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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无极的世界 ——用绘画阐释存在的自由与“无法澄清的生命”

作者1997年3月12日拜访赵无极
作者1997年3月12日拜访赵无极 林飞摄于赵无极画室

摘要:赵无极在 『卢浮宫对话』 (Louvre Dialogues) 一书中说: “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传统,而我则受制于两个传统”。这是他要“突破”的两个“围城”。他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画家”,他也不做任何人眼中的“西方画家”。在艺术领域里,他不要受任何限定。他要的是自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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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的世界   用绘画阐释存在的自由与“无法澄清的生命”

安琪

 

现代派抽象绘画艺术大师赵无极(Zao Wou-Ki,1920-2013),是二十世纪第一位跃居西方现代派艺术主流的法籍华裔绘画大师,也是艺术生涯最长、最完整的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艺术家。时间跨度从民国时期到二十一世纪――期间避开了共产党执政期最黑暗的年代。

何以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时间差”,对于赵无极这一“个体”来说,非常重要。是生与死,存在与否的关键所在。现代派艺术,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旨在突显人的自由与解放。“五四”时期的中国文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三十年代(1930)含有“租界文化”元素的上海都市文化现象,通过对个性的张扬,肯定自我的存在。被视为中国文人试图冲破传统束缚、向往自由的一种现代性追求。

然而,这一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性,自1949年以来的数十年间,被执政中国共产党视为“异端”,遭到严厉批判和排斥。“政治挂帅”,“阶级性”排除现代性。现代派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是禁忌。凡与“旧时”沾边的一切,都被视为封资修而被整肃。“适时”离开的赵无极,得以“避难”。而他的父亲、家人却深陷困境,难逃一劫。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赵无极这个幸免于被“共产思想”毒化和污染的民国时人,之于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意义。才能略知赵氏独有的“无极的艺术”,之于世界的价值与启示。而这些,远不是他的画作之“天价”所能概括的。

赵无极生时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画家”,死时安葬于距他的画室“一箭之遥”的蒙巴拉斯(Montparnasse)公墓。怀有“强国梦”,却罕与中国人来往。跻身于法国主流艺术圈,却“咬断舌头”埋头画画,执意不受任何流派所限。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尽孝之道”则是回国讲学,为了父亲那“无法澄清的生命”。(无极的挚友、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 1907-1988。)他的艺术成就于法国,却被大陆媒体视为“国宝”,成为“引进国门”的“先世界、再中国”的外籍艺术大师。

这一切,构成了赵无极具悲喜剧色彩的传奇人生。个中传达着中国人的百年沧桑与荣辱,传达着赵无极这一个体生命及其艺术的存在之秘。而赵无极在身后“被回归”――这一来自“大中国”的“殊荣”及各种报道,则暴露出对赵无极的“关注错位”,显示出深刻的文化冲突――不单是一般意义上文化认知层面的冲突,而是包含人文的和教养的心理冲突。反映出经历政治、经济双重压迫的中国社会形态下,人的情感道德 的失落和价值精神的整体匮乏。
声名显赫却心怀隐痛

赵无极于上个世纪中期,怀着对自由艺术的渴求前往法国,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六十余年间,他的绘画艺术日臻发展变化,不断超越绘画语言和各种规范。他用心灵挥洒的“无声的交响”(高行健语),拓宽了现代派绘画的艺术境界,并赋予其多种可能性和启示。他的个人画展多达近200次,遍及世界各地,为许多国家艺术博物馆所收藏。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法国艺术家最高荣誉, 并于2012年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终身院士。

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却出乎意料地谦和平易。没有那种“天才艺术家”逼人的“气场”,也没有那种“意外”获奖的“异乡人”常见的 “边缘”恐惧症造成的若惊若宠,惊宠之态总是让人感到忐忑不安,心生怜悯。无极不同。他是那种知敬畏,有底蕴、有非凡创造力的真正艺术家。

我与赵无极相识,是在1997年3月12日。作为慕名拜访者,我知道大师惜时如金,不敢冒然。经友人引荐,头天电话,第二天下午就得以晤面了。

赵无极的住宅坐落在巴黎蒙巴拉斯区的一条小街上,是一栋由仓库改建的画室兼居所。扣开简朴得令人疑惑的小门,里面却"曲径通幽"。随主人乘专用电梯到楼上画室,立刻被重叠而立的巨幅油画和地板上一幅未干画作的艺术气韵所笼罩。初春的阳光透 过巨大 的玻璃活动“天花板”,将作品的精微展示得一览无余。

大师告诉我,他画画不用灯光,全靠玻璃天窗采光。光线自然,能够准确传递画家所要色彩的细微精妙之处。活动“天窗”的另一个功用,是吊车通过这里将大幅画作拿出去装运。

我面前这位颇具盛名的艺术大师,目光深邃而温和。他话语不多,从容安祥,举止中透着儒雅闲静的大家风范。宛如一位涵养深厚的邻家老人,见到他就会让人敬意油然。

大师将罐装可乐斟在杯中递给客人,自己打开易拉罐直接喝,一边任由摄影家林飞“导演”镜头。

得知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他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校,他说:“做外交官,对孩子的读书会受影响”。(指随夫外派述职――笔者注。)没想到大师如此细致体贴,让我这个离异再婚的“准单亲”深为感动。

无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画册,和他与妻子弗兰索瓦.马凯(Françoise Marquet)合著的法文版传记「自画像」(Autoportrait)题名赠我。还写下他在巴黎南部百公里处的古堡别墅的详细地址,邀请我抽空去玩,说他5月份以后会去那儿画画。那是一座15世纪和17世纪建筑相连的古堡,1991年划为法国文物保护。古堡雄浑古朴,静寂深远。熟识无极的朋友都知道,那是无极的和平之地。在那里,他用色彩和线条穿越历史的隧道和星空, 任精神自由驰骋。逢圣诞节,他也时常在别墅招待亲友。当他逝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在法国各大媒体报道后,附近小镇那位经常受到无极惠顾的酒店老板,怎么都想象不到,这个不苟言笑,亲自为亲友查看房间,在客房里放上鲜花和巧克力的画家,竟然如此闻名。

遗憾的是,一面之缘,竟成永远。之后的岁月里,我随夫漂泊,但不论到哪里,都带着大师的赠书和画册,闲来品阅,总有心得。虽难以相见,但心有所系和祝福。今大师离世,聆听当年录音,声容依然。期间(2000年)我也经历了母亲病危而被拒国门之外,不得相见的情殇,更加体会大师的丧父之痛。

感 念大师的一生,是敬爱的父亲支持他走上自由之路,成就艺术之辉煌。而父亲自身则死得莫名,让无极情何以堪?!无极重情重义,他经常以挚友的名字题画致敬, 表达内心深厚的情意。他三段婚姻中的三个女人,都在他的绘画中留下了记忆。旅居美国的弟弟无违病逝,他也是用绘画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就是没有看到他专为父 亲题名的绘画。 “大痛中没有歌” ,(无极的知音、诗人,抽象派画家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 1899-1984)我想,无极的丧父之痛是无法用某一幅画作所能表达的。他的一生都在通过绘画与父亲对话,向父亲表述那无法比拟的父子情深。他在画室中冥想,他在冥想中绘画。他冥想了一辈子。

我更愿意相信,父亲就在他的冥想之中。他们父子相互陪伴了一生。父亲是他的冥想之灵。

无极的“似水年华”

赵无极的似水年华,有欢乐,有亲情,也有国弱民穷的深刻记忆。他生命的三个板块,是亲情、艺术和友情。这三个板块重叠、交叉、互补,伴随着欢乐与情殇,构成了他的跌宕人生。

赵无极1920年2月1日,生于北京一个传统书香世家。在他6个月时,母亲――一个遵循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伦理长成的旧时女子,效法“孟母三迁”,将家从北京搬到上海附近的南通,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教育环境”。(见「自画像」,下同)

二十多年后,当赵无极决定到巴黎发展时,他一下子就选定了巴黎第十四区艺术家聚集之地蒙巴拉斯,作为永久居住地。不论是初时栖身旅馆,还是租房,到建立自己的画室、住宅,他都没有离开这个有灵气的艺术之地。这不能不说是“孟母三迁”的 新版。也正是在那里,赵无极广交益友,建树了自己卓越的艺术人生。多年后,他的妻子弗兰索瓦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一到巴黎,就能结识到那些炙手可热、对西方 现代绘画产生影响的当代艺术家和画商?无极笑答:不知道。由是,妻子感叹人生那不可测的神秘缘分,一如她和无极的姻缘。

赵无极的祖父是清末秀才,对长孙宠爱有加。无极的名字就是他取的,含原始终极和永恒存在的无限,有无边无际,没有穷尽之意。幼小的无极,刚能握笔,便每天在祖父督导下习写书法,用心去体会祖父所教诲的这门“最能传达感情的艺术”。 父亲赵汉生是银行家,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绘画爱好者和收藏者。看到无极自小显露的绘画天赋,父亲经常给予毫无保留的赞赏和鼓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无极的才学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他14岁时,父亲不顾子承父业的传统,支持他进入杭州艺专(浙江美院前身、现为中国美院)学习。开学那天,父亲放下工作,亲自送无极到杭州入学。
当 时,全家已从南通搬迁到上海。那是一幢有大阳台、自来水、设备现代的三层楼房,还有一个颇具江南园林韵味的大花园。这一景致几乎构成了无极一生的生活布 景。即使到了巴黎,他也在自己的住地开辟一块小花园,栽几株翠竹,挖一湾湖井。潺潺水声,穿过画室,穿过他的冥想之思,连接着他那遥远浓厚的乡情和亲情。

在杭州艺专,最令他开心的是放暑假。每次放假回家,他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涂涂画画。父亲工作之余,经常陪伴一旁,满心欢喜地看他涂抹。这是无极一生中最温馨的回忆。在父亲逝去的四十多年里,这一幕一次一次地平复着他的伤痛。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方绘画并受到影响的?为什么执意要离开中国呢?”我问。

赵无极说:“四十年代(1940)我在中国的时候看不到什么东西。(指油画真迹――笔者注。)但是有很多美国杂志,如「生活」(Life)、「时尚」(Vogue)等。每期都有一幅现 代画插页,如塞尚(Cézanne)、马蒂斯(Matisse)和毕加索(Picasso)。 我把它们剪下来,贴在那里当宝贝一样。上海法租界有一个书店,有法文版的艺术杂志,配有图片,我常去看,就这样受了很多西方画的影响。那时教我们水墨画的 是潘天寿,我觉得中国画从十五世纪以来就是临摹和照抄,没有自己的东西,整天描那个玩意儿,闷死了。林风眠先生留过学,比较开放一点。其他都是学院派的, 所以要画新的东西也不容易。”

对许多中国画家来说,潘天寿(1897-1971)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在不谙世故的少年无极眼中,则只有艺术,没有其它。他不想做一个临摹的画匠,而想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无极所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潘天寿是中国最后一位恪守传统的国画大师。

六年的艺专学习,无极在传统必修课之外,选择了油画。20岁时艺专毕业,被学校留作讲师。回忆那段时光,无极感情复杂地说:“我教的学生都比我年龄大。他们说:赵无极还没有出过国,画什么新派画?我对自己说,非去‘镀金’不可。那时林风眠先生当校长,他说:‘你镀金两年回来教书。’我答: ‘假如我能在法国生活,我就留下来’。 ”

说到这里,年近八旬的无极,孩子气地笑了。那是一个人最珍贵的青春年华,无极没有虚度,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当时的无极,不满足于教学。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断地反问自己,为什么当我要表达复杂情感时,我的绘画语言和想象力会如此贫乏?为什么我会如此陷入中国传统,只知道临摹重复?带着问题,无极潜心研究马蒂斯、毕加索和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他常常手拿画笔,长时间地面对画纸,沉浸在构图、色彩的想象中:如何象马蒂斯那样使用色彩?怎样布局空间?印象派绘画的绚丽色彩和朦胧是怎样形成的等等。他以妹妹无宣为模特儿,画了许多肖像。尽管感到学校生活单调苦闷,他还是非常勤奋地努力工作着,从不松懈。
他迫切感到:“要想随心所欲地画画,只有离开”。

通往自由之路

早在1938年,无极随艺校迁移至重庆时,结识了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文化参赞瓦迪姆.艾利塞夫(Vadime Elisseff)。在他的鼓励下,无极萌发了去巴黎的念头。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艺专由重庆返回杭州伊始,赵无极便郑重地向全家宣布:不想继续当老师了,要去法国深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是时,早已返回巴黎的艾利塞夫,亲自带去了赵无极的20幅油画,并于1946年参加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举办的“当代中国绘画”展,成为赵无极走进法国艺术圈的“敲门砖”。

赴法签证办了两年才得到,启程时已是1948年2月26日。

说来恐怕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赵无极并不喜欢大海。在他的记忆中,大海是“侵略者之路”。因了被侵略的历史而惧怕、反感大海,却毅然沿着恩师林凤眠早年游学的足迹,乘坐那座已然老旧的安德烈.勒奔(André Lebon) 号邮轮,经香港、西贡、科伦坡等五地辗转36天,飘洋过海前往巴黎――这是赵无极经历的一次人生重要的考验和冒险。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或者去巴黎,或者死。”正是这样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和意志,赵无极抵达了自由的彼岸。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老一辈人身上,有着刻骨记忆。不象1949年以后出生的“后来者”如我等之辈,多是从教科书和官方媒体以及博物馆“被灌输”的 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主义情绪化的非理性成分比较高。上世纪末第一次走出国门时,本能地感到中国大陆与外面的世界反差很大。同香港人和台湾人接触,感到他们 的谈吐举止与大陆人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的――相对健全的民主机制,保证了公民本应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延续和完善了有序的社会文化结 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有道德底线。而中共的专制统治,带给国人的是很深的恐惧与自卑。甚至一个街道大妈,平日里看去挺慈善随和的母亲或长辈,只要她戴上 纠察字样的红袖章,就象是有了某种“权力”,态势马上就不一样了。“文革”期间,这些无所不在的“街道卫士”(俗称“小脚侦缉队”),运用窥探、告密所掌控的“生杀权”,让每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精神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文革”结束后,“小脚侦缉队”的标签改为“马路纠察”,但整人的习惯却没有改,常常毫无缘由地呵斥从她面前走过的路人。我当年在某青年报当编辑时,一次推着自行车穿过步行街上的斑马线,去对面印刷厂付印报纸,就被“纠察大妈”的“怒斥”吓了一跳。受惊的我,回过神来,气愤地告诉她“不许呵斥公民”。见她一脸茫然,仍理直气壮地继续“呵斥”行人,我只有苦笑。那是一种怎样的魔咒,才能让人变得如此失态。对长期遭受政治压迫的国人来说,这种“专制文化”实在“猛于虎”。八十年代(1980)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热”,崇尚“蓝色文明”、“全盘西化”,就暗含对“专制文化”的反抗。“出国潮”是那个时代具多重“意义”的社会景观。
当 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门的开放,大家也感到了不同中的差异。其中,有人文、文化的,也有被殖民后的变异。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先后到东南亚岛国居住数 年,这些体验给了我启发和思考。不同统治下的民风自然不同,有宗教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不同,则很明显。感受深刻的是,被殖民过的国家,国民的民族自尊心非常 强烈。例如缅甸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国家(1886-1948),大部分时间却不受英国直接管辖,而是附属于同样英属殖民地的印度(1886-1937,长达五十余年),是殖民地的殖民地。这就是为什么,缅甸人内心深处强烈的排外情绪,至今没有降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缅甸军政权统治得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甚至在发生了“六四”屠杀后,仍能掌控政权并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指数,跃居为世界强国之列。恐怕不能排除中国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记忆。

当年极为罕见的自费出国生赵无极,不可能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民族精神。他要寻找的艺术自由,潜意识中是否也包含文化意义上的“坚船利炮”呢?

1948年4月1日,赵无极从马赛转乘的火车经过一夜颠簸,抵达了巴黎市中心的里昂车站(Gare de Lyon)。当天下午,他就去卢浮宫看画。第一次参观梦寐以求的卢浮宫,无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天才艺术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 1519)的蒙娜丽莎(The Mona Lisa)画像前,伫立良久。画家首创的明暗渐进法,在这幅不朽画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色彩柔和,笔触细腻,光的递进使画面产生立体感。达芬奇独特的艺术语言,让无极恍悟:“哦,原来油画还可以这样画”。

置身名画荟萃之间,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感到惊喜豁然。走出卢浮宫,内心却隐约泛起一丝淡淡的失望。为什么?他当时还说不出个究竟。自此,他每天都参观博物馆。两年间,他看遍了巴黎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瑞士、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小博物馆和画廊,在他的“旅行笔记”中,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心得体验和思考。对色彩敏感的他,感到意大利的绘画色彩,略显苍白。他睁大眼睛,用心寻找新的色感。

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画家”

赵无极一到巴黎,就立志做一个自由艺术家,而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画家”。这一定位,确定了他的艺术高度,是一种有尊严的现代性追求。在无极看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玩意儿”(法语:chinoiseries),是一个暧昧的词语。上至价值连城的古玩珍宝,下到一文不值的廉价工艺品,都包含在内。含有某种程度的轻慢和”非我族类“的距离感。西方人对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从早期的崇拜、稀罕,到之后的轻蔑,正好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惊羡、模仿、学习、怀疑和轻视的过程。

有一个小插曲,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尽管许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法籍西班牙裔画家毕加索,当时称呼赵无极时,总是叫他“小中国人”(Petit chinois)――大概出于善意,中文媒体译为“矮个中国人”。事实上,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口头禅”,与身高无关。以标新立异著称的毕加索,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且不说赵无极算不上矮个,即便是,小字后面应该是他的姓或名,而非国家。与中文一样,法语中常常称呼“小姑娘”,“小男孩”,“小伙子”,或者在昵称前面加个小字,而不是在国族前面加个小字。(中国人俗称日本人为“小日本”,其间含有被侵略的历史渊源和潜在情绪,决无优越感可言。)由于语境的不同,称呼本身可能并无贬义,但听来难免感到别扭。反过来,如果你称呼某西方人为:“小法国人”,或“小西班牙人”――当然,这肯定是一个贻笑大方的比喻。有着侵略历史的西方帝国,在他们的语感里,这种所谓“口头禅”,仅仅属于那些曾被侵略、被凌辱过的国家。传统文明浸淫下中庸谦卑的中国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可以仿而效之。近来,缅甸这个国家被频繁提及,“小缅甸人”也成了一些西方人称呼缅甸人的“口头禅”。缅甸人民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姬的关键词成了“漂亮”、“美女”。她本来的身份,则相对淡化了。对一个年近七旬的人轻言美女,未免有失尊重。有些媒体还用了“亚洲最漂亮”类的字眼,让人哑然。难道监狱、软禁、家庭分离,也可以成为当代的选美平台?浮躁如此,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

毕加索何等了得!当年,我和许多朋友一样,对毕加索心怀敬慕。八十年代(1980)末,毕加索的反法西斯名画「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曾多次被追求新闻自由的编辑、记者用来打“擦边球”, 反抗专制暴行和政治压迫。移居巴黎后,与毕加索博物馆相邻,欣然前往,却暗自惭愧。因为无论怎样,都无法说服自己真正喜欢他的画。在我看来,那些几何图 形,线条生硬尖利;变形的女性肖像,充溢着欲望,赤裸而直接,包括色彩和笔触,有刻意求工之嫌,似乎缺少某种更深层次的绘画语境。略知一二这些女人背后的 故事,难免让人失望。坦白地说,毕加索对待女人的态度,的确不足称道。女人之于他,似乎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而仅仅是他宣泄的性工具,以及成象 的模特。他的画创造性和破坏性都很强,看他的画,仿佛感到他心中有个魔鬼在蠢蠢欲动。为他赢得很大争议和名声的画作「维尼翁的女人们」( « Les Femmes d’Avignon »,1907),被称为“妓女中的妓女”,大胆和无耻均达到了令人震撼的地步,艺术反而位居其次了。

俗 话说,文(画)如其人。秉承择优而居的赵无极,他追求的自由开放,是具士大夫情怀和君子风度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养的一介儒生,赵无极生性腼腆,到巴黎 多年,都不敢正视那些善于眉目传情的法国女人。每遇上述情况,他就垂下双眼,做无视状。对于毕加索的作为,他可以听而不闻。但是,毕加索的“破坏性”,却不能不妨碍到他,让他迟疑却步。无极这个被毕加索“昵称”为“小中国人”的东方青年,从不为名气所迷惑。他要的是创造性而非破坏性。他要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

无 极决心要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绘画的束缚,寻求一种新的自由大胆的绘画方向。问题是,中国画的影响在他身上已根深蒂固,渗透在血液、细胞中,要想摆脱,谈何容 易?于是,无极断然地摒弃一切与中国画相关的东西,包括笔墨、宣纸,甚至意念。二十多年后,当他照顾病中的妻子美琴(陈美琴,1930-1972。是赵无极的第二任妻子)时,无法画油画,作为排遣,他重拾中国画,发现尘封的宣纸都发霉了。

与此同时,无极尽可能地让自己融入法国社会,融入西方文化艺术圈。除了参观博物馆、画廊,他注册了在国内时就从法国刊物上得知的巴黎大茅屋艺术学院(Academies de la Grande Chaumiere ),学习素描、雕塑、油画等课程。在那里,他如鱼得水,感受到与中国教学完全不同的自由氛围。

无极的融入是没有保留的。包括他的名字Zao Wou-Ki(中文拼音:Zhao Wu-Ji),就是根据法语发音而来的,连音标都改了。同时,他与中国人的交往也日见稀疏。

丧父之殇,如“长矛当胸穿透”

两年时间很快就到了,无极的积累刚刚开始。他决定不回国了。写信给家里,立即得到父亲的赞许,并寄来一笔生活费,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就这么留下来了” 。赵无极语气低沉,象是在追溯遥远的回忆。那里,有对父亲的深重思念与缅怀。当年,带着父亲给他的3万美金,赵无极携妻来到法国。他不仅留下了,而且一留就是一辈子。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探亲,家园却早已“换了人间”――父亲已逝,但不是他想象中的 “寿终正寝”。 那是1968年,“文革”势头正猛,他的父亲作为大资产阶级受到新政权的批判。父亲在”解放“前夕送他和弟弟到国外“镀金”,被斥为“处心积虑”,是 “国家的叛徒”。 上海那所他度过似水年华的花园楼房被没收,年迈的父母被赶到弄堂里一个狭小的亭子间里。父亲被红卫兵戴高帽挂牌批斗,每天打扫厕所,遭受邻里的冷漠歧视, 人格尊严受到极大的践踏。老人不堪屈辱而病倒后,拒绝医治,只求速死――深知父亲禀性的无极知道,这是父亲表达愤懑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唯一方式。

无极翻开「自画像」里的照片让我看。那是一张解放前夕全家人在上海外滩码头,为他和妻子送行的合影。照片上的人们,有着那个时代最摩登的装扮:男士头戴礼帽,身着质地考究的长大衣。女士梳着好来坞当红明星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的时尚发型,戴着皮手套。儿子嘉陵在妈妈怀里好奇地张望着。青年赵无极决不会想到,那次相送,竟会是与父亲的诀别。五十年代(1950),他曾提议父母移居香港,安度晚年。如此,他也可以经常去看望他们。但父亲不愿意这样做。他是真心相信共产党、喜欢“新中国”的。他从未想过要离开中国。他更是万万也想不到,自己却被“新中国”置于死地。母亲长时间地向无极隐瞒了父亲的死因。人的尊严、生命,在当时以致现在都是禁忌和被忽视的。作母亲的不忍、也不想让长子承受如此沉重的痛苦。二十多年后,当赵无极知道这一切时,顿感“长矛当胸穿透”(夏尔诗)。可以想象,他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怎样的炼狱之旅。

父子亲情的割裂,撕痛着无极,“从此,生命再也不成为生命”(米修诗),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他的绘画事业多么辉煌,赵无极终其一生也从未能真正开怀过。

是时,恩师林凤眠被禁,虽多次提出,也难以相见。当年艺校的同窗,多被关押。他的行踪,有“专人陪同”。第一天 “陪同”的人用法语同他说话,而通晓七种中国方言的无极,连做梦都想讲母语。于是,第二天有关方面派了一个讲国语的“陪同”。那些天,“陪同”每天都背书式地向他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参观公社、工厂,让他体会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连与母亲叙谈,默默回味丧父之痛的情感都被这种强行的“洗脑”挤压了。

所闻所见使他惊心动魄,感念冥冥中莫非有神的佑护?!

试想,如果赵无极1948年没有离开中国,或者他两年后如期返回,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他能逃脱被打为“贱民”,“艺功”俱废而抱憾终生的命运吗?那些艺专同窗,“文革”结束后,他们再度挥毫作画,颇为自得地展示给无极的,却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画――三十而立,成了“六十难立”, 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荒废了。这让无极不寒而栗。那个年代,无论从政的还是从文从艺的,都是被专政的对象。当年那些看好 “新中国”,为报国而“留守”的和“海归”的科学、艺术家,作家、学者,哪一个不是噩运连连,玉石俱焚?

父亲之死,如大树被连根拔起,断了他回家的“念想”。

尤让无极困惑不解的是,他离国前曾为父亲写了一半的回忆录,“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拿走,不知去向。蹊跷的是,八十年代(1980)的一天,他那同被抄走的画作,却在巴黎老牌拍卖行德鲁奥(Drouot)拍卖。待他得知消息赶到现场,画作已被一位匿名者以高价得去。

“邂逅克利”,寻找纯粹的自由艺术

“你的画从具象到抽象,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我将大师从沉思中唤回。

“这很难讲。刚来的时候,感到自己在杂志里看到的西方印刷品,是很表面的。真画根本就没见过,也没有见过老式的东西。于是我到博物馆、到别的国家到处看。开始是学习,慢慢地就同我年纪差不多的画家一起讨论,大家都有进步。那时正是摸索早期作品的时候,艺术氛围非常好。”

赵无极来的恰逢其时。当时的欧洲,抽象艺术经过三十年代(1930)的“现实主义之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沉寂,艺术家在纯形式的抽象世界中进行深入探索。到了五十年代(1950),抽象艺术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号称“抒情抽象”的巴黎“新现实沙龙”,先后聚集了诸如哈同 (H.Hartung) 、苏拉日 (P.Soulages) 、米修 (H.Michaux) 、马蒂欧 (G.Mathieu) 、法兰西斯 (S.Francis) 等艺术主将。作为跻身其中的唯一华裔画家,无极在这个艺术“高地”,避开了世俗社会的一应烦扰和人事纠结,以他独特的才智和不拘一格的艺术追求,成为他们中间活跃的一员,并与米修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的抽象艺术从这里出发,经历探索、踌躇、挣脱束缚、自成一家。

1951年 ,赵无极在日内瓦参展时,看到了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画。克利画中稚拙的线条符号和强烈的色彩,一下子就打动了他,让他茅塞顿开。

被称为“神秘多变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保罗.克利,是德籍瑞士裔画家。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天赋非凡。二战期间,因名列希特勒清洗、围剿的“堕落艺术家”黑名单而逃往瑞士。与无极一样,克利推崇塞尚、马蒂斯,有丰厚的素描功底。他的绘画语言变化多端,音乐节奏和“即兴”的瞬间感交融,点、线、面和空间的表达,充满孩童般幻想,色彩纯净,构图奇妙,传递着画家那不可思议的情感世界。这一切都让赵无极感到兴奋激动。他从这位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艺术家身上,发现了自己,看到了似曾相识、犹如甲骨文般的语言符号,“找到了一个自觉与本身的感情相关的亲密内在世界”(季玉年语)。这一“关联点”,在他的绘画“绿色风景”(Paysage vert, 1949)和“恋人风景”(Paysage aux amouraux, 1950)中,已然体现。

但是很快,无极就感到不满足于从克利那里发现的自己。他感到克利的“存在”不是自己的“存在”,他不想做“克利第二”。觉悟到这一点,他用了近两年时间,从自设的“克利陷阱”中跳了出来。尽管如此,“邂逅”克利,是无极绘画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他从克利那里得到的创意和灵感,几乎影响了他一生。

自1954年起,赵无极日渐抛弃具象,从早期的版画转向符号式的抽象油画, 并不断寻找“内心的需要”,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纯粹的抽象表现,用色彩取代符号,成为抒情抽象画派的重要代表。

从这时开始,赵无极不再为画命题。他欣然领悟清代画家石涛(1641-1707)所言:“画到无声,敢何题字”。他在画作完成之时,写上日期,以示 “分娩”成功。

不受制于任何传统,“让感情方面自由一点”

“同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马蒂斯、塞尚、毕加索比较,你与他们的不一样在哪里呢?”我问。

“每个时代的画,都有每个时代的痕迹。”一向“讷于言”的赵无极,不假思索地说。“马蒂斯当时也是属于首创时期。我觉得好的画家并不是说他画的好,而是他能够启发和给别人以新的东西,有发展。比如塞尚、马蒂斯就是这样的好画家。尤其是塞尚,到现在仍然给人以启发。”

行内人说,毕加索让人看到过去,塞尚则让人看到未来。无极的体会是:“毕加索教我怎样象他那样绘画,塞尚则教我怎样欣赏中国的自然风景,帮助我回到自我,重新发现中国画。”仍以毕加索“维尼翁的女人们”为例,出于对古代“部落”艺术和“黑暗”国度的好奇,毕加索从巴黎摊贩手里的非洲面具上获得灵感,创作出了那个相对封闭时代的产物,被视为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今天再看,就全然没有当时的震撼效果。反之,那陈列在马德里索菲亚艺术中心(Museo national centre de Arte Reina Sofia)的“镇馆”之作「格尔尼卡」,虽是一幅有政治元素的反战宣传画,却是画家具有悲悯情怀的心灵之作,从而感动了世界。日前,在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Museo Picasso),看到他艺术发展初期的绘画作品,可以感到这位天才艺术家充满激情和探索的艺术轨迹,让人释然。

尽管如此,赵无极与立体派、野兽派的争论,日益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留白的空间问题。作为立体派代表,毕加索的绘画风格近乎“几何拼图”,画面空间的“堵塞”,常常会让人感到“呼吸不畅”。而无极的画,则“是一种智慧”(德.维尔班Dominique De Villepin语)。是有呼吸、有空间、与自然万物相融的。

有现代艺术之父之称的塞尚,恰是赵无极终生信服和共鸣的画家。

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生于法国普罗旺斯南部艾克斯(Aix-en Provence),家境殷实。他10岁时开始学习绘画。20岁就有了第一间自己的画室。22岁法律学院毕业后,因父亲反对他当画家,而离家出走,前往巴黎。最终父亲作出让步,并给了他丰厚的经济资源。

塞尚摒弃西方绘画的传统观念和法则,强调艺术主体,重视直观和形式美,注重绘画的主观性,注重和谐,“形成充满光与空气的绘画风格”,是再现艺术主体的孤独者。受塞尚感悟,无极不久便明白了,他第一天走出卢浮宫时内心那种隐约浮现的失望,来自于那或明或暗、无所不在的西方学院派的“阴影”。

塞尚认为,“艺术是个人的知觉。我让这种知觉处于情感之中,然后求助理智把它组织成一件作品。”这与无极从小了然于心的“感情上有这个需要才画”(笔者「采访笔记」,下同)同理。

塞尚不喜欢空谈,无极亦然。他认为绘画是不可语述的。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评论我的画,我也不想去评论和解释。我就是画画”。听到年轻艺术家滔滔不绝地谈构思,谈绘画,他非常惊讶,有时禁不住感到好笑。

塞尚避开繁华闹市,隐居家乡,在自然风光中寻求绘画灵感。无际则在“通天”的画室里,徒面四壁,任精神攀登、穿越宇宙,将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倾泻在画布上。

评论多讲赵无极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与对西方艺术的学习。他自己并不全然认同。他坦言自己不去想传承或学习这类问题,他不被这些假问题打扰,而是自然的融合并且超越。超越到什么地步,对他来说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想象中的东西总是还要高一 点。”无极追求的就是那个未知的“高度”,那个无限的宇宙空间。他说:“你想要达到的一种意境,总是达不到,总是不能完全满意,因为画完一张以后,又有别的东西来,所以一直画下去。”

这是无极绘画的理由,也是他自身存在的理由。

无极绘画的状态,可以用“女娲补天”来形容。他辛勤劳作,一幅画要花费很长时间。“我整天都是画画,在生活方面简单得很,午饭15分 钟就吃完了,中餐西餐都可以。” 无极指着画面上一指厚的颜料说,“传统颜料干得很慢,干不了你就动不了。所以说,绘画是人一生的事情,要慢慢做。我的东西慢慢做能做得出来,快了根本不可能的。”

无极还说:“象我们这一代七、八十岁左右的画家,因为喜欢画画,所以画。并不是想赚钱。现在一些年轻画家,就是想怎么样可以成名,怎么样可以赚钱。其实没有办法赚钱,还是可以做一个画家。”也就是说,只有不以赚钱为目的,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画家。这也是无极绘画之旅的真实写照。无论他绘画作品的市场价值如何,他都置若罔闻。在金钱世界,他的精神从来都 “不在现场”。他只专注于自己的绘画世界,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一次他画得忘情,从又高又陡的梯子上摔了下来,左手臂粉碎性骨折,幸得好友兼骨科专家及时救治。其它轻伤,则时有发生。

同时,作为一个天才画家,赵无极的中国血缘中与生俱来的文化细胞,使得他比西方画家本身多了许多表现空间和想象力。他的画讲究“气韵”,空间虚实有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慢慢来,画的时候你空的一 个地方,和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都要连起来,不是说一幅画一个地方画好了就行了。中国画大家都是自己关在里头描来描去,把自己套在一个模式里。我们现在就是想突破这种老的想法,让感情方面自由一点。”

永不重复,追求不朽

赵无极在 「卢浮宫对话」(「Louvre Dialogues」1971年出版)一书中说: “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传统,而我则受制于两个传统”。(不是“服从于两种传统”――笔者注。)这是他要“突破”的两个“围城”。他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画家”,他也不做任何人眼中的“西方画家”。在艺术领域里,他不要受任何限定。他要的是自由的艺术。

有人或说赵无极的画是东方传统水墨画的意境,西方的绘画。无极坦言:“这是外国人的名词。中国的水墨我自己懂得太多,所以不想因此而取巧。我画水墨画是从1972年才开始的。当时我太太美琴病得很厉害,我没有办法画油画,只好画一点小的水墨画。米修看见了,说这个画很好,为什么你不画大一点?这样才开始画大画。但是水墨画我一年只画一次,差不多一个半月,一次画很多,坏了就扯掉了,差不多是一百张里留二十张。”

妻子美琴被病魔缠身,却让无极找回了中国画。这一契机,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是极富启示性的。他这一时期的绘画,无论水墨画(如「无题」,1972),还是油画(如「向夏尔致敬」,Hommage à René Char, 1973),都达到了其艺术创作的高峰,达到了“得形忘言”(司徒立语)之境。可以说,赵无极一生都在尝试跳出规范中的西画和中国水墨画的所有表达,通过对纯色彩、质感和空间的独特表现,来表达自己内在的主体世界,表达不同的“瞬间情绪”。他 的绘画风格,从具象到抽象,从符号到色彩,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突破的变化过程。对他来说,今天不是昨天,彼时不是此时。他要找的不是一个时段,而是整个 人生长河。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人类共存于一个宇宙,没有东西方之分。他要表述的是那混沌之初的万物之原貌,是回到终极。

在巴黎、意大利、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等地参观博物馆,感受那些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让我清晰地感悟到,在无极的画中 , 自有一种澄明的精神和震撼心灵的力量。那是一种不受任何宗教、传统、语言、主体所束缚的虔敬和飘逸,一种最接近内心真实的情感对话。他的画,是抽象的,又 是原汁原味的。画面纯净、空灵,富有激情。主体从物质视觉走向主观视觉,却又是人的精神视觉中所感受到的那个切实的永恒存在,情感被触动了。到了后期,他的画连笔触也消失了。他对色彩的特殊敏感,使他直接用纯色彩来作为绘画语言。被他赋予生命力的色彩,纯、明度的调配,烘托出飘渺的艺术气氛,色彩边缘的颤动感,奥妙无穷,画面宁静深远,把空间无限地扩大了。

在绘画过程中,无极逐渐明白,“我所画的跟我的内心经历十分相像。”在他的画里,“人的眼睛看到生命深处,因为他正是生命的一部分,那里并无分裂。 也许这正是赵无极所说的“作画的乐趣”的奥秘,一种竭尽全力融入世界、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存在方式”。(德.维尔班「在光线的迷宫中」,下同。)――从这里出发,便有了自由的存在并在这一存在中寻找自由的意义。

如果说,塞尚有生之年,“从内在超越的形式构成,走向纯粹形式的境域构成”,从而“终结了两千多年西方绘画的‘形式论’,开启了西方绘画的‘境域论’。”(引自司徒立「绘画的姿态」)那么,赵无极则紧追其后,在尝试 “境域构成”的可能性上,实现了自己梦想。

年前在意大利都灵(Turin), 参观排名世界第二的埃及历史博物馆。到处都是一群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他们随着老师的讲解,穿梭在辉煌的展厅中,童趣盎然。这种在西方各国随处可见的生活 场景,总是让人心生感慨。相比我们小时听最高指示,集体看革命影片、被组织起来参加批斗大会,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等等,在这样的 生存环境中,童真不真,“童言多忌”,天性活活地被扼杀在摇篮里,艺术细胞被窒息、被扭曲。这种建立在集体谎言、愚昧基础上的少儿教育,不仅滋生出红卫兵的冷血暴戾,也盛产那些“与时俱进”的“政治雷锋”。问题在于,当红卫兵终于以道歉的方式寻求自我救赎时,“政治雷锋”却仍然戴着永远正确的面具,在不同地域、不同阵营里,坚持发扬那一贯的“雷锋精神”,用所谓“道德”话语权来扼杀道德。悲乎哀哉何其胜也!

赵无极这个纯粹的民国时人,有幸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中,从而可以实现他的艺术抱负,创下风格独具的“赵氏画派”。从而可以安享晚年,寿终正寝。这样一个正常社会的平凡人生,于国人却仍然是另一个世界的神话。

少小离家老难归

赵无极不仅受到西方媒体的推崇,也是两岸四地同声称颂的艺术大师。因了他是华裔,被一些中文媒体冠以“国宝”级抽象艺术大师。问题是,如果赵无极“解放”前夕没有离开中国,那么今天,画家无极安在?这样一个为自由而画画的人,能够度过那些极端的鬼魅年代吗?父亲为大右派章伯钧、自己也“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十数年的中国作家章诒和,在纪念反右五十周年时撰文说: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见「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这样的“恶土”,何以容身?何以成就大师?

准确地说,赵无极抽象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始于走出国门之后。他是华裔,但法国艺术界将他引为自己的骄傲。冷战时期直到本世纪初,当红色中国与整个世界相背的时候,赵无极却是西方艺术家,以及名流政要尊重和敬佩的当代艺术大师。

赵无极开始受到中国大陆重视,首先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是政治层面的外在因素。1997年和2002年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两次访问中国,赵无极都作为总统特邀贵宾陪同访问,这不能不引起中方各界重视。第一次访问之后,他的画展开始在中国上海、北京、杭州隆重推出,收到了与八十年代(1980)完全不同的效果――不是国人比当年更懂得欣赏他的画了,而是他亮相的姿态,让国人感觉到了他的份量(而非价值)。在此之前,他曾于1982年 应好友、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约,为北京香山饭店画了两幅巨型水墨壁画,却一波三折,屡屡受挫。无极亲眼看到,他的画作在装裱前,被直接放在布满灰尘的地上, 没有任何铺垫。他和妻子弗兰索瓦默默地将画从地上卷起来,找来笤帚清扫地面――这种情景真的让人无语。那样一个崇尚书画的文明古国,怎么会变得如此粗暴不 堪,如此没有敬畏之心?在香山饭店落成典礼上,一位饭店经理对设计大师贝聿铭说:象赵无极这样的画,我也会画。赵无极当时就站在贝聿铭旁边,除了惊愕,未 置一言。“画家遇上兵”,他能说什么呢?这大概是无极第一次间接感受“文革”。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那场“人祸”造成的直接后果――“文明处在不文明的脚下,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章诒和:「空一缕余香在此  奚啸伯往事」)据说他的画作还经历了被取下来“打入冷宫”的遭遇――中国“文革”真正“革”掉了自己的命,让文化“命丧黄泉”。

初次体验来自同胞的冷遇与人格侮辱,赵无极是否更深地体会到了父亲所受的屈辱?

距香山饭店壁画风波十五年后,中国大陆递过来的“橄榄枝”却让赵无极感到为难。“九七”(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要办画展庆贺,向赵无极要五十幅画参展。无极说:“我 一下子怎么拿得出来?我说展览会的事不是这么容易,应该借画,没有这样简单。有保险,还有运输,有专门的包装,我希望有一个委员会组织这个展览。假如画丢 了怎么办?挂画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并不是随便就可以挂。而且,现在就是排目录时间都来不及。六、七月就要办。我别的地方都办了展览会,怎么抽得出来?”看上去淡定的赵无极,不觉加快了语速。他指着送我的画册说:“这本画册本来北京要出,后来说找不到钱,让我出钱。最后还是香港出的。”

这种以“殊荣”挟人,办事毫无章法的态势,让赵无极感到心里象是打翻了五味瓶般,十分纠结。好友米修的诗,真切地读出了他的心声:“你的国度里也有水的流动吗?……水冷时我们如此孤独。水热时却又是别种滋味。我该 如何选择?你又会怎样选择?坦白地告诉我,怎样才能彼此敞开心扉? ”(「我从遥远的国度写信给你」)

这一切,在赵无极陪同希拉克访问中国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这种情形未免令人尴尬,难道旅居海外的艺术家,回报祖国也需要政治“镀金”,向同胞出示“西方名片”吗?

是心结,也是“软肋”

赵无极从小就怀有强国梦。二战期间,他随着杭州艺校颠沛流离,途中目睹和亲历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贫穷,尝到了中国被侵略、被侮辱的不堪滋味。

他清楚地记得,抗战胜利那天,父亲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因痛心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父亲对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寄予期望。

正 是因为这一点,当无极得知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后,面对兴奋的西方媒体,他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沉默。他肯定顾虑到母亲和亲人的安危,但他想得更深更 远。在这位单纯的艺术家看来,是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军队,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认为这也是 父亲所希望的。尽管丧父之痛,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让我们将焦距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是一个受到孤立、不被重视的国家。被简单地称之为“红色中国”,或“毛的中国”。中国和中国人在他们的眼中是贫穷、落后、遥远、被奴役的代名词。视觉上不异于九十年代(1990)初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场景:小脚、长辩、大烟袋。

多少年来,海外华人以自己的隐忍和辛勤劳作,在陌生的世界里求生存。尽管较之许多其他族裔,华人算得上人数众多,但他们在许多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却少有声息,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族裔”。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曾沸腾了几代人的热血。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就让海外华人倾心相许。在外艰辛打拼的中国人,稍有积蓄,就回报祖国,或为家乡铺路架桥,或投资教育,捐助学校。遇到自然灾害,他们更是义不容辞,慷慨解囊。

无极作为一位旅居法国的“少数族裔”,民族自尊感让他不自觉地沿袭中国读书人“克己复礼”的传统习惯,将家族灾难埋在心底,以维护祖国的尊严。

赵无极的心结――其父辈的心结。海外华人的心结。所有中国人的心结!

1964年,法国作为西方大国,第一个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赵无极追忆说,“一天,我请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做一本书,(指「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1962年展出赵无极的10幅版画,由安德烈.马尔罗著文)他说;你到处都为法国展览,你为什么不做法国人?我也没什么反对的,那么两年后我就加入了法国籍。”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无极在法国有身份认同困惑,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法国与中国建交,法国承认了中国,他接受了法国。是巧合,也是必然。

无极说:“当时完全相信毛泽东,许多年以后才改变了看法。”

1985年,受母校邀请,赵无极回国讲学。他将自己的体验传授给中国的年轻学子,以慰父在天之灵――这近乎愚钝的拳拳之心,却更加真挚感人。无极说:“在一个月里教了来自全国各地八所学院的近三十名学生,我太太教现代艺术史,这个书就是她写的,里边可能有美琴的照片。”他打开我面前的「自画像」,翻到美琴的照片让我看。果然,好一个典雅、秀气的女子。“她过世了,才42岁”。无极说着,语气略显黯淡。我暗自惋惜,目光停留在照片上。
“那么,对你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转而问道。

“不知道了”。赵无极少有地朗声大笑,一边带我看他的珍藏。在一个中国传统格形饰柜上,陈设着战国时代的铜鼎和青瓷等稀世古董。无极感叹地说:“其实中国的传统这么大 ,这么多好的东西,可以给你很多启发。比如中国的铜器我就非常喜欢,都是真正中国的东西。我回去中国就是看这些。我看过早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墓地,叫霍去病,他21岁就是将军了,他的墓雕好的不得了。”

无极告诉我:“去杭州中国美院教书的时候,他们当时受苏联的 影 响大的不得了,我对他们说: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改正你们受苏联的影响。中国这么丰富的传统,结果你们找最不好的画,最不好的国家来做你们的示范。而且来的 老师都不是最好的画家,苏联不会派最好的画家到中国来。他们要我教他们抽象画,我说我只能教你们基本的东西,抽象画是你自己需要才画,并不是为了画而画。 感情上你要有这个需要和冲动。我说,你们不用眼睛看现实的东西,中国画没进步就是这个毛病。你们画的画都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摆一个模特儿在那,还 没有开始,就先把颜色调好了,这简直是开玩笑。规范化的东西太多,你们是在记忆力里画画。”

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凝聚着赵无极 一生的体验。他就是要唤醒学生的自主创作意识。不止一次,他对友人说:“如果当年我的老师能告诉我这些,我要少走多少弯路啊!”对此,当年参加赵无极讲席班的学员,至今心怀感念。自那时起,赵无极与母校的联系从未中断,每年都会寄书寄卡,还给版画系送专业印刷机。

在无极的母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具象派艺术家司徒立(Szeto Lap)也是一例。司徒立于1975年,经香港旅居巴黎,在法国艺术界崭露头角,并很快融入主流艺术圈。1988年他回广州探亲时,寻找幼时玩耍的街巷,却看不到一丝让他梦魂牵绕的“烟火”痕迹。整个广州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迷茫中他一跺脚“打道回法”,且认他乡作故乡。但没过多久,他就重返大陆,先后在西安美院和杭州中国美院任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将融贯中西的艺术理念付诸实践,"为二十一世纪艺术寻找方向"(金观涛语)。同时,他还引荐了一批法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如画家阿希加(Arikha)、森.山方(S. Szafran)、雕塑家雷蒙.马 松(R. Mason)、摄影大师布列松(H. C. Bresson)等。现在,司徒立这位极富人文关怀,志在创造艺术生活的艺术家,每年往返于巴黎、杭州两地,风尘仆仆,乐此不疲。

这就是海外华人,对故土的眷恋,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虽九死其犹未悔”。

赵无极之前有林凤眠,赵无极之后有司徒立。杭州中国美院可谓幸矣。

友谊和分享的艺术人格

赵无极的思维跳跃着,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说:“我在这里从没有感觉到种族歧视”。语气颇为欣慰、自在。

八十年代(1980)末,一大批落脚巴黎的中国人都记得,法国朋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随便你(您)愿意”(comme tu veux/ comme  vous voulez)。对于一切都习惯被组织安排的人们来说,很是困惑,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象一群被驯化的鸟儿,安于被关起来的那片小天地,一旦打开笼子,反而飞不起来了。一时间出现迷茫、失落,有些人甚至面目全非。但是,四十年代(1940)末离国出走的赵无极,没有经过这种驯化。他自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须他人做主。
作为艺术家,赵无极认为法国的情况要比美国好。他说:“我在这里画我的画,没有人来麻烦我。 在美国就有点麻烦。画廊、批评家、收藏家都应该有关系才行。美国到底是讲钱,画商什么的地位非常高,批评家也非常重要。我从1952年开始就同美国有合作,去了美国好多次,有过两个很大的画商,他们都叫我住在美国,但我还是喜欢法国。我在法国做画家很自由。”

法国的确是一个充满艺术请调的浪漫国度。法国的浪漫,绝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多情风流。法国的浪漫,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人文精神。前提是基于对人的尊重,对生命乃至人类文明的敬畏。正因为此,法国是艺术家的天堂和避难所。英国19世纪最令人扼腕的天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 1900),因“有伤风化”的 同性恋情,遭到毁誉和监禁。出狱后他离开让他声名狼藉的英国,来到巴黎。法国艺术家象欢迎一个受到不平待遇的天才那样给予了他很大的精神慰藉。三年后作家 死于贫病交迫。我曾问一位法国作家,何以至此?对方惋惜地说,他有自己的生活圈,许多朋友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境况。否则情况可能不会那样糟糕。是什么影响了 王尔德不伸手求援?我理解是他的自尊和教养。落魄的他,本想在法国平静度日,没想到让他受难的恋人再次背叛了他。他身心疲惫,精神处于崩溃绝望状态。他不 愿以这种不堪示人,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百多年来,在王尔德住过的巴黎美术街13号(Rue des Beaux-Arts),那个记录王尔德生卒简历的牌匾,色泽斑驳,但字迹依然清晰如新。他的剧作,每次上演,都一票难求。
法籍华裔作家、2000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也是如此。高行健之所以能够安心写作,与法国人对艺术家的尊重爱护是分不开的。据说高行健初到巴黎时,曾获得某项艺术基金。他要做 的仅仅是一年出一个剧本。至于什么作品?内容如何?则没有任何要求。正是这样,高行健可以自由地写作、绘画,完成和创作了「灵山」和多部剧作,其中包括一 些在大陆构思的作品和被毁的作品。

法国式浪漫,包括“不安分”。一方面极为慷慨宽容,一方面又极为挑剔和不满足。总是诘问,总是质疑。这种复杂特性或许会惹人厌烦,但往往也会让那些不可一世的人屏息收敛。总是激发人的创造性灵感。

赵无极遇到的,恰恰是这种种个性的组合。他的智慧和才能,让他得以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特别是“不安分”的个性,与他在艺术上的永不满足相得益彰,让他不断升华。喜欢文学诗歌、在音乐上也颇有天赋的赵无极,朋友间的往来,是那种典型的巴黎“艺术圈”交际。他和诗人、艺术家,以及外交官都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画室、画廊、咖啡馆、音乐会之间倘佯徘徊,一些精彩的词语和艺术灵感,就是在那些由岁月织成的悠悠长谈中碰撞出来的。

中国古有“高山流水觅知音”。在法国――也多亏在法国,赵无极这个纯粹的艺术家,感受到那些高贵心灵所具有的种种美德,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无极晚年,好友一个个离开人世,每当他翻阅私人信笺,总是感慨那些慷慨无私,不计个人利害的真挚友情。

赵无极与当代诗人、画家米修的知遇,是法国艺术界的一段佳话。才华横溢的米修,先是被赵无极的气质所吸引,继而一下子就看中了赵无极的8幅版画(1950年展出),“我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有名的诗人,我不会法文,他就给我的画配诗,替我出了一本书。然后他介绍我 给画廊做。”这个画廊的主人,就是权威画商皮埃尔.勒布(Pierre Loeb)。自1952年起,无极成为该画廊的长期画家。赵无极和米修的友谊宛如“高山流水”,一个以诗解画,一个以画读诗,极富“诗情画意”。赵无极与诗人夏尔的交往,也是诗画结缘。1957年他为夏尔的诗“花园里的同伴”(“Les Compagnons dans le Jardin”)配了四幅版画,至此他们长期合作,结为密友。赵无极先后以巨幅绘画向这两位诗人题名致敬,将他们深刻在自己的绘画中。

法国前卫派音乐大师埃德加.瓦黑斯(Edgar Varese,1883-1965),在赵无极的绘画中也刻下了痕迹。赵无极与瓦黑斯相识于1954年。瓦黑斯尝试新音乐的爆破,穿过寂静辽阔的宇宙,探寻人的灵性所需的新的可能性,正是无极要寻找的感觉。他1964年10月25日的三联巨作「向瓦黑斯致敬」(Hommage à Varese),极富音乐质感,是艺术灵感交流相撞的见证。而巨幅大画的构思,则来自于他1962年结识的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这位法国政界、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对中国很有感情。受他的建议和启发,无极开始尝试画巨幅大画。由此,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有灵感的绘画空间,开启了又一个新的绘画里程。

法国前总理、作家多米尼克.德.维尔班,是赵无极的崇拜者和忘年交。他不吝笔墨,以洋洋万言来描述赵无极和他的艺术。透过他那让人目眩的华丽辞藻,有一句话非常中肯地道出了赵无极的艺术人格,即:友谊和分享。他说:“赵无极的友谊不容有名无实,它们融入世界,日复一日随着感觉和心情表露出来。”(引自「在光线的迷宫中」)塞尚、马蒂斯、莫奈等艺术大师,都受到赵无极崇高的敬礼,并永存在他的画作中,与他共呼吸。

个性自由与情殇

在巴黎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赵无极,以一种哲人的眼光看生活。他认为,“生活好象就是这样的,总是有好有坏,不能够一直是一个样子”。他的感情生活,也是如此。

赵 无极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与他是门当户对的才女谢景兰,他们相恋于杭州艺专。几年后,当他们想要步入婚姻时,却逢祖父去世,一年内不得操办 婚事。(这一风俗在亚洲一些佛教国家多有延续,但并非不可变通,如老人临终时留下遗愿,要求已经订婚的孩子在他去世后马上完婚,或者异地结婚等――笔者 注。)于是,这对年轻恋人,在双方父母的应允下,几经漂泊,艰辛备尝,于1941年经河内到香港成婚。头生子出生七天就因患白血病而夭折。赵嘉陵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几年后他们不辞艰辛来到法国,应该说是艺术家最理想的归宿。为什么妻子却在他开始成名时而离家出走了呢?

可以想见,谢景兰当年是一个开朗活泼、多才多艺、向往自由的个性女孩。不然我们无法想象,她为了爱情而投学,并不辞辛苦随爱人到香港结婚。为了丈夫的理想而离开幼小的儿子,随夫来到举目无亲的法国。谢景兰再婚时已37岁――即使在当今也属人近中年。那个年代,一个已婚女子,在异国他乡,能够迈出这一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赵 无极用情专一。但由于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他是否顾及或者留意到妻子的心灵感受呢?据赵无极在「自画像」中描述,在前往法国的枯燥旅行中,他们乘坐的是二等 舱,男女分开,六人一组住在一起。除了一起用餐,无极常常一个人去空阔的餐厅消磨时间。那么当时谢景兰对陌生的国度和未来,憧憬中是否也有迷茫呢?抵达巴 黎后,赵无极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博物馆、画廊里。在这个过程中,巴黎这个洋溢着自由的艺术之都,给了谢景兰最大的释放空间。她也要成为一个画家,而不仅仅作为欣赏丈夫绘画的贤妻。从这点可以看出,无极与景兰,两人太相似了。景兰不仅有才情,同时也有与丈夫一样的理想追求。激情一旦释放,她便成了一个中国现代版的“娜拉”。其中,她与法国音乐家马赛.范.甸南(Marcel van Thienen,1922-1998)的爱情,是契机,也是动力。

客 观地说,这种情殇,是两个人的情殇。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则是被动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变异,结局将会很难推断。他们的儿子赵嘉陵说:如果母 亲没有离家出走,那么世界上多了一个幸福家庭,却少了一个艺术家。其实未必。也有可能世界上少了一个艺术家,多了一个不幸的家庭。谢景兰的出走,让赵无极 深陷痛苦,男性自尊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以释怀。但话说回来,没有这一段,赵无极大概不会有“自由恋爱”的体验。谢景兰是赵无极遇到的第一个女子,虽然他们是青梅竹马,但这与自由恋爱是不同的。赵无极先后画于1955年和1957年的画作「我们俩」,透露出感情变化的过程。前者以蓝色为底色,两个线型人体在画面中间,看似表面平静的 “两人世界”,压抑着内在的紧张。后者,线条粗重交错,光在挣扎,两个相对无语的人影,占据着空间。黯淡的光晕,向黑暗蔓延。表现出情感陷入困境的痛苦与无奈。

受到沉重打击的赵无极,不得不放下画笔,离开巴黎,前往美国看望弟弟无违,在好友陪同下,游览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夏威夷等地。期间,他结识了美国画商塞缪尔.库兹(Samuel Kootz), 成为他在美国的重要经销商。伤感中的无极,事后才知道,机缘正在悄悄地眷顾于他。当他经日本到香港逗留期间,库兹就了朋友到巴黎去看他的工作室。他则在香 港遇到了有一双儿女,离异不久的影星陈美琴。两人一见钟情,双双陷入情网。爱情的力量冲破了一切世俗考量,以致其它一切问题如美琴的工作、孩子等等,都不 在话下。热恋半年后,美琴随赵无极来到了巴黎。与景兰不同,美琴是一个温婉秀雅的传统女性。一旦拥有了爱情,她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在巴黎 从头开始,学习自己热衷的雕塑艺术。正是这一段婚姻,丰富了赵无极的情感生活,同时也启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业界人士将这一阶段看作他绘画生涯的最佳状态 期。

1972年,美琴因病自杀身亡。是不堪病痛折磨?还是不忍无极守在病榻旁不思绘画?恐怕二者都有。据说美琴自杀前,在给她的小学同学兼“闺蜜”的便函中,用红笔写下七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红字暗喻绝笔,引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句七言诗,显然在昭示她与无极的爱情,不难理解为表白和诀别。可见美琴去意已决。于美琴,是爱的心迹。于无极,是爱的情殇。这次遭遇,让无极重拾中国笔墨,以中国绘画之“轻”,抒发情感之重。美琴离世,他泣然停笔,再次踏上旅程以疗伤。约一年半后,他创作“怀念美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巨幅画作,表达出画家缠绵、忧伤、不尽思念的绵绵情怀。画家用明黄为底色,渐渐过度到橘红。笔触粗重有力,光在吟唱。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爱的洗礼,画家以一幅庄严的“弥撒曲”,来纪念美琴,将这段爱情刻入画中,成为永恒。

法国女人弗兰索瓦

弗 兰索瓦是赵无极的第三任妻子。1973年5月,在巴黎大皇宫的一次展览中,她与赵无极相识,陪伴赵无极四十年之久。她既是赵无极生活的亲密伴侣,又是他的 艺术知音和得力助手。因了所谓的“财产纠纷”,(笔者以为,遗产问题,自有遗嘱和法律可循,他人应无权置喙。)有中文媒体称弗兰索瓦与赵无极是一段失败的 婚姻,说她“包办一切”,不让赵无极与中国人来往云云――或许纯属私人间的某种揣测,在媒体上喧嚣,似乎有失厚道。在这里,那种“非我族类”,必当损之的 意识非常浓厚。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一个中国女人身上,会是“一个成功男人后面默默付出的女人”。而发生在一个法国女人身上,则成了“包办一切”。赵无极象是 被“绑架”了――这似乎不合常理,是对赵无极的不恭不敬。还是一种阿Q式的“第三世界心态”,自轻而轻人。因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连人家的婚姻本身都否 认了。

无须讳言。初次见面,赵无极就亲口对我说,他初到巴黎时,与中国画家的来往比较频繁。但他同时感到那时在巴黎的中国画家,整天都是跟中国人在一起,与西方社会没有联系。渐渐地,“我同中国人很少来往,经常同外国人来往。”他还经常告诫初到法国的晚辈:第一,学好法文;第二,不要跟中国人来往;第三,融入法国。显然,“不要跟中国人来往”,应是赵无极的个人意愿,与他的妻子弗兰索瓦无关。

曾 几何时,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旦忙于自身事务,无暇他顾时,来自同胞的第一个质问就是:不与中国人来往。在国内,你择友也好,隐居也罢,没人会说你不与中 国人来往。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国外,就和国族挂钩了。与谁交往与否,难道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吗?在海外,中国人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什么 人都有,无异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族群。但却更浓缩,“圈子”更小,几乎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孟母三迁,“迁”的不仅仅是地方,而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那 个“圈子”。居家生活,无论是谁,你要活得有尊严,(在这方面,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尤为看重。)同时又要兼顾事业与家庭,谁都不可能来者不拒。况且,一旦习 惯了西方社会尊重个人权利的生存环境后,人际关系自然变得清爽简单,不再愿意如在国内那样,让自己陷入那种不可自主的复杂人事纠缠中。

事 实上,赵无极与中国人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如同传统读书人的习惯,他的交往均为“君子之交”,如贝聿铭、程抱一、朱德群等等。他们之间有默契、重承诺、心 灵相通,几年不见,也不会生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辛勤耕耘,一封短笺或一个电话,都会得到毫无杂质的响应。当然这种“神交”仅仅限于智者。

那么,弗兰索瓦究竟若何?她与赵无极长达数十年的情感生活对彼此双方意味着什么呢?

与 许多同龄人一样,弗兰索瓦是一个独立的、事业有成的女子。她17岁时,就通过一次画展,对赵无极心怀仰慕。九年之后,作为一名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26岁的 实习生,弗兰索瓦与比自己年长两倍的赵无极相识。四年后两人步入婚姻。是时,她已经通过了竞争激烈的,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资格考试。年轻有为的法国 姑娘,爱上一个与父辈同龄的中国裔画家,打动她的,是艺术家本身的气质。正因为此,婚后她承担了一切琐碎事务,并施展自己精通的业务才华,让赵无极能够专 心绘画,不会因为那些无聊的报表纸张而费心,也不用担心繁多的展出与具体操办,以及应对各种行政信函。在日常生活中,弗兰索瓦更是悉心照料无极的饮食起 居,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没有真爱,是做不到的。

一 位旅居法国的中国艺术家,曾对我谈到与他同甘共苦的法国妻子,感慨地说,在他的婚恋经历中,只有法国女人可以做到这一步:不论你处境如何,都不离不弃,从 不抱怨。另一位朋友的异国恋情也是如此。风华正茂的法国姑娘,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与他相爱了。婚后经历十多年的艰难困苦,先是她刻苦努力,通过艰巨的师资 考试,教书养家,以支持丈夫的苦读之旅。现在这位已有三个孩子的朋友,如愿以偿地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得到同样竞争激烈的法国某大学教授的职位。这些实例都 告诉我们,具爱情正能量的婚姻是怎样炼成的。不似现在,“爱情变奏曲”在中国大陆震耳欲聋,婚恋普遍含有太多的“杂质”,“婚姻价更高”成为当下的一种 “时尚”,困扰着许许多多有志向、无背景的青年男女。

赵无极“向弗兰索瓦致敬 ”

再来看弗兰索瓦,她精湛、丰富的专业知识,不仅成就了她的事业,也成功地为无极所用,为无极的绘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1977年 新婚伊始,赵无极即带弗兰索瓦到纽约,与好友贝聿铭夫妇和库兹夫妇会面。返回巴黎后,他们又应邀到罗马参观访问。这次艺术之旅,似乎寓言了他们的婚姻旅 程。1980年,无极与弗兰索瓦的对话录「油墨」(Encres),是他们之间艺术共识的结果。「油墨」由米修作序,在巴黎法兰西画廊(Galerie de France)主办的水墨展上同步展出。次年,赵无极首次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画廊(Galeries Nationales du Grand Palais) 举办个展,标志着法国国家级美术馆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这个展览,于1981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日本福冈、东京、京都等五个城市,以及香港艺术中 心、新加坡国立现代美术馆展出。至此,赵无极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绘画大师行列。在“各显身手三五年”的时代,赵无极能够长时期地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弗兰 索瓦功不可没。

有 几个细节令人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弗兰索瓦终于说服丈夫,带她来到阔别近四十年的上海外滩码头。在那里,她”按图索骥“,想象那张“全家 福”上的告别情景,以及稍后降临在无极父亲身上的厄运,久久地沉默在哀思中。无极触景伤情,几次催她离开,她都没有应答。看到她神情戚然,无极深为动容, 转而向她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指给她看当年曾让国人备感屈辱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遗迹”。

那次中国之行,让弗兰索瓦深受震撼。她与无极合著的赵无极传记「自画像」,大概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想法。她将丈夫的梦魇和回忆,用法文写了出来,让丈夫的积郁得以抒解一二。书中对丈夫与第二任前妻陈美琴的爱情,决不惜墨,并选用了美琴最美丽的照片,以为怀念。

1985年陪同无极在中国讲学时,身为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弗兰索瓦,授课之余,慷慨应允丈夫约请,为那些从来没有见过西方模特儿的中国年轻学子当模特儿,帮助他们画画。

赵无极分别于1979年和2008年两次向法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上百幅版画和书籍,也是经弗兰索瓦具体筹办的。

不 仅如此,1980年,赵无极的独生子赵嘉陵一家三口移居法国后,赵无极夫妇几乎每年圣诞、新年期间,或在巴黎古堡别墅,或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岸,都要与赵嘉 陵一家三口、以及无极的第二任前妻美琴与前夫所生之女赵善美(随赵无极的姓)团聚一堂。每次聚会,都离不开弗兰索瓦的费心操办。弗兰索瓦理解,丈夫对嘉陵 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困窘常怀愧疚与自责,她尽力帮助丈夫找回那份曾经缺失的亲情。

在 赵无极2005年生病到2013年离世的八年间里,弗兰索瓦自始至终陪伴在丈夫身边,和他一起面对疾病。无极患病之初,她即陪伴无极回到故土,帮助无极寻 找他那深埋在心底的记忆,以期了却心愿,控制病情发展。这一切,都浮现在无极此后的绘画中。意识逐渐涣散的无极,全凭“下意识”画画,呈现的全是记忆深处 埋藏的东西。无论油画、水彩、还是国画,信笔涂来,都是桃红柳绿,都是“忆江南”。他于2005年11月6日完成的巨幅油画「向塞尚致敬」(Hommage à Cézanne),更象艺术家跨越时空的以故乡(江南)向故乡(普罗旺斯)的深情表白。这让弗兰索瓦感怀不已。在赵无极的最后岁月,她毅然选择瑞士莱蒙湖畔(Leman Lake)作为丈夫的疗养地,让他在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环境里,从容地走完一生。是时,赵无极的老年脑退化症日趋明显,思维和辨识能力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他留在巴黎,或是送去养老院,无论在谁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还可省却许多周折和烦扰。但是,弗兰索瓦没有这样做。她深知,丈夫一生都眷恋着他那度过似水年华的家园,她要让丈夫“重返家园”。莱蒙湖畔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是丈夫梦中的故乡景色,具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条件。果然,迁去不久,赵无极的病情得以稳定,精神气色都好多了。

弗兰索瓦这样一种堪称宗教般的情感,表达出对生命尊严的最高敬意。她是否想到了丈夫的父亲?她要以此来慰藉那个让无极痛心一生的生命吗?抑或她是在照料两个人的生命?

早在2003年10月,赵无极就画有题名“向弗兰索瓦致敬”(Hommage à Françoise)的巨幅画作。据说赵无极曾于2002年大病一场,幸得弗兰索瓦无微不至地照料。病愈的他,以 画表意。如同马蒂斯为异国知己绘画的作品“红色餐桌”一样,赵无极以极具感染力的红色画面,向弗兰索瓦致敬。画面右下方的粉色,含温柔、纯真,优雅之义。 左侧黑色线条苍劲有力,让人想到冬梅,与粉色一起融入大面积的红色。寓意温暖、幸福、吉祥。整个画面色彩纯净、柔和。重情如赵无极,对这位比自己的儿子嘉 陵还要小几岁的妻子,是否心怀歉疚?是用绘画来记录虽不似青年男女那么激情昂扬,却真实感人、相濡以沫的漫长岁月吧?又或许是,他要以画为证,对妻子表示 深深的感激和祝福吧?不言而喻,赵无极对弗兰索瓦相知至深。

如果说,赵无极与谢景兰,是铭心刻骨的初恋婚姻;与美琴是两情相悦的自由爱情,那么他与弗兰索瓦,则是亦妻亦友,琴瑟和鸣的真挚恋情。经历过两段情殇的赵无极,在弗兰索瓦这个充满知性的港湾里,找到了情感的归宿,走完了他完整的艺术人生。

据说赵无极的最后杰作,是将他用了一辈子的画架,涂成了粉色――这是感情的色彩吧?!

“让已逝的人灵魂安息”

赵无极于2013年4月9日病逝。同年7月18日,是赵无极去世百日祭。迎着晨曦,我前往蒙巴拉斯公墓拜谒赵无极墓地,以自己的方式,悼念这位葬于异国他乡的同胞前辈。

赵无极的遗体安葬在公墓中心的1号区域,与第二任妻子美琴同墓。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巴黎“朝圣”, 逾一个甲子年的绘画生涯,创下“无极”的艺术,到入土于此,可谓“生于斯,葬于斯”。

赵 无极的墓雕是美琴的作品,那是一对叠垒的石雕,寓意两人永远在一起。黑色大理石墓上,有两行竖排的中文手写铭刻,一看便知,那是赵无极的笔迹。内容从右向 左并排写着:爱妻七妹之墓,您的七哥无极。美琴共有九姐妹,她排行第七,故称七妹。有七妹必有七哥,尽管无极是家中长子。这里七妹、七哥显然是无极与美琴 之间的昵称――典型的传统中国式浪漫。由于年成太久,字迹上的镀金早已脱落。墓碑下端横排在美琴生卒年月之后的,是新雕刻的镀金铭文,用法文写着赵无极的 名字、职业和生卒日期。

从无极的题字来看,无极与前妻美琴同墓,应该是无极和美琴生前的盟誓。但实现这一夙愿,则显然是已为遗孀的弗兰索瓦遵嘱完成的。沧然和感动让我一时思绪万千。

想 当年,赵无极飘洋过海来到巴黎,两任前妻,一个离家别恋,一个红颜薄命。弗兰索瓦――这个法国女人,与无极风风雨雨数十年。她不仅为无极和无极的艺术撑起 了一片天,还为无极养老送终,极尽尊荣。情义所至,令人动容。这一切,没有大爱恐怕是难以做到的。而仁厚大度至此,又岂是世间有形之万物所能企及!

让人难堪、但不得不说的是,丈夫尸骨未寒,孑然孤身、年近七旬的弗兰索瓦,却遭到那些操着丈夫“母语”的人们泼来的“冰冷的水”。在那里,我们从弗兰索瓦身上真切感受到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充斥的全是“羡慕嫉妒恨”,却又怎一个“恨”字了得?!这种 “第三世界心态”反射下的粗暴与狂妄,毫无耻感可言。此等情状,实实令人无地自容。陷国人于不义甚矣!

离开墓地,步行约10分 钟,就到了赵无极的住宅(故居)。还是那条街,还是那道门。我没有犹豫就拨通了他的电话――知道可能没人接,但即使是电话空洞的长音,也让我确定,这是无 极的家。人走楼空,不禁怅然。顶着正午的太阳,前往赵无极早期学习过的大茅屋艺术学院。那是一条典型的巴黎拉丁街区,质朴无华。推门进去,窄窄的走廊里, 有几个人正在等待,年龄、国籍不等。目光相遇,便友好地点头致意――这大概也是无极第一次来时,所享受的“礼遇”。穿过走廊,是一个不大的厅堂,四周全是带锁的小壁柜,是学生用来放工具的。顺着左手楼梯走上去,有的教室正在上课。这里人气依然,还是早年赵无极学习时的场景氛围,让我稍感慰藉。

这一天,作为拜谒赵无极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前往先贤寺。去那里的想法由来已久,是因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引起的。在赵无极的纪念日里,去先贤寺,则有另外一层想法。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位时,有两件与艺术家相关的事,需要提及。其一是访问中国时,先后两次邀请赵无极陪同访问。其二,是2002年,将大仲马的棺柩,从他的故乡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êts)迁移到先贤寺,以纪念大仲马诞辰200周年。这两件事,说穿了,其实都是政治家的“政治镀金”。前者是好事,让赵无极这个民国时人,得以光荣地重返家园。使那些“共产”时人,对 “这一个存在”刮目相看。让赵无极和他的艺术得到国人的重视和了解,了却赵无极于父、于己的故国心结。第二件事,则有点不近情理,直白地说,是近乎粗暴。因为它有违作家本人的意愿。这是又一个被“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绑架”的例子。(大仲马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缘――笔者注。)年前,我前往马赛伊夫岛(Ile de Yves),该岛因囚禁大仲马名著主角基督山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而闻名。每天都有许多从马赛开来的轮班,带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慕名者。那天因不是周末,又是最早的轮班,只有我和另一位来自比利时的陌路人在这里下船。我在不大的岛上,静静地待了一个小时,浮想联翩。基督山能从四周环水的孤岛上逃走,大仲马却从风光明媚的墓地园林,被“风光”地 “带”到了包围严实的水泥结构中。即便是先贤寺,于他何干?幸乎?悲乎?

在先贤寺,我心情复杂地拜谒了大仲马。他与雨果、左拉在同一个单元。邻近处,还有赵无极的朋友、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 尔罗的棺墓。并非杞人忧天。我担心某一天,某位政治家需要时,或许会想到赵无极这个中国裔艺术家。有媒体说,赵无极对法兰西院士的头衔并不十分在意――这 正是巴尔扎克极为赞赏的天才艺术家的品性。智者如斯,是否有所预见,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头衔离先贤寺并不遥远。假如政治家需要的话,就能“派上用场”。据说,思图“改变法国”的现任总统奥朗德(Hollande),眼下最急需的是“女性”死者。因为先贤寺“女棺”寥寥无几,那儿基本上还是“男人的世界”。将男女平等进行到墓地,奥朗德应该能在 “开国际先例”之榜上留名吧!?

这件事告诉我们,最不可靠的是政治。政治家亦然。

有尊严地告别生命,也包括生者对逝者遗愿最大程度的尊重。可叹大仲马天性纯朴,以为自己选好墓地就行了,却没有确切地说,“其它地方哪儿也不去,先贤寺也不去。”盛名如斯,两百年后仍能被落寞的政治家用来助力,可谓神哉。所幸,更多的法国文豪、艺术家,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墓地“自由安息”,人们可以随时前去拜谒。所幸,赵无极与爱妻陈美琴同葬一起。而先贤寺,则是没有家人的。就是说,即使死了也不能在一起。就象北京的八宝山一样,有“资格”进了这个革命公墓,就不能与家人同葬。看来,一旦有了“政治生命”,(他)人的生命就必然要屈尊让位。

达芬奇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衷心祝愿辛劳一世的赵无极,与爱妻陈美琴在这里幸福长眠。

深深祝福赵无极终身不渝的知己红颜弗兰索瓦.马凯幸福吉祥。

斯如此,赵无极将得以安息。

安琪初稿始于赵无极百日祭(2013年7月18日 ),2013年12月修改。2014年1月29日完成于巴黎三昧聊斋。
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4年3-4月号,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参考资料:

「赵无极自画像」(Zao Wou-Ki Autoportrait)Zao Wou-Ki et Françoise Marquet 著,Fayard出版社 1988年出版。

「安琪采访笔记」1997年3月12日。

「向赵无极缘起」――季玉年,深圳文艺网 2010年3月21日

「赵无极――1935-2010」――大型纪念画册,法国Flammarion出版社2012年法文版。

「在光线的迷宫中」――「赵无极」序。作者:多米尼克 . 德 . 维尔班 (Dominique De Villepin)。

「绘画的姿态」――司徒立在中国油画院的学术演讲。

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新浪、中文百科在线、艺典中国、舞音动影等网站艺术家词条。

赵无极艺术生涯小档案:

赵无极,法文名Zao Wou-Ki。1920年2月1日,(一说生于1921年2月13日。此处以墓碑铭刻日期为准。)生于北京。

2013年4月9日在瑞士病逝。同年4月16日,安葬于巴黎蒙巴拉斯公墓。

1935年,赵无极进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原浙江美术学院前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学习。师从林凤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8年移居法国前,曾先后在重庆(1941)和上海(1947)举办个人画展。

1949年5月,克兹画廊(Galerie Creuze)举办了赵无极在巴黎的首次个展。

1951年,参加在瑞士举办的画展,看到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绘画,找到了他进入西方现代绘画之门的钥匙。逐渐放弃具象绘画,转向抽象绘画。

1950-1970年代,是学习、探讨和成熟期。在法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地举办画展。自六十年代(1960)起,开始尝试巨幅画作,创作有灵感的空间感。

1980-1990年代起,画作从符号、色彩、到空间自然融合,日臻完美,形成“无极”的独特画风。

所获荣誉:

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此前,他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日本帝国艺术大奖等。曾任巴黎国家高等艺术设计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arts decoratifs)壁画导师。荣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名誉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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