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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民主却需温文尔雅

音频 14:24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当年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痛恨封建帝王专制体制,向往民主自由社会,但是中国人在奋斗一百年后发现民主社会仍旧没有建立。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开始讨论中国的政治转型问题,中国下一步的转型将是暴力的还是渐进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旅居巴黎的时事评论员,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谈谈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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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主政体的成功实施运转其实需要相当的条件

刘学伟,你好,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什么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社会追求了一百年总是不成功呢?

刘:我们先说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100年前,中国可不可能实现民主革命?我只能说,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不敢说,我比先贤们更能洞见历史。我只能说,我比辛亥前辈们晚生百年,许多当年不可能看清的问题,今天再看,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十分地清楚。

当时在中国进行共和革命,其实历史条件并不成熟。想想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宪政体制,当年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当时的世人,显然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觉悟,就是:“民主政体的成功实施运转,其实需要相当的条件”。中国当时欠缺的条件太多。最首要的当然是城市化工业化还微乎其微。只有太少的产业工人,太少的城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全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都还极为有限。中国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生活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村的农民。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身其实战斗规模很小,国家并没有伤多少元气。伤了中国元气的是中国失去有效的统治核心之后出现的长期的军阀混战。这个民初的军阀混战分两期。第一期是北洋军阀内部的战斗,第二期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其它军阀的战斗。到1927年以后,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斗。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是国共第二次决战。短短38年,战争都要分五期。不知道这些足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迎接一个产生于选票的真正的共和国。要得天下还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党不停的小规模闹事,其实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和平与安定真的比民国时期还强许多。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而靠枪杆子得来的政权,又无法对民权有足够的敬畏。这是不是症结之所在?

战争终有胜负,政权总是可以由胜利者掌控,但民主则始终没有机会。因为民主制度必须在一个相对祥和的,多个势力能够和平相处的社会氛围中才能形成。在剑拔弩张的战争或准战争的气氛中,或只有一个势力独大的政治现实中,民主转型成功的几率都微乎其微。

普世价值允诺我们,天赋有人权,人民有主权。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人民的主权要由理想变成事实,需要万里长征。说句实话,说万里还是大大地缩小了困难。因为如果不停地走,一天只要化三个小时就可以走三十里地,一年就是一万里。可是这条路中国人民已经走了100年,怎么说也已经走了一百万里地了。可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条路我们到今天也还没有走到真正的目的地。

  “台湾民主转型是和平转型成功的光辉范例

49年之前,很多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痛恨国民党腐败,蒋介石专制,从而追随共产党,天真的认为一个新政权就不会专制,但后来的事实让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失望,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太天真了?可是国民党到台湾后,民主转型反倒成功了,这是什么原因?

刘:你这个概况还真的相当准确。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确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1949年的中国的社会形态,战场胜利后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共产教条,就注定了民主还不可能降临到中国。

建国初期,一片朝气蓬勃,人人皆以为,盛世很快就会来临。可惜好景不长,共产党很快误入了命定的共产歧途,搞起那在城乡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太过伟大的党,那么快地忘记了在新政协《共同纲领》中与私有制长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摆脱了监督,为所欲为,终至酿成那众所周知的连串大错。在那个时代,军队听党指挥,党却要听领袖指挥,并不听人民指挥,而领袖则要指挥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又号称毛泽东时代。毛的个人专权的能量来源于何处在中国是一个始终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简单地说,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 传统,来源于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的专权又生长于俄国的专制传统。那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专制传统。

台湾的民主转型成功是在威权体制下先发展经济,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时,和平转型成功的光辉范例。蒋经国先生对此当然居功至伟。如果没有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的民主转型还会更顺畅。这个成功的转型当然是不需要战争的典型。还有南韩和南非的和平转型也是。这种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政治转型,成功的几率自然很高。

  “以暴力推翻暴力只能产生新的暴力,很难产生民主

今天,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革命成功了,但革命成功意味着民主制度就自然建立了吗?

刘:你这回用的“革命成功”这个词我就有一些保留意见了。的确在突尼斯和埃及,人们都用相当和平的方式推翻了独裁的老人终身政治。以后无论政局如何演变,终身制的总统大概都是不会出现了。仅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革命成功。但如果观察再深层一些,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民主政体所必须依赖的许多社会条件依然欠缺。这里先仅以埃及为例,首先是这里的发展不足,中产阶级势力依然远不能主导政局。明摆着会崛起的是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的偏极端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军方的势力依然健在。经济上的发展前景,依然极不明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从这次革命中找不出任何更乐观的出路。

现在我来说说利比亚。我觉得利比亚的这场惨烈的内战,至少对民主的发展前景,不是一件好事。成功的民主真的必须是一件温文尔雅的事业。前人早有定评:以暴力推翻暴力,只能产生新的暴力,而不会产生民主。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这里要加一句:民主却需要温文尔雅。战场上刺刀见红,血肉横飞,那个气氛与民主相差实在太过悬远。我当然不认为这个内战的责任应由反对派一方负。这当然是双方的责任,是这个国家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和平转型的客观证据。

战场决胜负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甚至几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些军事势力能不能受政治力量的指挥控制,常常是可疑的事情。尤其这些背后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势力,会不会尊重民主/选票原则又是可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民主事业中,选举中,最好没有枪杆子的一点地位。但刚刚从战场上打下江山,那些枪杆子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接受选票的重新裁判吗?

打下来的江山还需要民主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者说得客气点:打下来的江山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被批准,却很难通过民主程序被推翻。

战场决胜负之后,还有一件绝对糟糕的事情就是会留下极多的血海深仇。双方都会有无数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以及无数的出卖与背叛。这些割到骨髓的伤口,没有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根本无法愈合。

现代的普选民主要良好温和运行,对社会条件的要求太高。就算是没有战争,就算是战争已经过去很久,只要没有足够的经济发展,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健康的民主就还是建立不起来。战争必然造成破坏,必然会推迟经济社会环境成熟的时间点,也就是推迟真正民主建立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在第三世界的无数国家,还有过难以计数的军事政变。请大家看一看,有没有军事政变以后,真正导向了能够成活的民主的先例?其实有军事政变出现,就已经是民主的条件不成熟的鲜明标识。但那还比真正的内战危害小。

利比亚未来的政局可能走向民主有两个有利因素:第一就是它有石油,这个国家真的不穷。但是石油财富都掌握在国家或占人口比例极少的一些石油集团手中。社会上并没有同等富裕的比如东亚国家所必然拥有的相当广大的自立自主的中产阶级。第二个有利因素是,这场战争实在是北约帮着打胜的。西方在利比亚的战后经济与政治重建中,必会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可以说就是教父教母。谁要再独裁不可能。局面太乱了,也会受到干预整饬。

剩下的其它方面全是不利因素。比如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的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的“三纲”传统、敌对势力之间不宽容不妥协传统;比如战争留下的血仇;比如还没有完全整合,现在自然更加激发的部族矛盾;比如造反派中没有主导势力的复杂的派系。我实在难以给利比亚的民主前景一个高过10-20%的成功几率。

只有在社会发展足够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只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政治革命才能事半功倍。早产的政治变革永远会带有太多的副作用。我们只应当去完成历史条件真的已经要求我们去完成的变革。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比如废除终身制就是历史已经要求,因而应当完成的变革。

妥协是不同势力和平共处是民主的最基本要义。一个势力通吃是前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共居一体而又互相监督互相合作,非常需要技术。一派通吃,当然不是民主。一拍两散,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依然不是民主。

   “中国应建立一个揉和了东西方制度长处,摒弃了两者短处的政治制度

大家都不希望中国革命或内战,你认为如果中国不革命的话怎样转型的可能更大呢?

关于中国应当如何政治转型。我也有过很多的思考。我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寻找一条渐进的,和平的,自上而下的转型之路,而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糅合了东西方制度优点,排除了双方缺点的,足够创新的折中政体。

更具体一点说,我以为,在中国大陆搞民主,100年以来,一直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已经慢慢地开始成熟了。中国搞民主的第一条件,就是财产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已经在大陆全面恢复。中国的经济真的很繁荣,各方面都在虽然难免不均衡地飞速发展。在政府以外运作的公民社会,也是在迅速成 长。到今天,大陆沿海地区的大片地区,人均已经过万,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已经没有差距。经济条件不具备,已经不是理由。我们真的可以在政制改革方面开步走 了。当然我并不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的制度,我主张的只是折中,只是朝着更多共和要素的方向实质性地迈步。我们总不能设想,现在的制度,已经接近完美,只需补苴一些罅漏,就可以把中国引领到世界一流强国的地步了吧?

我们要探索的新的路径,如果概括成一段话,似乎应当是:这个政体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并不轮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须受到足够的监 督,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足够的参与,必须是足够的透明,足够的流动,足够地法制化……总之,这个核心主导力量必须做出一切足够的让步,以交换他的不被轮替,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利益,才能长治久安。我假设的这个终极目标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个词组应当是受到有效监督的行政主导。

看着眼下中国已有的蓬蓬崛起之势,看到至多不过一代人之内,中国就有极大的几率可以重新赢回曾经拥有十多个世纪的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我不能不兴奋。但看到今日的中国一半继续使用完全过时的共产术语,一半还要去借用自己对手的意识形态,在太多的场合说起话来理不直而气不壮,则实在让人憋气。我企盼着中国再出一位孔夫子式的大思想家,当然是在继承自己历史资源和吸取西方文明精华的前提下,为我们独创或者至少是融合更新出一个里外通达,园转自洽的意识形态,和建立于其上的独创的,至少是揉和了东西方制度长处,摒弃了两者短处的政治制度。没有这两方面的实质建树,中国的崛起就根本无法完整,也就根本无法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人类先锋。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开步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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