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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

张伦:“七要讲”才是中国的希望

音频 10:55
作者: 古莉
30 分钟

中共新领导发布指令,禁止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是为“七不讲”。法国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在上次《人与社会》谈了“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不许讲,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本次《人与社会》专题请他继续解析“7不讲”的后面三个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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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错误不能讲是不自信

 张伦:“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讲”,据说它的前提是要“继续高举毛邓旗帜”。如果说毛的错误不能讲,那就不会有邓了嘛!之所以有邓的时代,就是在以批评、否认毛的错误的前提下,才开出一个新的时代。这样荒唐的提法,我觉得是不自信到极点的一种状态。一个政党不能讲自己犯过错误,不就是“神”了嘛,就是伟大,光荣,一贯正确了。这根本不可能是事实。而且,过去造成的一些错误不检省的话,只会犯更多的错误。这是连个王朝的帝王都懂得道理,怎么现在这些人见识到如此的水准,我真的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讲,那我们要讲什么?就是中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样讲的 话,就会让所有人都觉得是滑天下之大稽。恰恰是人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尊严,赢得未来。而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检省,用掩耳盗铃,鸵鸟方式处理问题的政党,没有自信,不会赢得人们真正的信任,也绝对不可能有未来。

 中共前后30年的异同

 法广:习近平最近提出,中共掌握政权后的前后30年不能对立起来,认为都是对的。怎么会出现这个事儿?

 张伦: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提法,因为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在有一点上他也没有说错:这六十年确实是中共一党统治方式下来的,许多统治方式是始终如一的。比如最近要搞整党,包括新闻控制,这些东西,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那30年和这30年,本质上,老实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另一方面,这30年和过去30年又有一个重要不同:后30年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前30年的一些错误,改正了一些做法。比如,给人们更多一些自由,在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给人们一些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点,又是这30年跟过去不一样的。

 那么,他(习)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前30年也对,后30年也对,那么,如果前30年对,就不会有后30年了;后30年对的话,前30年就肯定是错。

 如果是说,他要坚持一党专政的管理方式,前后两个30年一致的这些东西,这方面,恰恰是后30年发展到今天,要有突破,要有一些新的模式发展出来,才能够不仅仅对这30年,对前30年和这30年都具有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些检省,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做一些新的尝试出来,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个角度讲,他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只能是延缓中国社会进步,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思想解放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权贵结盟 尽人皆知

法广:7不讲里有“权贵资产阶级不能讲“,你怎么解读这个不能讲?

 张伦:那当然不能讲了嘛!中国现在谁有钱?谁有权?而这个权和钱双方的结盟,又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所有中国人,甚至外国人,都心知肚明,当然也是高层心知肚明的事情。你说这些人到底拿了多少钱?贪了多少钱?不要讲西方媒体披露出来的关于中共高级领导人家产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文,没有解释,就讲他们现在审判的官员,这个铁道部部长,贪那么多钱,这不就是权吗!“贵”是什么?是那些与权相连的暴富的商人,是他们给他又送女人,又送金钱。这个 “权贵”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利益结盟,这样一个集团,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自己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大规模的腐败,形成利益集团,否则也不会引起人们这么多的愤怒和反响。

如果这个提法不能提,那你能不能给我提出另外一个提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提法?我想,这种粉饰太平,掩耳盗铃的不正视现实的做法都是内里不自信的表现。其实你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勇敢地挑战,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能最后找到出路的做法。

 司法不独立 社会不公正

 法广:传说“7不讲”里最后一个不要讲是“司法独立”,你怎么看不让讲司法独立?

 张伦:不让讲司法独立,那肯定还是要“党管司法”,“党大于法”。但问题是,你司法不独立,怎么解决中国社会不公的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这么多遍地的冤案?怎么解决司法里的腐败?如果说,政法委能管理,能办好这个事情,能很好的给社会以公正的话, 那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就不用谈了嘛!

古今中外历史现实都证明,司法独立程度和社会公正水准有很直接的关联,司法越独立,很大程度上就越能清明。而司法一但清明、独立,这个社会的冤案才能减少,社会才有更多的公正,人们在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平,受到冤屈的时候,社会有矛盾的时候,才能有一种司法救济的途径。你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以党的管理方式来办案,司法不能独立,那么中国的社会不公正,不平之气,暴烈之气,只能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

如果过去党办案能解决问题,那就不用等到今天,今天的所有问题我们也就不用谈了。所以“司法独立不让讲”,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要讲什么。但事实上,最近我也看到在探讨所谓的司法改革问题。比如说,能不能把地方的司法权力直属归中央垂直管理等等。姑且这个问题最后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独立问题我们不讲,但这个思考和尝试的逻辑本身就是司法独立的逻辑,就是要司法从地方的行政权力当中独立出来归中央管。这样一个做法在做,但是又不准讲,就很让人无法理解。

 

“七不讲”造成社会和权力紧张

法广:那么“七不讲”能否缓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张 伦:这样的“七不讲”的出现,可能是跟中国现在面临比较深重的一些危机的状态有关。而面对这样深重的危机,中共现在鉴于各种各样利益上的牵葛,政治上的考 量等等,又不愿意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那么所有的目标,可能就是维护当下的稳定,统一思想,靠这种旧的方式来应付这样的局面。但是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回避不了的。不管你中共发第9号文件,还是发90个文件,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当下社会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你不去面对,以掩耳盗铃和鸵鸟的方式来处理,只会延误问题的解决。最终你还要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来,所以你怎么要求不准讲,其实人们内心可能还是都要讲。社会追求的取向也还要向这方面发展。 它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权力的紧张只能更严重。

 “七要讲”才是中国的希望

法广:中国的改革与转型朝着什么方向走?

 张伦:中国的和平转型,和平改革渐进, 能够走出一个可能的方向,其实在我看来,恰恰是“7不讲”当中的东西都要讲。出于现实的一种考量,我们可以不一定用一种激进的方式讲,但是用渐进的方式来讲,让这些东西深 入人心,比如说自由,人权,民主,法治这些慢慢都要讲才行。新闻自由,要给人们多一些新闻的空间,这样才可能真正纠正执政者的失误,监督腐败。没有新闻自由,你谈什么“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习总讲这句话,不是完全一句空话吗?“公民社会不讲”,你怎么能建设一个新的现代的社会形态?“公民权利不讲”,共产党错误的历史真相不能面对,这些都绝不能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所以,恰恰是循着现有的法律框架,通过改革的方式,多讲这些东西,中国方能够走出一个希望来。在我看来,也是唯一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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