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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传真

周舵痛批「民粹民主主义」

音频 03:37
RFI/Chine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史英强
11 分钟

一九八九年以来,周舵一直没有放弃反思和探索中国民主问题。而一般年轻人今天却不知道周舵是谁。早前,周舵就在《金融研究》上发表《论合理赤字》;在《歷史研究》上批评马克思歷史唯物主义……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周舵和刘晓波等四人与戒严部队谈判,成功疏散了佔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避免了最坏的结局。后来这四人中间,能够留在中国大陆,谈论中国问题,同时保有人身自由的,只有周舵。他一直极力主张「真相与和解」以解决六四问题。他的「渐进民主化」理论,在近年来在大陆开始產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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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在微博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毫不客气地批评民主幼稚病。他说,「大家谈了这麼多革命、民主、自由,可说的全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因為没有严格、公认的定义。这麼讨论问题,就好比两个拳击手不往对手身上打,专门踢裁判、打观眾一样。就这样,还想要民主?开口便错的水平,共识从何而来?」周舵出狱之后,於一九九二年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他惊讶地发现海外民运一致的激进革命,且热衷於内斗,「成天抓叛徒抓特务」。

周舵接受亚洲週刊採访时表示:「我是又急又气,实在忍不住,就开始笔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论战中成长,一点点发展出我自己的渐进民主论。」

他在笔战中批评高喊民主自由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看来,这类人的共同点是「用共產党的方法反对共產党」。这类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人群拥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宣称「代价再大中国人民也承受得起」,进而陷於激进的民粹民主主义。这成為他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渐进民主化」课题的开端。

在周舵看来,如果按照学术规范,这个课题根本不应该成立,他对亚洲週刊回忆了当初的忧虑,「太大,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无所不包。為了搞清一个概念,你就得读无数的文献,费尽心力,根据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从中找出可用的部分,然后形成系统理论」。这项工作非做不可,却没有人做。外国人有人做,但他们对中国的歷史和现状毕竟太隔膜,中文又这麼难,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外国人根本没法理解。周舵说「我在美国不过呆了一年多,回国以后好几个月找不到感觉,外国人来中国转几圈,怎麼可能了解中国」?周舵强调说「中国激进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专门唱高调,不负责任」。他总结称,渐进民主化是难度超乎想像的课题,「必须精读一流大师的大部头,还得融会贯通,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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