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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之二、兩個冷戰宣言和兩個預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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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
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 網絡照片

[提要]二次大戰中戰勝德國納粹的盟軍,是由民主國家美英法與共產專制國家蘇聯所組成。這個由世界觀和價值追求完全不同的國家組成的聯盟,不可能長期存在。因為他們對戰後世界將走向何方,戰後的人民將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設想。戰後世界的衝突,也是兩種價值形態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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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上次談到封鎖柏林的歷史,二戰中的盟友如此之快地轉向衝突,這裡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答:當然。從表面上看,衝突是因勢力範圍的畫分而引起的,其實這背後是一個理念問題。也就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戰後世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斯大林對吉拉斯講的一段話得到證明。斯大林說:“這場戰爭與以往不同,無論哪一方佔領了一塊領土,都會在該地區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軍隊所到之處”。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並沒有制止斯大林要求把東歐置於自己統治之下的要求,所以戰後在波蘭、捷克,斯大林迅速採取霹靂手段,把這兩個國家變成共產黨國家,而且蘇聯採取的方法並不是一上來就玩兒橫的,而是先以在各國建立民族統一陣線開始。共產黨當時的口號是“民族聯合與團結”。那個時候,在東歐各國建立的政府,一開始都是各黨派參與的聯合政府,共產黨在政府中都不急於取得總統、總理這種表面上的第一位置。托尼·朱特在他的《戰後歐洲史》中指出:“共產黨只尋求對一些重要部門的控制權,內務部給予共產黨控制警力和國家安全的力量,准許或取締報紙的權力;司法部控制清洗、斷案、裁決審判的權力;農業部,實行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的權力,藉此廣施恩惠,贏得成千上萬農民的忠心”。應該說,蘇共玩兒這一手極有效,因為普通人,那些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對共產黨背後隱藏的用意,根本缺乏想象力。東歐各國的各種政治勢力,誰也不會想到,當共產黨把一些表面上的一把手位置讓給他們,而自己只要求內政部的職位時,他們是把一個國家最關鍵的部門掌握在自己手裡。當時的東德共產黨首腦烏布利希對那些不理解的追隨者說:“再明白不過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們必須控制住每一件事”。

 

問:這個烏布利希不就是建立柏林牆的實際操做者嗎?

答:沒錯,但這是後話,我們暫放下不表,先談談冷戰問題。我們都知道丘吉爾的福爾頓演講,其實斯大林更早就講出了這個意思。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個選舉大會上說:“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仍然有效,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不平衡,會導致世界動蕩,結果,資本主義世界會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互相廝殺,爆發戰爭。只要資本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蘇聯人民必須對此做好準備。所以要發展重工業,而不是消費品工業。蘇聯人民要準備作出重大犧牲”。斯大林的這番話,不過是重複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中的觀點,但卻被西方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一個月後,丘吉爾才在福爾頓演說,他實際上是在回應蘇聯的挑戰。他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灣的里雅斯特,一道橫貫歐洲的鐵幕已經落下,使得東歐受到警察國家的統治”。丘吉爾又說:“蘇聯人並不想要戰爭,但他們想要戰爭的果實,以及他們的權力和教義的無限擴張”。果然,斯大林隨後就開展了一場意識形態宣傳戰,主旨就是消除西方影響和神話斯大林本人。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打手日丹諾夫斷言:“馬列主義有拯救人類的使命,它有權以新的普遍人類道德來教導他人”。

問:這其實並不意外,消滅資本主義,在全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本來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初心。

答:你這話真說到點子上了。自由民主世界也有它的初心。我在這裡要給聽友們介紹一個人,萊茵霍爾德·尼布爾。他是一位美國神學家,卻對現實政治有極大的影響。人們常說,美國人有一種救世的衝動,這種衝動在尼布爾的神學思想中,得到了理論表達。冷戰的號角剛一吹響,他就成立了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抗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捍衛自由世界的基本價值。尼布爾的神學思想極為複雜,但核心就是兩個詞,愛與正義。在尼布爾看來,神在人間所追求的最高價值就是正義。正義表明了世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弱者不顯卑賤,強者不逞傲慢。可惜,世人會被權力引入迷途,他們不知正義的力量,卻去追隨權力的張狂。尼布爾特別指出一種暴君人格,他說:“他不知道生命的偶然性和依賴性,相信自己就是生存的主宰,價值的裁判者和命運的支配者”。這種暴君人格視所有的人都是權力的潛在爭奪者。這使他的不安全感隨權力的增長而增長,於是他只能以攫取更多的權力作為保持現存權力的唯一手段。因此,他格外具有攻擊性和侵略性。尼布爾斷言,蘇式共產制度下的領袖,一般都是這種暴君人格。他們通過把權力集中在一黨領袖的手中,來推行他們的妄念。尼布爾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種權力表達”,都有可能因追逐權力而墮入邪惡。所以他提倡一種犧牲之愛,這種犧牲之愛的象徵,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之愛。這種愛遏制權力的蠻橫與貪婪。尼布爾的神學思想極其豐富,但更有趣兒的是,他不斷用他的基督教倫理來規畫人間的現實政治。他捍衛西方的民主制度,認為正因為民主制度的權力制衡,才能保障人的自由。為此,他呼籲建立一個有共同價值觀的大西洋共同體,來抵抗蘇聯共產制度的擴張。所以他力主要重建德國,讓德國成為自由世界的成員。

問:二戰之後,力主重建德國是很需要勇氣的。

答:是的。尼布爾是以基督教的犧牲之愛,來看待抵抗蘇俄擴張的必要性。我還要給聽友們介紹另一位眼光敏銳、思力極深的天才人物喬治·凱南。就是他提出了西方自由世界對抗蘇俄擴張的基本模式“遏制”。1947年7月,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一篇長文,“蘇聯行為的根源”,作者署名X。這個X就是美國駐蘇聯領事館臨時代辦喬治·凱南。這是一篇仍然有現實意義的力作,值得反複閱讀。文章開篇就指出:“我們今天所看到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意識形態是蘇聯現今領導人繼承自該黨政權的革命運動源頭,環境則是該黨在俄國執政近三十年的政權”。正像你剛才點出的,共產黨有一整套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初心。這一套東西我們從小就讀,可謂耳熟能詳。但我們更知道,這是一套已經破產的意識形態。喬治·凱南精闢地分析了這樣一套意識形態是怎樣虜獲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現實的不滿使他們沒有耐心去尋求漸進的變革,而相信暴力、流血革命是達到自己目的的最好方法。凱南指出,他們“渴望權力與復仇,想抄捷徑來實現願景。馬克思列寧主義,剛好迎合了他們的衝動與激情,難怪他們暗中信奉,認定其教義的真實與健全,其虔誠毋庸置疑。這現象其實同人性一樣久遠”。凱南又引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說的話:“從篤信到欺騙,是危險且容易失足的一步。人的良心在幻覺與蓄意欺騙之間也會睡着”。好,我們下次再接着講凱南對蘇聯的分析,因為建立柏林牆的過程,證實了凱南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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