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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龙与陈超探长

音频 15:33
作者: 索菲

生活在美国的上海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侦探小说家裘小龙在前来参加第34届巴黎国际书展之际,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设在巴黎书展的播音间里接受了本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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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现在回到您的创作,您的陈探长系列小说如此成功,小说背景经常是上海,西方人如此喜欢,这个诀窍到底是什么?

裘小龙: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比较幸运。因为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多,大家的兴趣越来越感浓,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现在写中国当代的作家也不多;另一个可能,就是用外语在写作,而且我现在也是经常是在国外,我在国外的时间比在上海的时间更多,这个当然有它的不利的地方。因为毕竟不可能象上海的这些作家每天都生活在那里,但是反过来说呢,这也给了一种距离,而且也给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因为说到底,就象我们在西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我们的视角肯定也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或许就象苏东坡的庐山的诗那样,你有时候离得太近了,你老在这个里面,你反而看不清楚。那么我想,经常能够跳到这个山外面看,有时倒也反而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法广:您书中的背景经常是您的故乡--上海,里边也不乏有您生活过的年代-文革,特别是在《红旗袍》这本书里,主要是排解乡愁、还是反思那个时代呢?

裘小龙:两个因素都有吧!肯定有乡愁的成份,比如说:我记得我在第一本,最早是无意识的写了不少关于上海的美食啊、文化啊!后来回想起来,可能真是一种乡愁,因为在我生活的美国那个城市,很难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那么有时写一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累积,一种补偿,有点像普鲁斯特写小饼干(小蛋糕),我想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也有反思的成份,比如刚才你提到的《红旗袍》,就讲到文革。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对文革的反思做得远远不够,包括前两年、薄熙来的时候,还唱红歌,这个我都是很担心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要把这个文革的教训,让更多的人来知道,这绝对是要做的事情。当然每个人的作法可能都不一样,我可能是在侦探小说里面,通过回忆把当时文革对人性那种摧残写下来。

法广:
您的侦探小说当中也经常偏重的是社会问题,对这个的考究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裘小龙:其实最早,我没有想写侦探小说,我是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说,可是我以前是写诗歌的,所以写着写着,就是觉得把他搞一个结构,然后我就想借着用侦探文学这么一个结构来讲我的故事。

因为现在在西方,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侦探文学,尤其在北欧,这么一个侦探文学的流派,它基本上是社会学,它不仅仅是讲这个人是怎么样把另一个人杀了,用怎么样的办法;它更加偏重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里面,这个案子发生的,在这个案子的背后,你又能看到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我(的写作)受这个流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法广:那您创作的灵感一般从何而来?或是如何取材?

裘小龙:有的是这种娱乐,比如说那本《红旗袍》,我最初的灵感其实是一张照片。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曾经,还在文革之前,看到过一张漂亮的照片,一个年轻的妈妈拉着一个孩子的手,说妈妈去那儿,但是没过了几年文革就发生了, 不知道怎么一来,就我们家也(被)抄家了,这张照片(登载的)这本杂志倒是没抄走,我倒是看到了这张照片,当时我年纪很小,我估计这个孩子也要倒霉了,这个妈妈也要倒霉了!因为这位妈妈穿着件旗袍,要知道文革一开始的时候,穿旗袍都倒霉,王光美就穿旗袍挨斗的,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就这个东西。所以我,小孩子的脑袋里就在想,这个孩子会发生是什么事情,他的妈妈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现在旗袍又流行了吗!在淮海路走,可以看到很多穿旗袍的,我觉得这是种历史的嘲讽。然后就想,唉,突然一下子就有了这么一种灵感:我要写本诗,里面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妈妈、也有这么一个孩子,文革当中,他们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悲剧;甚至在文革以后,那种阴影怎么又会影响到他们的今天。就很突然的,那天我在淮海路上走,就这么一个感觉就上来了。

当然它本身也许是一个谋杀案,这是侦探小说没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我更加侧重的一个社会主题,甚至文革在今天的阴影,我们都要去想。

法广:您已经写了近十部侦探小说,部部成功、人人都喜欢,那么您怕不怕今后重复自己?

裘小龙: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我每一本基本上都试着写一写不同的内容,用一种不同的手法。因为我以前学的就是文学专业,可能这方面我比较有利,能够稍微变一变;另外的一点,可能跟我最初的初衷也有关,因为我是想写社会的,所以可以说,每一本书除了侦探的细节之外,我都有社会的侧重。就是说,这本书比较多的是谈到腐败的问题,另外一本书谈到污染的问题,还有刚才谈到的文革后遗症的问题,所以每本书我基本上都能有一个不同的侧重点,当然还得是一个侦探故事,这样可能也多少避免了一种雷同的感觉。

法广:
您本来是个诗人,而且知道您是卞之琳的关门弟子。如今写起了侦探小说,固然您的侦探小说很有意思,那么今天创作诗的机会还多吗?

裘小龙:其实我的探长本人是个诗人,我的小说里面有不少诗,当然都是以探长的名义一直在写,也有不少是我把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到小说里去,这样一方面作,也是有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红楼梦啊、三国演义里诗词有很多的;不像当代小说里没有诗歌,古代小说里有诗歌。

另外一个呢,现在要写诗歌、发表诗歌很难,让诗歌拥有广大的读者更难。你能发表诗歌没问题,我在美国也发表,诗集发表,诗歌也得奖,但是读者太少了,只有几百个人。那我想这也许是个办法,在比较流行的小说里,去加入诗歌的元素,那么这样更多读者也就可以读到诗。最早的时候,我美国的编辑挺担心的:这样作大家能不能接受,但很奇怪,有不少读者反映他们喜欢里面的诗歌,所以现在就OK了,包括法国出版社,不管我在里面放多少诗歌都用。

法广:
那您现在手头有没有正在创作的小说,或者是您有什么新的小说的计划在酝酿?

裘小龙:有,我一个就在酝酿这本书以后的关于陈探长系列的小说;另外,除了这个系列之外,我也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连续性的短片小说集子,它都是根据上海一个里弄,一条弄堂里(的事)写的,但是我的结构是从四九年开始,每年一个故事,其实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是它又能连续起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般讲故事总是 有一个意义,想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在中国,把故事排列起来以后,也蛮悲惨的,比如说:这个故事在五十年代很有意义,把它(故事)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里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甚至是反面的意义了。比如说:文革时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他本来也应该是一种理想主意、狂热的(理想主义),他当时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看,这段人生就毫无意义。

所以,我觉得经常是: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意义往往是给后面的政治运动变化所决定的。所以我也希望这样一个集子,一方面用短篇小说来讲历史,因我每个短篇小说之前都有个黑板报,就是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一方面也希望以后这样的政治运动少一点,一般老百姓就是过日子,不要这么折腾,不停地折腾下去。

法广:在这第34届巴黎国际书展上,有上海作家代表团;您是上海人,从美国来。想请您对我们的听众想说点什么?

裘小龙:首先想向中文听众问好。因为到巴黎来,我经常见到不少中国的读者,巴黎有个凤凰书店,都很热情,我很高兴到这里来,我也很希望他们喜欢我的书。

我也见到从上海来的一位上海作家,我觉得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中国的故事、上海的故事,我祝愿他们这次在巴黎书展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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