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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第四節 什麼是知識分子的永恆使命

音頻 12:00
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
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 網絡圖片

[提要] 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隨後的一次世界大戰中,班達看到當時法國知識界泛濫的一股思潮,那就是以政治激情的指向,來判定何為價值,何為道德上的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政治正確。但問題在於,遵循政治激情的指向,是知識人的正確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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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班達提出的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永遠在爭論的問題,特別是在日益實利化的世界上。似乎依據政治考量,確定是非標準,已是習以為常的事兒了。

答:現實情況確實如你所說。但班達的回答,恰恰是反現實的。我在介紹雷蒙阿隆時,曾告訴聽友們,班達所用的指稱知識分子的詞是clerc,這是中世紀時特指神職人員的一個詞,把它翻作知識人更為確切。因為在中世紀有知識的人,幾乎都是神職人員。所以班達在《知識人的背叛》一書中,引用並改寫了聖經《列王記》中的話,也就是以利亞對耶和華所說:“我為耶和華這永恆的萬軍之神,大彰虔敬之心”。但是班達他改寫了這句話,改成“你們要為耶和華這永恆的萬軍之神大彰虔敬之心”。他說,這就是現代知識人對眾人所說的話。因為神的創世活動,在現代世界中,成為一種有實用目的的行為,已經失去了神性。他認為神之創世,本來是神性在塵世的自然的擴展,本不帶有實用的目的。他的這種神學解釋,實際上是回到了中世紀早期的神學理論。所以在他看來,現代知識人本應像神創世那樣,提升庸眾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目的。所以他把知識人追求“經世致用”的傾向稱為“知識人的背叛”。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知識人該持守的東西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看哪些東西被班達看作是危險的。知識人一旦開始被這些東西俘虜,為之辯護,那他就有背叛他的天然職守的可能。在班達為《知識人的背叛》1946年版所作的序言中,他詳細列舉了幾個重要問題。在他看來,他所堅持的主要觀點,即以捍衛正義,理性等永恆的無偏私的價值為己任的知識人,已經為了實用的目的和現實利益而背叛了他們的職責。這種背叛的後果,已由莫拉斯這類知識人在二戰中的行為所表現出來。所以只要看看他們宣揚什麼,就知道這種背叛如何發生。

問:這種論證方式倒是簡潔明快。

答:它確實有效,能讓你一下子就明白班達的基本思路。讓我們順着他的思路來講。首先,這種背叛表現為以捍衛秩序之名而反對民主。鼓吹秩序為先的知識人,認為民主是禍亂的根源。所以他們歡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但是在班達看來,真正的知識人所應該捍衛的,恰恰是民主原則,因為只有民主原則才會尊重正義,人格尊嚴和真理。班達明確指出;“所有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都認可那些寫在《人權宣言》或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上的政治理念,明確表達了知識人的理想”。當然,民主國家中的自由,會帶來一些表面上的混亂,但這正像孟德斯鳩所說的:“當你看到一個國家中,沒有不斷的紛爭,鴉雀無聲時,你就能斷定這裡沒有自由”。“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總面臨著麻煩”。而哪些鼓吹秩序至上的知識人,卻認為一個強大繁榮的國家,一定需要一個監管、控制一切的秩序。如果說到自由,也必定是個人在服從整體時才會有。班達把這種自由稱作軍營中的自由。為了自覺地服從這種秩序,對青年人的教育,也要從簡單和服從開始。班達特別引用了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中對教育的看法。希特勒說:“我們一定不能讓青年人頭腦中裝入太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這個思路我們很熟悉,它就是“只能讓無產階級思想佔領陣地”,“要警惕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影響,毒害青年人”這類說法的原版。這真應了《傳道書》中的話:“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所以班達斷言:“我頌揚那些奠定正義、自由、科學、藝術,慈悲與和平的人,卻從不為那些張揚秩序的人唱讚歌。前者對”維持秩序“毫不同情,因為這個字眼會意味着騎兵射擊手無寸鐵的人,意味着婦女兒童的屍體,世人皆知,重建秩序的悲劇內涵。

問:從表面上看,確實民主國家經常處在混亂之中,但它們卻都是強大和富足的。

答;是的。從現實世界上看,最有秩序的國家就是北韓。可那裡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再往遠一點看,前蘇聯也是有秩序的,但它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中國的文革有點特殊,表面上有一陣混亂,其實那正是毛本人的一種秩序,而且相當嚴格。結局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才有四十年所謂開放。現在看起來,又開始走回秩序的老路,如今藉助了高科技,更是效率奇高。但是看看歷史,還真沒有靠嚴酷的高壓維持的秩序,能夠長治久安的。漢人賈誼早就說過:“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這種抱火厝薪的“秩序”絕不應是知識人為之唱讚歌的。在班達看來,為這種秩序唱讚歌即是背叛。在他看來,秩序觀念往往與戰爭觀念相聯繫,強調秩序的國家,其注重點是強大而不是公正。它是戰爭所需要的。班達考慮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看到那些鼓吹秩序原則的知識人,幾乎都是戰爭的鼓吹者。他特別舉出莫拉斯的《法蘭西行動》雜誌,對戰爭的拚命鼓吹。與此相對,他列舉了他心目中真正的知識人,如拉伯雷、蒙田、孟德斯鳩、伏爾泰、勒南,他認為這些法國知識人的優秀代表,都會支持有一個類似國聯那樣的世界和平組織。我們知道國聯是一次大戰後成立的組織,是聯合國的前身。同時,班達尖銳地指出,對秩序,穩定這類國家價值的不加限制的推崇,是與民主價值背道而馳的。因為“如果人民心無恐懼,那麼人們就不能控制他們,秩序也就死亡了”。所以班達所談的這個秩序,其實就是某一種專制制度對人民的管控,因為只有在樹立了外部敵人,尋找到外在的威脅之後,才能順理成章地在國內強調秩序與穩定,才能最有效地激起所謂愛國主義的情緒。所以班達說:“戰爭急需要國家的整齊畫一,反之亦然。整齊畫一的國家,會叫囂戰爭。把秩序放在首位的國家,是軍國化的國家。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和希特勒帝國的情況。秩序與戰爭彼此親緣,相向而行”。

問:班達的論述是在為民主制度作辯護啊!

答;是的,班達最想強調的,就是知識人對民主的態度,決定了知識人是背叛還是捍衛他的責任。這一點我們下次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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