行。

那麼這場司法鬥爭又持續了多久?

答:1903年,德雷福斯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終於在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判:“本庭宣布,1899年判處德雷福斯10年監禁與取消軍階的雷恩軍事法庭裁決無效”。這才算正式宣告德雷福斯無罪。隨後在7月2日,在11年前舉行拔階儀式的同一個地方,軍事學院中庭,舉行晉陞他為少校,並授榮譽軍團勳章的儀式。後來,在法國,大家好像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德雷福斯事件,他本人一戰中重新入軍隊服務,成就非凡,1935年死於巴黎。而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維希政府迫害猶太人,他的妻子露西藏身於天主教修道院中,保全了性命。他的後代參加抵抗運動,其中在他晚年最經常陪伴他的孫女瑪德琳娜被法奸告密出賣,被納粹逮捕,送到奧斯威辛,最後慘死。在法國匆匆投降德國,貝當政府參與迫害猶太人時,漢娜·阿倫特指出:“法國之所以沒落,是因為它已沒有真正的德雷福斯陣營的人士,沒有人相信民主與自由、平等與正義在共和國中,仍能被認可和落實”。但法國畢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立國的,所以法國的基本價值雖然有時流失,但終將恢復。在紀念左拉《我控訴》發表100周年的1998年,希拉克總統給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後代寫了一封信,這是法國歷史上一份偉大的文件。信中說:“維希政府之後五十年,我們知道惡的勢力,不寬容不正義能夠滲入國家的最高層,但是我們也知道,在真理閃光的剎那,偉大、強壯、團結與警惕的法國,懂得如何返回正途和改善。無疑,多年來,這正是左拉與德雷福斯穿越時空對我們說的。因為這兩位傑出之士,對我們的共同價值,國家與共和的價值,充滿信心”。這是共和國對德雷福斯的正式致敬,也是向知識分子捍衛普世價值的天然責任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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