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主要内容
特别节目

张伦:重温六四学生诉求有助于化解中国当下危机

音频 11:42
“六四纪念大会暨国际同步声援四川异议作家李必丰”:嘉宾朗诵作品(04-06-2013)
“六四纪念大会暨国际同步声援四川异议作家李必丰”:嘉宾朗诵作品(04-06-2013) Kevin.G
作者: 凯文

六四事件的24周年已经过去。蓦然回首,这一悲剧已经被掩盖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头号禁忌。遇难者已逝,但是对经历过事件的幸存者来说,这是一个时时刻刻萦绕心头的悲剧,甚至对当年的决策者来说,也是如芒在背,不得安生。

广告

今天后人纪念六四,如果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图腾,可能会失去原本具有的道义力量和现实意义。如何把六四的诉求和当下中国社会结合起来?激活当年诉求的现实意义?在今年6月1日的纪念活动上,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旅法学者张伦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发出了呼吁。

RFI:您在6月1日的纪念活动中重温了当年北京学生提出的七项诉求,是什么促使您产生这种想法的?

张伦:我之所以重提当年这七项诉求,是因为发现近年来许多国人在纪念六四时,更多地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口号,比如当年的学生追求自由民主,很多人也谴责当年中共对学生的血腥镇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纪念六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纪念六四,必须记得当年学生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不仅对于六四本身,而且对于探索中国下一步的走向,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如果简单地停留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上,和我们现实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和中国目前的问题、困境与危机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提七点诉求的原因。

RFI:那么这七点诉求究竟是什么呢?

张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先生去世之后,17日就有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将他们的诉求进行归纳,成为后来贯穿整个学生运动的基本要求。后来的绝食则把诉求更加简单化了,就是要求当局承认这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与学生对话。这都是些简单的诉求,但后来遭遇到中共的血腥镇压。

这七点诉求的内容是:

第一项是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先生的历史贡献,要肯定胡耀邦先生提出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价值。

第二项是要正确评价对待那些因“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而受打击的人。这完全是符合宪法的、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第三项更具有现实意义,就是要求党政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我们都知道近一两年来大陆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布问题,但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下文,相反,前一阶段北京街头有志士打出标语,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结果陆续被捕,可能被判重刑。

第四项是增加教育经费,这在当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今天人们可能觉得有些大学已经很有钱了,但这个问题仍然有现实性:中国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仍然严重欠缺经费。这项诉求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仍然有它的意义。

第五项是要求取消北京当时关于集会游行的禁令。这一禁令是1986年学潮之后,北京市政府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就匆忙推出的条例。它当然是违背宪法的,不仅在当初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第六项是要求新闻自由,允许民间自由办报。我想今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今天中国所谓的媒体仍然是党的宣传工具,我们还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这仍然是中国目前不可逾越的一个严峻课题。

第七项是要求自由的、民主的选举,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选举民主只是有层级、范围、指向的区别,但归结起来都是要求宪法规定的权利能够更好地落实,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发展。

就是这样的七条诉求,官方全然拒绝,没有任何的正面回应,才导致了学生的罢课和游行,后来学生把这些诉求简化,只要求承认运动是爱国的、民主的,即便如此最后也被血腥镇压。我们今天纪念上述诉求,就是想说明一点,即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八九仍然是今天中国各种问题和危机所不可逾越的一页。只要这些问题不正面回答,中国就不可能有未来,不可能有和平、稳定、祥和的局面。我们姑且不提六四,仅这些要求而言,也是出于中国现实的合理需要,是今天所亟待回答的。

RFI:您提到这七项诉求,都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自1989年以来,整个国家的面貌也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反差?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和1989年相比,究竟是停滞、退步还是仍然有所进步?

张伦:24年过去了,中共当局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以经济发展为优先,鼓励大家发财,不要参与政治。只要过多地介入政治议题,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格局。正是由于一方面有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有经济发展,许多人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领域,中国经济这些年确实有长足发展,这是不容质疑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中共在六四之后,进一步放开经济领域的结果。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回顾八九之前,中国任何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出台,都面临很多的意识形态争执,所谓姓资姓社等等。正是八九这样一个冲击,以血的代价,让中共和邓小平下了决心: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挽救中共政权。即使只说经济发展,八九的流血代价也是后来经济能够相对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畸形发展、这种“党主发展”的模式,才造成了今天权贵的掠夺、环境的破损、道德的败坏崩解,这些问题在六四24年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又急剧地逐一浮现。这样一个增长期带来的一些正面的、能够导致遗忘的、能够暂时忍受的东西,现在开始越来越成问题。

今天中共重新面对新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来自哪里呢?是从它当时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合法性危机而开出的解决药方  发展经济  当中出来的。由此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又使中国今天面临着新的严重危机。这些危机,是这二十多年来畸形发展所积累下的后果。

如果我们不回到当年的一些正面诉求上去,来正面面对这些危机,而以所谓“维稳”的方式、所谓“七不讲”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我们很难说,中国会不会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大的危机,葬送这个民族迄今所取得的成果,面对更大的灾难。这是所有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执政当局来说不能不直面回答的问题,如果一味以为强力镇压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想今天积累下来的问题,早晚会爆发出来,到那时民众会付出很多代价,而对执政者也绝不是个福音。

RFI:在六四重温这七项诉求,在您看来,要重新推动这一进程,七项中哪一项或哪几项最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张伦:我想七项中增加教育经费当然可能是最容易的了。其他例如新闻领域的自由,能否由法律加以规范,让中国民众有更多知情权、表达权,能不能公正评价过去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丝丝相扣,相互连带的问题。

要说最简单的问题,能不能先公布官员财产?以“人民公仆”为标榜的官员,以“为人民服务”为标榜的国家,公布财产有什么不能做的吗?除非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其中的“猫腻”太肮脏了。但是如果这种“猫腻”、这种腐败、这种黑暗持续得太久,早晚也是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未雨绸缪、赶快公布,让民众来监督,那或许这个问题还有解。如果拒不公布财产,这种黑箱状态持续下去,权贵的恶性掠夺持续下去,那我想早晚会出很大的问题。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下载法广应用程序跟踪国际时事

Download_on_the_App_Store_Badge_CNSC_RGB_blk_092917
页面未找到

您尝试访问的内容不存在或不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