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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六四30周年 程曉農談民主化多艱

La statue de Lénine qui se trouvait dans la partie Est de Berlin avant la chute du mur, avait été démontée en novembre 1991.
La statue de Lénine qui se trouvait dans la partie Est de Berlin avant la chute du mur, avait été démontée en novembre 1991. 法新社 AFP PHOTO / DPA / BERND SETTNIK

今年2019年是89六四30周年,本台法廣RFI中文節目組織特別系列專題,紀念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本次節目我們請來旅美學者ˎ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程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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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博士在三十年前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一職,目前從事轉型問題研究。

程曉農在德國見證89六四

法廣RFI:程博士您好!六四30周年剛剛過去,能否首先向我們聽友介紹一下您個人的六四經歷?

程曉農博士:六四時候,我當時在德國柏林-西柏林。因為我當時受德國一個基金會邀請,去做半年的訪問學者。我在那裡經歷了六四事件。當時,按照我原定行程,本應在六月上旬回國,因為我的簽證快到期了。但在行前我打電話去北京問同事,結果他們要我堅守崗位。這樣我就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是不讓我回去。後來我才知道,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在13屆四中全會之前,準備陷害趙紫陽,想把他誣衊為中央情報局間諜。為此,我的一些同事被抓到了秦城監獄。當時,我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趙紫陽聯絡最多的人。當時從87年到88年這段時間,大部分和趙紫陽一起開會討論各項相關經濟政策都是我去參加。其實很多情況下只有我見過他。我的很多同事說,當時公安部試圖把趙紫陽說成是中情局間諜。而我就成了他們編織的謊言一個環節。因為,當時是說趙紫陽通過我們這個所,然後和美國掛鉤之類的。。。實際上,我們所經常見趙紫陽的就是我,所以我就沒有回去。接着我就在柏林,親眼見到了柏林牆的倒塌。所以,我沒有北京的經歷,但我也是整個六四過程,一名親眼目睹者。記得很清楚,當時在西柏林,我既看到了東柏林轉播的中央電視台關於鎮壓,在天安門和長安街上鎮壓老百姓的鏡頭,同時也看到了香港轉來的錄像帶。我發現,被中央電視台使用的是香港的錄像 ,但是它把香港錄像帶下面的時間標號抹掉了,然後把順序顛倒了過來。原來,香港電視台按照時間,有時間標號的鏡頭顯示的是,軍隊先開槍, 然後民眾才扔磚頭 。那麼,中央電視台則把它倒過來,變成民眾先扔磚頭,軍隊再開槍,好給鎮壓尋找借口。從這件事本身可以說明,六四鎮壓這件事,從一開始中共就是在捏造歷史,試圖栽贓被殺害的民眾。

法廣RFI:2019年三十周年之際,西方許多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對六四的紀念應該超越悲情。請問程博士您對此持怎樣的看法?

程曉農博士:我的理解是這樣,要從國際眼光來看待89民運和64鎮壓的世界效應,而不是單純從中國眼界出發。如果單純從中國眼界出發,就會着眼於這個歷史事件中尚未挖掘出來的細節。那麼,如果從國際眼光去看,法廣RFI今天有一篇報道,採訪一位法國學者談的看法,和我的觀點一樣。就是說,64鎮壓實際上終結了共產黨陣營。讓蘇聯東歐一大片國家形式上變成了民主國家。這個歷史意義不應被低估。中國人每到六四紀念日的時候,在懷念六四遭鎮壓的同時,懷念犧牲者;同時也應該去關注,雖然中國的民主運動仍處於低潮,但通過過去三十年前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經驗教訓,中國人應該從中吸取很多東西。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國際眼光,只關注六四的歷史細節,我們就有可能重蹈其它民主化轉型不太成功的、前共產黨國家覆轍。

程曉農在美國研究民主化

法廣RFI:您長期研究國家的轉型問題。89年64後的世界政治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柏林牆倒塌到蘇聯的解體,都是在此後兩年間發生的。世界變遷一度讓人眼花繚亂。請問您對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有何高見?

程曉農博士:我對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建立在到美國之後,我考入了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目標是要研究蘇聯和中國兩國的轉型,好做比較。我當時的目標是,希望從蘇聯的轉型當中尋找對中國有用的一些經驗和教訓。然後我又把研究範圍擴大了。到目前為止,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當中,同時用中國和俄文在研究中俄兩國轉型的人數不多。據我所知,可能不超過十個人。我的重點是經濟,中國和俄國經濟和政治轉變的詳細情況。那麼,我也因此在俄羅斯做了大量的問卷調查。我的看法是,到現在為止,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政治轉型證明,西方大多數學者對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理解過於簡單化,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大部分西方學者認為,民主化就是一個單純的政權變更,民主化以後就是一條通暢的大道;而且,民主化很快就會結束,而成為一種正式的民主制度,然後,這個國家就一帆風順了。事實上不是這樣!共產黨國家的政治轉型,據我的研究,實際上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可能不是單行道,不是只有一條走向,不是只有一個目標,可能有三個可能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民主化最後走出去之後,面臨的是一個三岔路口。這三岔路口每條路都會帶來不同結果。

我研究下來就認為,共產黨國家要轉型,一個完整的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的轉型。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經濟自由化-包括私有化,社會轉型則最難,這是我提出一個獨特看法,就是人的價值觀的轉變。要拋棄在社會主義時代長期積累起來的價值觀,否則,這個國家的轉型不會成功。而這三個社會、政治、經濟轉型,西方學者通常最注重兩個:政治、經濟轉型;而我認為,事實上,最難的、最關鍵的社會轉型,就是人們-選民價值觀的轉型。如果他的價值觀沒有轉變,選民在選擇政黨或政策的時候,可能會做出一些並不適當的選擇。因此結果就可能導致經濟、政治轉型不成功,甚至失敗。

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前共產黨國家有三種模式:一種是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都成功轉型的,這是中歐的幾個國家:捷克ˎ 斯洛伐克ˎ 波蘭和匈牙利,我把他稱之為中歐模式。第二種模式是俄國,就是政治、經濟轉型了,但社會沒有轉型,老百姓的價值觀基本上維持在蘇聯時代,轉型非常慢。那麼,這種國家它出現的這種新的經濟政治制度,我把它稱之為[同志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新的經濟制度下,雖然已經完成了私有化,但是它的商界和政界大部分活動人士都是前共產黨同志,那麼深深地留下了痕跡。那麼,中歐模式與俄羅斯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共產黨的資本主義,就是Capitalism without Communists。就是說,中歐的共產黨精英基本上被選舉淘汰了,這個選舉是中歐國家老百姓的選擇結果,他們不要這些精英。中國我把它稱之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就是說,是由共產黨自己當資本家,共產黨官員成為資本家,然後由他們來運作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當然會堅決拒絕民主化,所以,它只有經濟轉型一個側面,沒有社會轉型,也沒有政治轉型。

那麼,對應於這三種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轉型,出現了中歐、俄國和中國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我剛剛已經介紹了它們各有取捨,其中道理非常深刻,我們沒有時間詳談。簡單地說,只有社會轉型成功的國家,才可能完成全部轉型。但中歐國家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其它國家無法複製。換句話說,大部分原共產黨國家的轉型是不成功的。結論就是,中國將來早晚一天可能會走上民主化道路,但是結果很可能還不如俄國和大部分前蘇聯國家。

法廣RFI:您談到經濟轉型與社會及政治轉型之間的關係,您覺得當前的中美貿易糾紛是否屬於這種經濟轉型成功 ,但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沒有跟上的反應呢?

程曉農博士:中美這次貿易談判的失敗,和我們講的轉型沒有太大關係,應該只是中國的長期的、由政府操縱的、全方位的侵犯美國知識產權,試圖搶奪美國知識產權財富,來達到中國經濟崛起的這麼一種做法遭到美國抵制。而奧巴馬時代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去做這些事情;加上他周圍被擁抱熊貓派包圍。川普(即特朗普)上任後,推動了這件事。因此,中美兩國過去四十年的蜜月現在已經終結了。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摩擦性越來越強的階段,但這與中國的轉型基本上無關,也不會幫助到中國轉型。

法廣RFI:您對當今世界與中國的民主化有何研究成果?

程曉農博士:我覺得,西方民主國家現在正經歷着一場新的民主化洗禮。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雖然有幾百年的民主制度歷史,但現在仍然面臨著新的挑戰,那就是,拒絕還是接受單一思潮的主宰。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現在也面臨著傳統價值觀和激進價值觀的摩擦,這種狀態本身就是在挑戰民主制度。這個激進價值觀是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用政治正確去壓制不同的價值觀。這種趨勢本身體現了政治正確的不正確一面。他們自以為和這個專制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切割以後,就成了唯一正確的思潮,但這種唯一正確的思路恰恰暴露出了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專斷和專製成分。這點和老馬克思主義其實沒有根本的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這個洗禮現在還在進行,而且實際上才剛剛開始。

感謝旅美學者ˎ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程曉農接受法廣RFI中文節目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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