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主要內容
法國思想長廊

荒謬世界的反抗者加繆之七 反抗納粹主義是人的道德責任

音頻 12:00
法國思想家、文學家加繆
法國思想家、文學家加繆 DR

『提要』 認識到世界之荒謬的加繆,選擇了面對荒謬的反抗姿態。這個姿態的背後是責任倫理和道德主義。他相信道德評價的相對性,對荒謬的人類處境抱着極大的同情與寬容。但又堅持道德本身的絕對性。他對踐踏一切人類道德的納粹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他心目中,納粹就是一場鼠疫。

廣告

問:大多數批評家都認為加繆在寫《反抗者》之前,就已經用小說《鼠疫》批判了納粹。

答:是這樣的。加繆自己就說,“我希望人們在幾種意義上閱讀《鼠疫》,但是最明顯的意義,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證據就是,敵人雖未指明,但是在歐洲所有的國家中,人人都認出了它”。書中的兩個重要人物,里厄醫生和塔魯,在奧蘭城爆發的這場鼠疫大災難中,頑強抵抗,塔魯甚至獻出了生命。加繆通過他們的行為和思考,提醒世人,“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要盡全力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在鼠疫橫行的奧蘭城中,歐洲人能感覺到納粹衝鋒隊的橫行,而在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狂潮同納粹的鼠疫可以一比。

問:你提到納粹主義,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概念,但是對它的具體含義,聽友們恐怕不太熟悉。

答:那我在分析加繆對納粹的批判之前,先來講一講什麼是納粹主義。納粹這個名字,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黨這個名稱的德文縮寫。我們也給它總結個八大特徵,這樣便於記憶:第一,它高舉的旗幟,一定是民族主義。nation這個詞本來就有民族的含義,所以有人就把納粹黨直接翻譯成“民族社會主義黨”( national socialisme party) 。民族主義是納粹主義的首要原則。它靠煽起民族主義情感,來凝聚國家民心,以推行它的內外政策。第二,它一定要樹立外部敵人,好讓民族主義者有個明確的目標去攻擊,同時也要設立國內的敵人,讓民眾有個可以就近發泄暴力的對象。在納粹德國,這些對象就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和主張國際和解的政治人物。其罪名一定是“某奸”“賣國賊” 等等。第三,它一定有一個最高元首,是全知全能的,能提出建設強大國家的新思想。這個元首擁有絕對權力,不容任何人妄議,對他的思想,全黨全民都要學習和服從。第四,納粹主義必須全力掌控社會輿論和宣傳,掌控信息的傳播與交流,它的最重要的核心部門,是宣傳部。戈培爾在納粹黨內的地位,遠遠超過軍官團的元帥們。隆美爾、古德里安、施坦因這些戰將和他相比,只是替希特勒賣命的一介武夫。而戈培爾才是希特勒的靈魂。這個部門的最高準則,正是奧維爾《一九八四年》中那個真理部信奉的口號“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也就能控制過去”。它使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第五,它必須運用一切教育手段,對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持續不斷的洗腦。希特勒坦言:“今天,你的孩子已經屬於我們了,你是什麼?你將消失,但你的後代已經屹立在新陣營中。不久他們就什麼別的都不知道了”。他深諳從娃娃抓起的秘訣。第六,納粹體制下,是絕不可能有法制的。法律系統就是為納粹服務的機器。推動這部機器運轉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海德里希是納粹德國的最高法官。第七,與納粹主義最親近的血緣意識形態,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希特勒仇恨俄國是出於種族,而非意識形態。希特勒在1941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說:“國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根本上是相同的東西”。所以納粹主義最痛恨的是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第八,它必定以民族偉大復興為口號,進行軍事冒險。希特勒認為,凡爾賽條約是強加給德意志的不平等條約,德意志民族要復興,必須依靠重整軍備來推翻這個條約。

問:你的總結讓我們重新回顧納粹主義的本性。納粹主義興起距今已快百年了,人們似乎已漸漸忘記了它曾給世界人民帶來的浩劫。

答:知道納粹主義的本性,才能明白加繆為什麼在《反抗者》一書中,極為認真地批判它。加繆指出:“馬克思空想性的預言,同黑格爾與尼採的強有力的預見,摧毀了上帝之城。而終於使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國家政權誕生。但這兩種政權都是訴諸恐怖的”。因為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經濟崩潰,魏瑪共和國無力對付納粹主義的興起,社會上道德虛無主義泛濫,使民族復興成為蠱惑人心的手段。失敗感充斥的德國,需要激情來刺激民族活力。而正是屈辱和仇恨,能造就最強烈的激情。加繆總結說,“1933年的德國,同意接受一小撮人的卑劣的價值,把它強加給文明的德國,缺少了歌德的道德觀念,就會去選擇土匪的道德”。這個總結相當精彩,加繆隨後就提出了個人在納粹殺人機器中的責任問題。他舉達豪集中營中一個行刑者的辯詞為例。這個行刑者哭泣着說,“我只是在執行命令,是元首和副元首指揮這一切。可他們走了”。這個證據和阿倫特在耶路撒冷審判中提出的證據是一樣的。所以說,加繆比阿倫特更早提出了“平庸之惡”的問題。因為,加繆指出,一個人他具有依照內心信奉的原則做選擇的可能。這種選擇決定他所取價值的善惡。加繆揭示出納粹運行系統中,那種彷彿是自發的動能,“敵人是異端分子,必須用說教和宣傳,使他們改變信仰。或者由蓋世太保消滅他們。他如果屬於黨,他就只能是效忠元首的工具,他不再是人,而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他若是元首的敵人,他便是這部機器要消耗掉的材料”。但是納粹所製造的恐怖,還會有更深的心理學上的惡果,因為“恐怖所追求的,不僅是消滅人,而且要消滅人的各種能力,思考、友愛和對超絕之愛的召喚”。日復一日的宣傳、洗腦,漸漸造成民眾的墮落,使人成為犬儒主義者,虛無主義者,逆來順受,而迫害者自身也不會感覺清白。於是他們會強迫“受害者本人也犯罪”。加繆說,在這樣一個“只有石頭是無罪的”的世界上,剩下的只能是國家利益的絕對化。他引墨索里尼的話來證明他的推論:“沒有任何東西在國家之外,在國家之上,與國家對立,一切屬於國家,一切為了國家”。

問:我看這個國家是空的,它其實就是納粹和法西斯的領袖本人。

答:對,加繆正是這樣分析的。他指出納粹政權的迅速軍國化,使社會生活也變得像軍隊一樣畫一,所謂一個民族,一個領袖,實際上意味着一個主人和千百萬奴隸。本來政治生活中需要中間階層,它是社會自由的保證,而現在這個中間階層不存在了,加繆形象地形容它“讓位給一位穿軍靴的耶和華,它統治着沉默的或高呼口號的民眾”。而且由於“領袖與民眾之間,沒有對話機制,而只有一個工具,它也是作為領袖壓迫意志的工具的政黨”。這就必然產生“元首原則”。面對這樣一個體制,反抗的力量在哪裡呢?加繆認為,真正的人,他有一個天職,就是對納粹那樣的政權,必須加以反抗。這個反抗是生命運動自身的要求。他說,“人們若否定反抗,就是放棄了生活”。他的這個思路,其實就是西西弗神話的現實意義。加繆承認惡,分析惡,甚至認識到世界本身就是荒謬的。但是他卻堅定地相信人性和愛的強大繁殖力。他斷言:“當革命以強權與歷史的名義,變成殺人的瘋狂機器之時,一種新的反抗原則,則以節制與生命的名義,成為神聖的行動”。加繆最有力的號召,是以愛,而不是以仇恨來反抗。這種近似於耶穌基督的號召,反映的是他對人性深層的積極意義的尊重,對每一個具體個體的尊重。因為他真正是看清了二十世紀的種種所謂革命,只不過是以獲取權力為目的的殘酷的戲劇。這種革命所面對的人,是抽象的,是革命的材料。這就是斯大林所說的,共產黨人是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而加繆的反抗者卻是那種充滿愛心,把他人自由看作是自己的自由的人。他們是反抗者,而不是革命者,因為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現。好,今天我們暫時結束了對加繆的介紹,他的思想還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領會的東西。

 

 

頁面未找到

您嘗試訪問的內容不存在或不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