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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中国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

音频 13:10

中国媒体最近公布全中国有一亿多精神病患者的数字后,引起相当的震惊。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不少人被以“疑似精神病人”的名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观察治疗。除了警方,街道办、单位,甚至家庭成员,亲友也参与了强行送治。因此,这已不单单是一个医疗服务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制度、司法和公民权利。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精神病维权律师黄雪涛女士。黄雪涛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精神病患现象,去除污名化。很多人在一生中也都可能碰到这一问题,不要“谈虎色变”;其次,中国目前普遍采取的非自愿送治手段是不人道的,是一种对公民人权的剥夺,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就是维护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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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

黄雪涛认为精神病患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人的一生中,精神病可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精神病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个精神和心理的健康问题。它的种类有几百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提到精神病就是精神错乱,完全丧失理智的才叫精神病。英国有一个为精神病去污名化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四个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每四个正常人中就可能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病。所以我们不能歧视精神病。

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和不了解不但来自普通民众,北京大学一个名叫孙东东的教授居然就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全都是精神病。黄雪涛说,没有任何一份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能支持孙东东的这样一种说法。
她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大量的精神病没有被社会重视,没有获得救治,没有获得适当的照顾。这里涉及的是医学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

非自愿治疗成为威胁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有得到一个法律框架的确认。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有精神病,并且本人拒绝治疗,他的自主权就可以完全被剥夺。这种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滥用非自愿治疗。非自愿治疗就成为威胁所有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黄律师本人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制度性缺陷的可怕后,深感需要有人去长期的、专业性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最终能够改变制度性歧视现象。这也就是她本人全身投入的重要原因。

黄律师继续例举孙东东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歧视现象的可怕和流行。孙东东一方面提出大量的但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人群其实都是精神病,另一方面,他据此认为把这样大量的人群送进精神病院都是合适的。孙教授的这种想法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就这样运行了,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不能同意孙教授的观点,我们不同意把同我们差不多的人,也就是不同意把我们自己强迫送进精神病院”。

其实,黄雪涛在这里谈的是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问题。诚然,精神病是一个如此普遍的不健康的心理现象,但一旦被认为有心理精神问题就丧失了自主权,就可以轻易丧失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很恐怖。因此,黄律师认为,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也是对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疑似精神病和意见人士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问题

从网上的批评来看,在中国,所谓“被精神病”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包括敢于批评时政的政治意见人士有时也以精神病的名义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关于这点,黄雪涛并没有多说。她只是表示,“中国公安在处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时候,如果他们怀疑肇事者有精神病的话,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警方有权力决定把肇事者送进精神病院”。警方怀疑你有精神病,你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做法显然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黄雪涛表示自己关注的更多的一类是没有“肇事肇祸”的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她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民事收治”。比如对上访人员的送治。还有不少的情况就是单位、家人、街道办、亲人之间的送治非常普遍。比如网上就有过一个千万富翁的妻子把自己的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有些人,甚至连警方认定的“肇事肇祸”都 谈不上,或者因为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或者衣衫褴褛,影响市容,或者引起大家的厌恶感。很多的流浪汉,拾荒者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被送进去了。

这种社会性的参与送治相当可怕。借口往往就是“疑似精神病”。把一个有碍“治安”,有碍“观瞻”的人强制先送进精神病院观察,甚至强制治疗。然后再确定他有没有精神病。黄雪涛认为,“最可怕的是据说精神病院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想一想,管你有没有病,先关起来三个月观察。没有任何程序,也剥夺了当事人寻求法律救助的机会,这样,一个人如果被以疑似病人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他就几乎没有逃生之路了。”

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究竟是中国的制度还是社会问题。黄律师认为这跟中国的经济状况、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精神病医疗运作有很多关系。第一,中国的精神病污名化特别严重。病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家庭也不愿公开家庭成员有病。自愿求诊率非常低。导致整个精神病治疗基本上依赖非自愿送治。加之中国的精神病治疗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精神病的医疗服务基本上并没有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人。第二个原因是精神病行业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导致这一行业商业化。谁出钱,就给谁提供服务。结果,精神病的服务是为了保护主流社会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病人的权益,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非常危险

黄雪涛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正在往“机构化”,而且是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路线往下走。没有监督的机构化,把所有的“精神病”都往精神病院赶,把程序性门槛全拆掉,这个方向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司法监督的机构化,那这个机构就成了一个控制人身自由的场所。既然这么多人都有心理和精神的问题,那这个机构就会对中国公民的权利构成严重的威胁。

“情况紧急,何去何从,就要看未来的精神卫生立法会不会引入法制的概念。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有没有决心在精神病领域里面设置司法监督程序,这个司法配置是需要投资的,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决心投入到这一领域,这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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